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本站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孔有德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崇禎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佔據的登州城在明軍的圍攻下危如累卵。眼見登州城難保，已是窮途末路的孔有德急忙率領萬餘叛軍及家眷棄城登船而逃。
駐守旅順的大明總兵黃龍，在獲知孔有德登船而逃後，料定他會沿長山、旅順一線投奔後金，於是提前率領水師出海，嚴陣以待。
一番激戰過後，孔有德損失慘重，只能率餘部逃至蓋州，向皇太極上書乞降。
皇太極收到孔有德的降書後，對此事極爲重視，不僅立即命令濟爾哈朗、阿濟格率軍前往鴨綠江口接應孔有德，還率領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
那麼，問題來了——已是窮途末路的孔有德，皇太極爲何會率領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從明代的火器管理制度說起。
朱元璋建立大明後，爲了滿足明軍對火器的需求，相繼在京師(今南京)設立了兵杖局、軍器局和鞍轡局。根據《續文獻通考》中的記載，軍器局和鞍轡局主要負責生產碗口銃、手把銃、信炮等中小口徑火器及木馬子、檀木槌等相關配件，兵杖局主要負責生產大將軍炮、二將軍炮、三將軍炮、奪門將軍炮、大樣神機炮等大中口徑火器。
設立兵杖局、軍器局和鞍轡局的同時，朱元璋也制定了嚴格的火器管理制度：
1、各局生產的火器，必須嚴格按照火器設計人員提供的圖紙統一規格尺寸;
2、各局生產的火器，必須銘刻上工匠和主管官吏的信息。分發至衛所時，還需銘刻上衛所和衛所將領的信息;
3、各局生產的火器，要根據口徑的不同，分別以天、奇、武、英、功、勝、神、電、威、烈等字開頭加上編號銘刻到火器上;
4、火器只能由兵杖局、軍器局和鞍轡局負責生產，不許私制，違令者嚴懲不貸。
根據以上這些，我們不難發現，朱元璋就是想建立一套既能保證火器質量、又能防止火器外泄的管理制度。
但是，火器從京師運往各衛所，勢必會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所以，爲了減少這些消耗，朱元璋於洪武二十年(1377年)令天下都司衛所各置軍器局生產火器。
此後，各衛所根據戰爭經驗不斷對火器進行改進，明代的火器進入了第一個大發展期，比如遼東都指揮使司的軍器局就研發出了兩頭都有銃口的兩頭銃和在銃尾加裝槍刺的長柄手銃。
靖難之役後，吃盡了火器苦頭的朱棣，爲防止火器被反對勢力利用，決定收緊火器的管理制度，除兵杖局、軍器局和鞍轡局之外，各衛所軍器局不得繼續生產火器。
正統時期，瓦剌崛起，不斷侵擾大明邊防線，九邊衛所對用於城防的大中口徑的火器需求量激增，而兵杖局、軍器局和鞍轡局的火器產能卻無法一時滿足所有九邊衛所對火器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邊將黃真、楊洪於正統六年(1511年)請求在宣府設立神銃局製造火器，但是，大明朝廷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敕止之”。
這說明，大明朝廷對火器管理制度存在的問題是知道的，只是爲了防止火器漏泄不得不做出妥協。
然而，正統之後，衛所制的敗壞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土木堡之變的發生，使得邊防線上的明軍更加依賴火器，大明的統治者不得不重新考慮在各衛所設立火器生產機構。
正統末年，爲了平定麓川土司之亂和湖廣苗叛，明英宗批准在四川設立火器生產機構，弘治四年(1491年)之後，大明朝廷陸續批准湖廣、廣西、青州、徐州、涼州、山西等地的衛所設立火器生產機構。
這種情況下，如何防止火器漏泄，成爲明代統治者制定新的管理制度的核心目的。
從弘治時期到嘉靖時期，大明朝廷陸續制定了一系列火器管理制度：
1、各衛所應根據火器生產數量，提前向朝廷申請相應的原材料;
2、朝廷定期派人赴各衛所檢查火器數量和原材料，如發現火器、原材料與賬目不符，衛所將領和主管官吏都要從重治罪;
3、對硝石施行官賣，嚴禁私自煎硝，違者嚴懲不貸。
大明朝廷制定的這些火器管理制度，使得後金無論通過任何渠道都難以組建一支能同明軍相匹敵的火器部隊，而這也是皇太極渴望組建一支精銳火器部隊的主要原因。
孔有德的到來，給皇太極組建一支精銳火器部隊提供了一切必要條件，他不僅帶來了後金急需的紅夷大炮，還帶來了熟練的炮手、孫元化親自調教的火器工匠和煎硝工匠，這些正是孔有德值得皇太極率領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的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