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設置兩個以上的首都的制度，常被稱爲“兩都制”或“兩京制”。
元朝的皇帝就跟候鳥似的，在大都、上都兩個都城之間來回跑，十分有趣，這就是著名的元代兩都巡幸制度。
這一制度的產生，既有歷史的影響，也有現實的推動，元朝因這一制度而興，也因這一制度而喪。
遊牧與定居
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權。
1206年蒙古貴族們在斡難河畔尊鐵木真爲“成吉思汗”，此後幾十年的世界舞臺，幾乎就是這些馬背漢子們的獨角戲。
成吉思汗(蒙古語：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鮑培轉寫：Činggis qaγan，祕史記音：成吉思·中合罕[6]，西裏爾字母：Чингис хаан， 國際音標：[tʃiŋɡɪs xaːŋ] 聆聽;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元太祖，又稱成吉思皇帝[7]，成吉思可汗[8]，蒙古人，蒙古帝國奠基者、政治家、軍事統帥，皇帝[9][10](...從遠東朝鮮半島的大同江，到歐洲的多瑙河，兵鋒所向，一個又一個國家隨着黑色蘇魯錠的豎起而倒下。
蒙古人在建立龐大帝國的同時，也受到新徵服區域的文化影響。
比如蒙古窩闊臺汗七年，他們在漠北草原的腹心修建了一座仿漢制的城池，這便是哈拉和林城。
而哈拉和林的修建，也標誌着大蒙古國開始由遊牧草原帝國向定居的中央集權國家靠攏。
實際上，在元代二百多年前，橫亙北中國的一個龐大帝國——遼國，就已經徘徊於遊牧與定居之間。
一方面，遼國在草原上修建了作爲都城的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另一方面，遼國的一切重大政治問題均在各處捺鉢隨時決定。
因氣候、自然條件的制約而形成的四時捺鉢，延續着契丹這個古老民族的遊牧習性。
遼國的接班人——起家於白山黑水間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也沿襲了這一制度，雖然金朝的都城定在上京、中都，可金朝皇帝也有在各地離宮別苑巡幸的習慣。
此時的蒙古人同樣如此，雖然哈拉和林城已經修建，可四處遊蕩放羊式的這種習慣並沒有改變，
“春，帝居萬安宮一月，居揭揭察哈殿二月;夏，避暑於昔剌斡兒朵;秋，居於闊闊腦兒行宮;冬，大獵於汪吉河”，“率以爲常”。
上都與大都
蒙哥繼任蒙哥大汗之後，其負責總領漠南漢地事務的弟弟忽必烈，駐蹕於金代皇帝遊幸避暑的景明宮，也就是今天的錫林郭勒金蓮川草原附近，修築了一座城池，名曰開平。
新興的開平城實際上充當了大蒙古國在中原漢地政治中心的角色。
而在蒙哥汗去世之後，忽必烈依靠中原強大的經濟實力，擊敗了以哈拉和林爲中心爭奪大汗之位的阿里不哥，成爲新一任蒙古大汗。
隨後，熱心於漢文化的忽必烈將開平城定爲“上都”，開平成爲大蒙古國新的政治中心。
忽必烈深知富庶的中原纔是他一統天下的有力武器，隨着蒙古與南宋的戰爭日趨白熱化，偏處草原南緣的開平城似乎不足以統領廣闊的中原地區。
於是在1264年，忽必烈把位於今天北京市的原金朝首都——金中都，定爲陪都，不久又遷都至此，將草原的上都開平府作爲陪都。
金中都在1151年被定爲金朝首都，到1215年被蒙古人攻陷，六十多年的都城生涯，見證了金朝最爲輝煌的時刻。然而等忽必烈遷都至此的時候，此地卻是滿目瘡痍，戰火摧毀了這座曾經繁華一時的城市。
