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克商以前，周族的君位繼承製度爲何?季歷因何被選立?前賢對此說法不一。筆者根據文獻考古資料和人類學研究成果，探討了貴族等級名號傳嗣制與季歷、文王繼立的關係問題。這一討論引導我們對周人革命、帝改元子的性質問題重新去分析討論，併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和看法。古公有三個兒子：太伯、虞仲、季歷，但選擇了季歷作爲儲君。於是“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如上所言，太伯、虞仲既未即位，亦未被立爲儲君。
《左傳》有另一種說法，僖公五年宮之奇對虞公說：“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依宮之奇之說，太伯未繼承君位是因不從父命。那麼反過來說，如果太伯遵從父命，便可以繼父君位。
《左傳》之說是對的，《史記》所說“以傳昌”是、而“立季歷”非。依殷禮，太伯、虞仲與季歷均有依次繼位的權利。只是最後由誰傳子古公有自己的想法：依次傳弟，最後由季歷傳位於“聖”孫姬昌。“大伯不從”正是這後一點，他與虞仲不願做過渡式的君主，便一起出逃，連君位也不願繼承了。
皆爲太王嫡子的太伯、虞仲、季歷，均曾預立爲儲君，方式是以次相承。這一推論可從《逸周書·世俘解》所述周克商不久的祀制中得到證明。
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以列升。《世俘解》正如郭沫若、顧頡剛所論，是周初最可信的文獻資料。《郭沫若全集》卷 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特別是這段材料所展示的祀制，絕非後來的周禮祭制。王國維謂“此太伯虞公邑考與三王並升，猶用殷禮”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第2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 在王國維的時代，殷甲骨文研習未精，王氏襲用傳統經學家之說，謂殷禮質而親親，周禮文而尊尊，故殷禮未有“嫡庶之分”，商人祭法“無親疏遠邇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與不在位者祀典略同，無尊卑之差也”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王氏的這些說法已逐漸爲今日研究商史的學者所揚棄，商代已有貴賤親疏的宗法制，已有嫡庶之分。1983年;楊升南：《從殷墟卜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而且根據卜辭周祭祀序可知，殷人只祭祀曾在位的先王;對未在位的，僅僅祭祀曾預立爲太子卻未及即位而早逝的。例如大乙之子大丁，武丁之子而祖庚祖甲之兄孝己。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殷卜辭反映的周祭制度在周初的祀典中有所承襲、保留。《逸周書·世俘解》謂武王克殷後，“格於廟，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以列升”。這雖不是按祀日進行的循環往復的周祭，但其相同的一點是：先公先王不分直系與旁系，曾即位的及雖立爲儲君但並未即位的都全部予以祭祀。依殷代周祭制度可知，太伯、虞仲、伯邑考雖不是過去曾在位的先公先王，但一定曾預立爲儲君，因此才“以列”進行祭祀。
從上我們可知《史記》等史書所說之失：《周本紀》、《管蔡世家》等書篇所謂古公未立太伯虞仲、文王未立伯邑考之說是錯誤的。關於伯邑考是否曾預立爲儲君，這裏姑且不談，這裏先看看太伯虞仲的立儲問題。若依《周本紀》、《吳太伯世家》所述，太伯、虞仲未曾立爲儲君，那麼，《世俘解》把太伯、虞仲與季歷一起列入祀典以次進行祭祀就講不通了。事實上，太伯、虞仲雖未即位，但他們曾被立爲儲君，以次相傳以至於季歷。正如春秋晚期吳國季札諸兄兄弟依次相及，準備傳位於季札一樣(《史記·吳太伯世家》)。“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只是太伯虞仲不服古公決定最後由季歷傳子姬昌，纔出逃的。他們雖出逃在外，但因曾被預立爲儲君，依殷禮，後人武王仍把他們與季歷放在一起進行祭祀。
爲什麼古公決定兄弟相及至於季歷，最後傳位於季歷之子姬昌呢?《史記》謂古公察小孫兒姬昌有“聖瑞”當興。《周本紀》曰：
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吳太伯世家》亦云：
