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令人嚮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留給我們一片雲山霧罩。西周之後的時代，留下很多記錄，拿東周來說，至少有“春秋三傳”、《戰國策》和《國語》這些，外加諸子豐富的言論。再往後，就更不用說了。但西周不一樣，西周不是沒有記錄，《尚書周本紀》(但很遺憾他沒看過魏國史官編的《竹書紀年》)。但這些文獻有兩個特點，一短二散，主要的人物、事件都有提及，但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的敘述。比如，“烽火戲諸侯”事件，在陳述上就犯了因果倒置的錯誤。
但西周的歷史並不貧瘠，它有很大一塊埋在地下——青銅器上的銘文。周人從商人那裏繼承了一個很好的習慣，遇事時，喜歡把大致經過刻在泥範上，然後倒模澆注成青銅器。比如，誰替周王打贏了一仗，賜一個大鼎，上面就寫誰在哪裏大勝，俘虜了多少人、車、牛、羊和馬。歷史上到今天，這樣留下銘文的青銅器被髮掘出來的相當多，銘文也相當豐富;而且，大部分銘文都能和傳世文獻中的人名、事件對應上，這就給《尚書》之類古奧難懂且字數有限的文獻提供了頗爲充分的驗證和補充。於是，有人試圖利用青銅銘文結合文獻，重建一部《西周史》。
然而，這種嘗試有一個挺尷尬的不確定性。西周人的確留下了大量的青銅器，可還有多少長眠於地下?正當研究者依靠現有的金文材料，整理了翔實、完整的西周史事，還沒來得及出版，不知哪裏又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貴族墓地，出土了銘文豐富的精美青銅器物，就很可能對研究者的結論和判斷造成致命打擊。那麼，作爲古史研究者，我們除了要嚴謹對待已出土的金文文獻外，免不了還要問一句：西周人哪來那麼多銅原料製作青銅器呢?
南金!南金!
一般認爲，離周人活動區域最近的大型銅礦位於晉南的中條山，迄今仍是重要的銅礦石產地，這或許是周武王把兒子唐叔虞分封在晉南的一個因素。但考古研究顯示，構成西周大量青銅器的銅礦石原料並非來自靠近西周核心區域的山陝等地。事實上，今天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中，有相當一部分的礦料，來自長江中下游的鄱陽湖平原周邊，這裏仍是中國最主要的銅礦產地，這一地區的大冶、瑞昌、德興、銅陵銅礦還在繼續開採，而且保留了大量商周以來的遺址。
研究人員甚至模擬出商周時代獲得江南銅料的路線，就是從河南信陽穿過大別山，出豫、鄂之間的武勝關，途經武漢——北京到武漢的高鐵也走這條路——就可以一路向東抵達江西的瑞昌、銅嶺等礦區。(但另一項基於“鉛同位素考古”的研究顯示，商代的銅、錫、鉛等礦石來源可能還要遠到長江上游的滇東北一帶。)可以肯定，西周人最早接替商代的統治時，也繼承了商人在長江流域的採礦業，當然，銅礦的開採者和運輸者都是當地人。
大量文獻也證實了周人對銅料的品味。《周禮禹貢》描述“淮、海惟揚州”的貢賦時，將“惟金三品”置於淮河流域人羣貢品的首位基本一致——這裏的“金”就是銅料。
當然，貢物不是白給的，誰替周王負責徵收這些銅料呢?據《逸周書泮水》說自己仍能“既克淮夷”，並提及淮夷進獻的寶物——“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即大龜、象牙和南方的銅料。
現在，除了爲周人掌管銅料徵集的魯人外，還知道這些原料的更下級來源——淮夷。至於銅礦的直接開採者，顯然是生活在鄱陽湖平原周邊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樣，周人認準了淮夷就是銅料的源頭，可淮夷願意老老實實地獻上銅礦原料嗎?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動地表現了周人維持銅料的手段。這不是一個關於禮儀和朝貢的故事，懾於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斷地獻上週邊地區的礦物資源。
頗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銅器銘文顯示，周人與淮夷諸族間的大規模族羣衝突，從周昭王、穆王時期後便屢見於西周金文，比如《錄(冬戈)卣銘文》提到：“淮夷敢伐內國……”雖然，周人方面的銘文記錄總是把自己描繪爲正義的一方，把淮夷呈現爲犯上的“叛亂者”，卻從來不提淮夷叛亂的理由，而僅僅表示，淮夷們再次爲自己的不軌繳納了多少悔過的“吉金”，“大賂南金”中的“賂”字彷彿就是淮夷們屈辱的罰單。從一個更全面的視角，我們或許應該明白，這些加倍的“罰金”反過來構成了淮夷下次叛亂的理由。
“六師”的妙用
爲什麼受傷的總是淮夷?當然，越往後，周人在淮夷那裏就越難討到便宜。在西周絕大多數時間裏，不管是否打得艱難，如《禹鼎銘文》所述，即使經歷了“國人暴動”，可週厲王在對噩侯馭方及南淮夷、東夷的戰鬥時，勝利還是站在周人一邊。