金朝政府早已南遷至黃河南岸的開封，而蒙古政府卻又在遙遠的草原，沒落的金中都被改名燕京，在屠刀與混亂中苟延殘喘。
忽必烈本想以金中都爲都城，但是殘毀嚴重的中都已經喪失了防禦作用。
而且因爲蒙古任命的燕京守將貪婪暴虐，日常殺人爲樂，以至大蒙古國時期的燕京城已經成爲一個滿目荒涼，水井裏漂着“枯骸”的鬼城，以至於中都流行着鬧鬼的傳說——
“可憐一片繁華地，空見春分長綠蒿”。
於是，忽必烈只能居住於城東北方的金代離宮大寧宮裏，並策劃在城外選址新建一座都城。
1267年，忽必烈任命劉秉忠爲總負責人，開始了新宮殿和都城的興建工作。歷時十九年，建成了一座東西長7400米，南北長6650米，佔地接近50平方公里的雄偉都城。
劉秉忠(1216年-1274年)，金國瑞州(今遼寧省綏中縣前衛鎮)人，原名侃，敕賜名秉忠，法名子聰，字仲晦，號藏春散人。元朝忽必烈可汗宰相。諡文正，贈太傅、常山王。這期間，忽必烈將中都改名爲大都，又稱汗八里，大都作爲正都，上都作爲陪都，元代兩都制度確立。
兩都與巡狩
元朝皇帝多生產在草原，不太適應中原漢地夏季酷暑炎熱的天氣，因此，在夏季的時候赴上都辦公就成爲了日常。
作爲一項元代的基本政治制度，兩都巡幸制除了元朝皇帝避暑之用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意義——安撫漠南漠北蒙古故地。
以上都作爲都城之一，保持蒙古巡遊的舊俗，是元朝聯繫安置漠南的蒙古諸王貴族，進而控制漠北本土的諸王、貴族勢力，以達到鉗制久爲邊患的西北諸藩的作用。
這一點，上都有大都不能替代的優勢。畢竟上都位於草原上，而且元朝政府在這裏佈置了大量的軍隊，還配備有配套的經濟建設，這使得上都實際上就成爲了漠北漠南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
兩都巡幸的時間，大致是在每年二三月份，皇帝從大都出發，八九月份，回到大都，如此則大都和上都差不多是一邊半年。
不過這個時間並沒有個準譜，不固定，具體哪邊長哪邊短完全看皇帝自己的意思，久居漢地的仁宗、文宗多在大都呆着，習慣於草原生活的英宗、泰定帝就在上都呆得久。
而十七歲就出鎮漠北、久居邊塞的元武宗，甚至直接在野狐嶺以北的旺兀察草原建了一座中都以作爲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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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都巡幸除了皇帝、后妃、太子及諸王貴族外，大多數的官員也要隨同前往，而只在大都留守很少的人。
比如中書省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參政等六職，而在巡幸上都的時候一般只留下平章政事和右丞兩人，其他的都跟隨前往上都。
除中書省外，樞密院、御史臺，掌管宗教事務的宣政院，文人階層的翰林院、集賢院等等衙門，還有大量的皇帝親軍部隊，都在隨行之列。
與傳統漢人王朝的皇帝出行、太子留守監國不同，元朝皇帝離開大都前往上都的時候，太子是跟着皇帝一起去，大都往往留守一名蒙古王爺代管事務，而且這種留守的宗王基本是一年一換，也不存在監國稱號。
路線與驛站
因爲這種兩都巡幸幾乎是每年必備的項目，所以皇帝以及大臣們的隊伍在年復一年的往來路程中形成了四條固定的路線，從西自東依次是西路、驛路、輦路、東路。
元代兩都巡幸路線示意圖