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依《史記》所言，季歷賢，季歷妻太任爲賢婦人，特別是其子姬昌爲“聖子”，有“聖瑞”，振興周邦者在於姬昌，故欲以殷禮讓三子兄弟相及於季歷以傳昌。“聖子”、“聖瑞”之說，清人崔述已懷疑過，難以置信。崔述：《豐鎬考信錄》卷8。是的，小小的幼嬰能有什麼“聖瑞”?但如果我們不從品質、德性方面考慮，而從出身方面看這一問題，便知稱昌爲“聖子”、有“聖瑞”之說亦有來由。這就是季歷妻、文王母大任來自殷商，季歷因妻而顯赫，文王昌因母而顯貴。文王雖小卻擅有“聖”號，與他出身有關，因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孫。
《詩經·大雅·大明》中周人盛讚先妣摯仲氏大任與先祖季歷的婚事：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大任是從摯仲氏娶來，《詩經》明謂她是殷人商族。然後儒傳注正義均以爲大任是夏車正摯仲氏之後，任姓。筆者以爲此說不可信。《大明》詩中所說“摯仲氏任”不是夏族摯氏，而是商族摯氏，大邑商畿內殷人氏族。筆者以爲“摯仲氏”之“摯”當是《逸周書·商誓解》中商邑的“執”氏，裘錫圭先生說：
《商誓》開頭一段裏提到的“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似是商邑的一些大族的名稱。肅疑即殷民六族中的蕭氏，幾疑即殷民七族中的飢氏。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輯。裘說是對的。同樣，《商誓》頭一句中“執”也應是商邑的大族之後，筆者以爲“執”應是《大明》詩中“摯仲氏”之“摯”的借字，而“摯仲氏”蓋是從摯宗族中分化出來的子氏族。季歷之妻是商邑殷民摯族，這正與顧頡剛先生所論同：“所以王季的妻就從殷商嫁來，雖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內的諸侯之女”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顧頡剛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季歷之妻太任的“任”姓如何解釋呢?我們認爲“任”絕不是摯仲氏之姓，摯氏是爲商邑畿內男服，是周人對先妣之姓作的一種追認。王國維、徐中舒、李學勤等先生指出女子稱姓乃周制，周代之前女子不以姓稱。王國維指出，周先妣姜、傳言黃帝子十二姓、祝融後八姓、虞姚姓、夏姒姓、商子姓，“凡此記錄，皆出周世”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第2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徐中舒則根據婚姻制度指出，姓是絕對外婚的產物，夏殷都不是絕對的外婚，故沒有姓，“所謂當時的子姓，就是子族”徐中舒：《先秦史論稿》，巴蜀書社1992年版。李學勤考察了卜辭及殷金文，指出卜辭稱“婦某”之某很少重合，絕不會是姓。李學勤：《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後代對殷人的這一特點仍記憶猶新：《禮記·喪服小記》正義雲： “殷無世系，六世而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摯仲氏大任之“任”若不是姓，應是什麼呢?我們認爲，大任之“任”本是爲王任事的官職名稱，西周時始作爲其族之姓，周人並以此來追稱先妣。徐中舒先生說：“古男、任是同音字，又與南通”，“而殷代的男服，就是居於殷王畿以南低地區的一些村社。春秋時代稱男爵的諸侯;如姜姓的許男，風姓的宿男和任姓的薛國、風姓的任國，可能都是殷代的男服”徐中舒：《先秦史論稿》，巴蜀書社1992年版。。其說誠是。 “任”(男)本爲官職名稱，西周後有的以之爲爵稱，有的以之作國名，有的以之爲姓。同樣，所謂任姓的摯仲氏本爲商族畿內男服——《詩·大明》謂大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可證，後來作爲姓，以此看來，摯仲氏大任本爲殷邦商族之後，也就是《商誓解》中商邑大族“執”氏。
季歷之妻、文王之母摯仲氏是商邑大族，是顯赫的貴族。《詩·大雅·大明》懷着滿腔的激情盛讚這樁婚事。《史記·吳太伯世家》稱“季歷賢”，《周本紀》謂其妻太任爲“賢婦人”，子姬昌(文王)爲“聖子”，具有“聖瑞”，其實質問題都是因季歷之妻家、文王之母方是商王畿內氏族顯貴。這一聯姻擡高了季歷在周族中的地位，而古公在選嗣位人時不能不考慮這些重要因素。這就是太王讓太伯、虞仲、季歷三子以兄弟相及的方式繼立，最後傳位於幼孫姬昌的原因和背景。而且君位傳季歷以至其子姬昌，也的確迅速地擡高了周族在方國諸侯中的政治地位。如果我們用聯姻的氏族在等級嗣承製中起的作用來分析這種情況，問題則會更爲顯豁、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