比淮夷更能體會面對周人時那種痛苦的無助感的，就是商紂王。《周本紀》提到，當年武王和姜子牙用“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外加“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等西土八國面對紂王的大軍時，商、週一交兵，然後，然後就沒了。因爲，虎賁、甲士以及八國的人力資源紂王也有，唯獨差了“戎車”。戎車，就是《詩經·大明》裏的“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四匹馬拉的戰車。的確，有人會說，殷墟車馬坑裏還躺着若干輛馬車呢。但考古證據已有定論，商人本身沒有馴馬的記錄和遺蹟，包括車馬坑裏馬骨在內的商代中晚期馬匹遺存，都是外來輸入的。所以，殷墟車馬坑裏的馬骨和車軲轆，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所擁有馬匹和戰車的全部，基本上是從周人那裏進口的。坦率地說，紂王不會沒駕過馬車，但要用馬車交戰，他還真沒那麼多。
這樣的問題，淮夷也遇到了。與噩侯馭方一戰中，周人打得非常艱辛，連精銳“西六師”和“殷八師”也沒打贏。但隨着周厲王派遣武公率“戎車百乘、斯御二百、徒千”(兵車百輛和徒御—千二百人)，最終勝利了。按理說，淮夷應該不缺人，缺的是戎車。而這就是周人對淮夷等東部人羣所向披靡的關鍵。
再進一步說，戎車由兩部分組成，駕駛裝置和動力裝置，製備駕駛設備的車架容易，只要有木料和手藝就行。但動力裝置——馬匹——不是哪裏都有的。古人按照“陰陽五行”的說法認爲，馬是“火畜”，喜歡高寒的環境。這是一種認識誤區。理論上，馬能生活在任何合適的海拔和緯度。但是作爲一種有蹄類動物，多雨和圈養環境導致的“腐足病”等有蹄類常見病，客觀上限制了馬匹在平原低窪、多雨環境下的大量繁殖(黃牛、綿羊、山羊亦然，水牛除外)，尤其是畜牧技術相對薄弱的古典時代;相反，在寒冷、乾燥的高海拔地區，馬匹能健康地生活。和東部人羣相比，周人生活的黃土高原不但更適合馬匹繁殖，也更接近漠南草原等牧場。有了馬和車，不管是淮夷還是東夷，一切都好辦。
不過周人還有個問題必須解決，我們都知道周天子有“六師”，比如《竹書紀年》提到，周昭王十九年“喪六師於漢”。雖然不清楚“一師”要配備多少輛戰車，但按照一輛戰車四匹馬的基本配置(南宋陳博良在《歷代兵制》中設想西周“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遞用千乘”可能太多了)，常備這些部隊需要保有的馬匹數量就相當可觀了。
而“六師”中大量用到的馬匹，就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竹書紀年》記載，周厲王的父親，周宣王的祖父夷王，就曾“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伐戎的理由是“夷王衰弱，(太原之戎)荒服不朝”，參考不貢“南金”就遭周王討伐的淮夷，那麼“獲馬千匹”顯然不是戰利品，而是直接目的了。這個“太原”不是今天的同名地點，而是寧夏固原一帶，這個涇水上游高廣空寒的高原，也是後來頻頻爲宣王、幽王提供戎警的獫狁的故地。同期的《虢季子白盤銘文》提到，周夷王還命虢季子白，率軍在洛河的北部擊敗過獫狁，不同的是，這次只有斬首五百、俘虜五十，沒有獲得馬匹。這次事件被記錄在表彰虢季子白的青銅器上而流傳下來，而製作這件銅器的礦料很可能來自淮夷。
周人此時對獫狁/犬戎還保持了足夠的勝率，一方面是因爲周人組織有序，軍隊陣容龐大、兵員充足，另一方面他們控制着東亞最豐富的戰略金屬資源。那些源源不斷流入西周腹地的青銅原料既可以被加工成賞賜諸侯，彪炳功勳的重要禮器，也可以鍛造爲持兵、車右之徒手中的兵器，或是馬具、車具。兩者的有機結合決定了此時是周人屢屢擊敗獫狁，並奪取了後者重要的生計資源——馬匹。
周天子的事業
南求銅料，北索良馬，理論上看，這的確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業。正是這種完美的運轉，使得此時的周人尚能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我把這種策略概括爲：以犬戎之良馬勝淮夷，以東夷之利兵克犬戎。然而，勝利並不總是站在周人一邊，淮夷和犬戎也不會永遠都是周人隨意征服的對象。
淮上之地位於東亞中緯度偏南湖、河發達的平原地帶，泥沼與溪流總有一天會羈絆疲憊的馬蹄和鬆弛的車輪。“喪六師於漢”，南征不返的昭王在生前最後的時刻，或許對此最有發言權。一旦發生“西六師”、“殷八師”同時被敵的情況，兵員和戰車(戰馬)的損失，就會越來越緊迫地將遞補需求，困擾着西周的“國人”和犬戎，並將這種來自外部的壓力反射到周人自身。依靠武公的戎車擊潰噩侯馭方的是周厲王，但最終被“國人暴動”推翻的也是他，有人認爲是堪比虢石父的榮夷公“好利”所致，但種種跡象表明，這個因果邏輯存在諸多缺環。
不管怎樣，解民於倒懸，還是越陷越深，是西周諸王留給子孫的難題。就在尋求解答的道路上，西周君臣漸漸動搖了自身的根基，爲東亞舞臺上新的主角鋪設了登場的臺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