由大都至上都的驛路長約四百公里，從大都北城健德門出發，也就是今天北京地鐵十號線的健德門站，這裏是驛路的起始點，所謂——
“今朝健德門前馬，千里灤京第一程”。
這條驛路之間有十一個驛站，是兩京之間來往的主要通道。
作爲元大都通往草原深處的哈拉和林城的“官道”中的南段，實際上還充當了大都通往嶺北邊疆的交通動脈的角色。
元朝皇帝每從大都北赴上都，大多是“從進西出”，也就是從東邊的輦路去上都，等入了秋，再從西邊的輦路返回大都，人們習慣於稱這兩條路爲輦路與西路。
除此之外，還有一條更靠東邊的東路，這條驛路因爲幾乎是御史臺及軍隊專用，所以又叫“御史按行”。
“輦路”是皇帝的隊伍走的專門路線，在沿途設有皇帝的行宮，沿用遼金的稱呼，稱之爲“納鉢”。
輦路總長度七百五十餘里，設有十八處捺鉢，最初的幾處捺鉢和輦路基本上與驛路平行，在居庸關西北折向東北方向，經過今天的延慶，然後在山陵裏穿梭，越過長城，在沽源縣東南的牛羣頭站與驛路合二爲一。
牛頭羣，蒙古語稱爲“失八兒禿”，意思是有泥淖的地方。
元代的這幾條路雖然有交集，但是驛路上的驛站在元代叫站赤，而皇帝出行的行宮叫捺鉢，二者即使在同一個地方，叫的名字也不一樣。
比如剛纔說的，驛路和東輦路交匯的地方，站赤叫牛羣頭，而捺鉢叫失八兒禿。同樣，在察罕腦兒交匯的站赤與捺鉢，也是不一樣的兩個名字，站赤叫明安驛，而行宮捺鉢叫察罕腦兒。
至正十二年(1352年)，隨元順帝由輦路赴上都，又一同隨駕南來大都的監察御史周伯琦，在其著作《扈從集》裏，記載說西道全長一千一百里，設有二十四處納鉢。
這一路的沿途很多都與元代歷史息息相關。
比如第一站的南坡店，在1323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南還大都的時候，當日“駐蹕南坡”，結果被權臣殺死，是爲“南坡之變”。
南坡之變與元英宗像
第十一站的興和路，地處草原，元武宗在1307年的時候於此建立行宮，次年又升爲中都，不過中都僅僅存在四年就因爲元武宗的病逝而罷建。
第十二站的野狐嶺，是農耕區與遊牧地區的分界線，嶺上有戰國趙、秦、漢、北魏、北齊、明等六朝的長城，1211年，成吉思汗十萬大軍在此幾乎全殲金軍精銳，決定了蒙金交戰雙方政權的命運。
元代在各地驛站上，設置有專門負責驛站差役的人口，稱之爲“站戶”。
元代簽發站戶是有一定標準的，主要是財產標準，這樣能儘量保證站戶可以維繫驛站的日常週轉。
在兩都交通線上的站戶，接近有一萬多戶，各站的站戶數量也不一樣，如獨石口這種大站有一千三百多戶，宣平這樣的小站只有兩三百戶。
除了設置站戶以維繫日常運營外，元朝還在這些驛路沿線安置軍隊。
居庸關設有隆鎮衛親軍，野狐嶺附近有西域衛親軍，東路有左、右阿速衛和貴赤衛，上都附近有虎賁衛和欽察衛。
東路，又稱“御史按行”，這條路，是從今天的東直門附近出發，順着京密路，第一站是順義，然後過密雲，出古北口，在灤平縣北逆着灤河而行，最終到達上都。
元朝通過這種候鳥式的兩都巡幸制度來增強其對草原與中原的管理，並希望藉此保持蒙古士卒的習性，以及籠絡漠南的宗王貴族。
不過這一制度並不能保證元朝的長治久安。
因兩京巡幸而造成的鋪張浪費，以及源源不斷的往上都及漠南輸送財富，出現了“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的畸形現象，最終揭竿而起的紅巾軍喊着這句口號，在1358年年底攻入上都焚燬殆盡，元帝“自此不復北巡”，兩都制也就此終結。
本文轉載自全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