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海舟反對甲午戰爭的重要證據，是他在開戰時的一首詩：
鄰國交兵日，其軍更無名。可憐雞林肉，割以與魯英。
松浦引用當時處於外交中樞的林董的回憶，說道：“此次戰爭，如果僅就事論事的話，是頗爲無理的，勝安房亦以無名之師而論之。”認爲林董能夠理解海舟的“無名之師”之說，但是出於巨大的有形無形利益的考慮，而不顧道義發動了甲午戰爭。由此，“放棄了對清國或中國人所懷的畏懼之念，而以侮蔑感取代了”。接着他這樣評價勝海舟：“他從幕末以來一貫是亞洲同盟論者。一直維持着以東亞三國的團結扭轉歐美侵略的原則立場。沒有與清國對立而置身於歐美一方的思想。”強調勝海舟“對中國和朝鮮的敬畏，在戰前、戰後都沒有改變”。
爲什麼勝海舟認爲出師朝鮮是“無名之師”?松浦玲引用勝海舟1894年7月16日的一份上書草稿來說明。此草稿的內容可以歸納爲兩個方面，一方面他認爲清朝出兵朝鮮，非“清帝之兵”，即不是“清國的正規軍”，而是“宰輔之手兵”即“李鴻章的私兵”。他分析說：“將清朝的軍隊理解爲李鴻章的私兵，將李鴻章派遣的軍隊解釋爲私自的援助的話，那麼以對應於清國軍隊的出兵、在條約上被承認的對抗措施這種名分而派出的日本的軍隊，其名分就要失去了一半。”進而，他所引的勝海舟手稿中還說道：“嗚呼!出兵朝鮮之清軍，爲該國宰輔之手兵，非我王師之匹敵。彼若加以無禮驕慢，將可以討罪。然不可以此兵爲清國國軍，於此小事上爭雌雄。”對此，松浦玲解釋說：“日本雖然不應該出兵，而現實是已經出兵了。但是，即便發生衝突，也必須將其限於私鬥。因爲對方是私兵。萬一弄錯了，也不要將他們視爲清國的正規軍而挑起戰爭。”
另一方面，在此草稿中勝海舟反對應朝鮮內政改革而出兵，因爲日本自身的內政都問題重重。爲此松浦玲評價說，日本對朝鮮之事進行和平忠告的資格都沒有，海舟因此繼續呼籲作爲亞洲國家要相互協助。草稿中說：“爲向朝王說明派大使去，以邦家之前途、宇內特別是亞洲之形勢，懇篤說論，要以協力同心爲先務，此等事情，彼非不解。”“我不以此理相忠告，非鄰邦交際之實誼。”
綜合以上兩方面，松浦玲總結說：“海舟反對朝鮮出兵。反對出兵的日本軍隊與清國軍隊的衝突。反對以武力爲背景干涉朝鮮的內政。即便是和平的，也反對以先輩的架子進行忠告。必要的僅僅是提倡同爲亞洲國家的協力關係。總之，這時政府與軍部所做的一切他都反對，與他所認爲必要做的方向完全相反。”我們不懷疑勝海舟的“無名之師”及其對出師非難的良好初衷，但是隨着戰爭已經成爲事實及其戰爭的進展，仍堅持說他還是反對戰爭的，就明顯有些牽強甚至與歷史事實相悖。如上述“私兵”之說，即所謂“不可以此兵爲清國國軍”顯然是掩耳盜鈴。他對戰爭的支持態度，也有歌爲證。如他特意作了三首和歌題爲《送山縣將軍》：
勇武之師解逆鱗，盼君早日凱旋還。
鴨綠江上浪花高，精銳猛士氣昂昂。
旭日旗幟迎風展，插上高麗長白山。
如《冰川清話》的編纂者吉本襄所言，此歌“意氣昂然，爲真適合徵清餞行之作”。開戰時的“無名之師”到這裏變成了“勇武之師”。將中國和朝鮮視爲“不服從的仇敵”，鼓勵日本的“勇武之師”跨過鴨綠江，將日本的旭日旗插到長白山上，可見其氣概非同凡響。
還有，他在和歌的題目中直接用“徵清之師”，用和歌來表示對他們的慰問，而將所謂“私兵”的藉口拋到腦後，該和歌的題目是《聞遼東之地，入冬則凍寒不可喻，懷徵清之師而作》：
厚衿重疊人不知，風刀霜劍夜未眠。
還有比如對從外交上極力促成甲午戰爭的陸奧宗光，1897年勝海舟聽到他去世的消息，也寫了兩首和歌來表示哀悼：
愚婦莽夫亦有死，草革裹屍報皇恩。
一葉飄零而知秋，數此落葉獨傷神。
這時勝海舟自己已漸入老境，大概也想到這些年有棲川宮熾仁親王(1835-1895)、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等相繼去世，加上對伊藤博文爲首的藩閥政府的不滿，又得知陸奧宗光這位曾經在自己門下(神戶的海軍操練所)學習過的“淘氣包”也去世了，海舟曾經回憶說雖然陸奧不像他的同學伊東祐亨那樣時常來看望他，甚至到死都從來沒有來看望過，但他還是對陸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他“本來就是才子，很有辦事能力，也是一世之人傑”。上述哀歌雖然沒有直接提到陸奧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但是，就其在甲午戰爭中爲國家“鞠躬盡瘁”的“事實”，再聯繫到哀歌中的“草革裹屍”這一象徵着誓死尊皇的有名典故，也可以理解爲對陸奧“功績”的肯定吧。
在戰爭期間，最能夠反映勝海舟態度的，要算他在1895年1月給伊藤博文總理大臣的《愚存》，整篇文章很難看出他一味地反對戰爭的態度。相反，他開篇就說道：“戰鬥的勝敗在於能投軍機、使將士保其英氣。現在戰爭已經經過七個月，每戰每勝、軍機不弛，是由於將帥得其人與士兵之忠勇。現在凍寒之際，衣食不適度，病卒日增，國內之民衆漸唱異議，或恐軍機生鬆弛歟?其機既動，誠爲可恐可憂之極也。仰望將帥能明察其先兆、士兵愈益鼓舞振作其勇威、內閣大臣革新民衆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應問心無愧。”明顯是對持續七個月來戰爭每戰每勝的經驗總結，即將帥得其人、士兵忠勇，這毋寧說是對戰爭的肯定與讚賞。
能否籠統地說勝海舟反對甲午戰爭，看來還值得探討。如果說“勝海舟不是擔心敗給中國而反對戰爭”，那麼他是不是因爲對中國友善而反對向中國發動戰爭呢?我認爲也不是。比如，到戰爭發展到有“講和”的動向之時，他反對日本方面坐等清政府派遣的講和使到來，而主張日本方面主動地“自行去天津直接進行談判，亦無任何忌憚”。他說：“支那人雖說愚頑，如果以誠意與信仰來解釋光明正大的道理與東洋的將來，難道不能使之一旦貫通而覺醒嗎?”顯然他認爲“光明正大的道理”是在日本方面的，而此時他心目中的“支那人”無疑是需要先覺的日本人去加以開導才能覺醒的。當然，聯合亞洲以對抗歐美的思想因素不可否認，但是更多的是出於對日本國內政治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