甲午戰前數年，日本軍部即向中國派遣大批特務，組成龐大的間諜網，蒐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地理山川、風俗人情等各方面情報。其中有個叫神尾光臣的“中國通”，專門監視李鴻章的行動。
從戰前高升號運兵船的行蹤，到大戰中的兵力調遣，到戰後馬關談判期間李鴻章與朝廷的電報，中方密電在日本高層眼中無祕密可言。
甲午戰爭之前，中方的高級電報密碼被日方破譯，這是導致清軍在戰前、戰中、戰後軍政各方面陷入被動的重要因素。作爲當時最先進、最昂貴的通訊技術，清朝方面對電報密碼的保密當然也是很重視的。那麼，日方情報部門是如何破譯這個密碼，獲得最高端機密情報的呢？
電報密碼失密造成中方慘重損失
日方破解中方密電碼後，作爲國家最高機密，僅限定幾個當事人知道，甚至絕大多數高級官員都並不知情。尤其讓日本政府竊喜的是，中方在多次談判期間沒有更換密碼，居然繼續使用公使館已經失密的電碼本。這使日本戰前即掌握了清廷出兵朝鮮的戰略意圖。
1894年7月，日本破解了中方電報密碼1個月後，清軍僱用“高升”號等英國輪船，祕密向朝鮮牙山運兵。由於行動電報被日軍破譯，日本艦隊發起偷襲，造成清軍損失慘重。黃海海戰前，日軍又從破譯電報得知北洋海軍將於9月15日運兵在大東溝登陸。於是，日本聯合艦隊在大東溝附近設伏，導致北洋水師慘敗。李鴻章赴日談判時，因日方破譯了中方的電報密碼，李與北京往返的密電內容及中方割地賠款的底線，全部爲日方所瞭解，因而整個和談的進程都在日方掌控之下……
對電報密碼失密的途徑，歷來有各種說法。
日本間諜成功滲透? 語言、電報專家聯手破譯?
甲午戰前數年，日本軍部即向中國派遣大批特務，組成龐大的間諜網，蒐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地理山川、風俗人情等各方面情報。其中有個叫神尾光臣的“中國通”，專門監視李鴻章的行動。
戰爭前夕，駐天津的日本領事每天“派奸細二三十，分赴各營各處偵探，並有改裝剃
發者”。一些要害部門如電報局、
軍械所，都混進了日本間諜，一些李鴻章
的往來機密文電和密碼都落入日本間諜之手—按此說法，電報密碼的失密之責，當然要落在李鴻章及其身邊人這裏。
這種說法存在了很多年，直到甲午戰爭期間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生前所著回憶錄出版，纔有了細節更豐富、看起來也更接近真相的第二種說法。
據宗澤亞的《清日戰爭》一書引日方史料披露，伊藤博文死去30年後，其遺著《機密日清戰爭》悄然在內部印刷發行。其中講了這樣一件事：1886年8月，北洋艦隊訪問日本長崎，期間發生了一件清軍水兵與當地警察衝突的惡性治安事件。事件中，一個名叫吳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到了一本中國人的小字典，小字典內的漢文字縱橫兩側，標註了0、1、2……9的小數字，電信專家立刻判定：這是清人電報用漢字譯電本，從譯電本中數字的組合規律，他們很快掌握了中方製造密碼的方法。
1894年6月22日，外相陸奧宗光設圈套，故意給清廷駐日公使汪鳳藻遞交了一份用漢語書寫的政府文書。次日，日方電信課就順利截獲了汪鳳藻向總理衙門報告該文書的電報。時任電信課長的佐藤愛麿憑以往的破譯經驗，結合早年掌握的清人制造密電碼的方法，仔細對照研究汪鳳藻密電的內容構造，佐藤最終成功破譯了清國公使館的電信密碼！
吳大五郎其人：學者還是間諜？
但伊藤博文這個說法的疑點是：是誰因爲鬥毆丟了作爲輔助密碼本的字典？再說誰會帶着這麼重要的東西在日本軍港上岸？吳大五郎是何許人也？他又是如何“拾到”寶貝字典的呢？
甲午戰爭期間，中田敬義是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的祕書，根據他在1938年的回憶，得知吳大五郎不是“拾到”中國電報明碼小字典的，日本外務省本就有這本書。吳大五郎是在騷亂期間利用截獲的中方電報，參照中國字典等資料，開始了對電報密碼的破譯準備。
清朝方面對電報密碼的保密其實是很重視的，並和各國一樣有電訊管制措施。否則從1886年吳大五郎開始，到1894年佐藤愛麿最終破譯，日本不至於用了8年時間，才最終完成破譯工作。
而“拾到”字典的吳大五郎，也不是一個普通人。
吳大五郎姓吳，父親叫吳碩三郎，是日籍華裔。既然是中日混血，吳大五郎當然對漢、日兩種語言文字都很熟悉，成了當時日本急需的“特種人才”，並被選送爲明治維新之後外務省首批赴華留學生。這些人表面是留學生，其實還兼刺探情報，有的乾脆就是職業間諜，來華前，他們也受過相關訓練。所以，除了留學生、學者之外，吳大五郎的第二重身份，正是間諜，戰略層面的文化間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