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於天聰三年始置文館，對外是掌翻譯漢文書籍並記注政事，而實際上是作爲汗權系統的決策參議機構。
這是大汗辦公室，肩負着特殊的政治使命。
此時的皇太極，還只是後金名義上的共主、最高領導人，而朝政還得由他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商定後，才能正式發出。這是努爾哈赤死前就已推行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政治體制延續，只因努爾哈赤死後的汗位之爭，而導致最初的八王共治改爲了四大貝勒聯合執政。
雄才大略亦工於心計的皇太極，自然不願意將此四主共存的局面延續下去。所以，他在精心培育以多爾袞爲首的少壯派貝勒羣體崛起的同時，迅速打着談經論史的旗幟，組建特殊機構文館，爲自己的獨專出謀劃策。
英勇善戰的阿敏、莽古爾泰，先後被冠以陰謀自立、謀上之罪，被奪爵圈禁。老成謀國的代善，也被皇太極多次威逼譴責，最後以處死他們的姐妹莽古濟作爲嚴厲的警告。
無情的革命，成就了皇太極在天聰六年元月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舊制，實現自己南面獨坐、汗王獨尊。文館儒臣們無疑是獻策不少的。
從明朝過來的儒臣們，自然想到了如何擴大皇太極的帝王事業，於是建議仿明制，設內三院、六部，終止親王貝勒主管部院事務，將軍政與民政大權悉數集中到皇太極手中。多爾袞日後統攝六部之首的吏部，幫助皇太極改革政府機構推行八衙官制，繼而統轄六部，他也有執行權，真正的決定權還是由皇太極獨主。
與此同時，皇太極建起了都察院和理藩院，進一步集中了汗權，加強了專制統治。
天聰六年十一月，皇太極詢問鮑承先等諸位文館大臣，如何考察各部職官啓心郎的政績好壞，作爲升降的標準。
鮑承先與寧完我、范文程疏言：“當察其建言，或實心爲國，或巧言塞責，以爲去留。”(《清史稿·鮑承先傳》)降臣履新，倒是講究起了什麼是實心爲國和敷衍塞責了。想當初，鮑承先在熊廷弼麾下，除了每經戰陣，不逃則降，毫無原則。如果當時熊廷弼因此勒令鮑承先退伍，遣還原籍，鮑氏也不能參與“設間誅袁崇煥”(昭槤《嘯亭雜錄》卷一)、助力皇太極攻明瞭。
往事如煙，崇煥已矣，而鮑氏在敵國殫精竭慮，忠誠得連皇太極一度也有些生氣了。
天聰七年五月，原明皮島總兵毛文龍麾下的干將孔有德、耿仲明跳出明軍的圍追堵截，前來歸降。他們的船停留在鎮江。
孔有德是在登州發動了吳橋兵變起家的，那些跟隨孔有德的登州軍人稱爲登州水軍，曾讓追剿的明軍吃盡了大虧。如今，孔有德帶來的正是這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
鮑承先腦洞大開，趕緊上疏：我們應該快點以此爲基礎創建用水軍攻打明朝，否則，明朝再用水軍來抵禦我們，那就不能有效攻打他們了。
毛文龍有“海上長城”之譽。袁崇煥連敗努爾哈赤、皇太極，也是因爲毛氏牽制有功。但因能力超強，不聽使喚，且索餉過重，被忌其軍功見大、脾氣見長的袁崇煥，揹着崇禎和朝廷捏造了十二款斬罪，斬殺了這個戰功卓著、影響巨大的大軍閥。
孔有德、耿仲明率部來降，給皇太極帶來了毛文龍留下的明朝遼東精銳。
皇太極狂喜，親率衆貝勒大臣出迎十里，行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見禮，封孔有德爲都元帥、耿仲明爲總兵官，命統率舊部，各成一軍，一曰天佑軍，一曰天助軍。
太祖年號天命，太宗改元天聰，兩降將的部隊被冠以天佑、天助之名，儼然天子之師。而且不僅是皇太極盛情款待孔有德、耿仲明，就連諸貝勒也是逐次邀約宴請，視若上賓。
此等頂級待遇，鮑承先是不曾有過的。他患了紅眼病，於天命九年正月上疏皇太極：我私下裏看見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爲他們的老部下請求敕命，大汗允許他們自己決定。如果大汗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就應該注重自己的名號與儀制：“臣聞帝王開國承家，首重名器，濫則匪人倖進，豪傑灰心，而國之喪亂，因之如昔唐明皇、近明天啓崇禎是也。臣見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爲其屬員請敕，我皇上聖明，諭令隨便給劄。夫上下之分，自有定禮。今待以諸侯之爵，隆寵極矣。然都元帥乃不識國體，未諳書史，要請無已，甚失人臣禮。我皇上聖德優容，原不深較。然臣觀古者齊桓公之臣管仲有大功於天子，方授上卿，況都元帥之部將非管仲可比。元帥之功，爵亦非桓公可比。凡爲國者，有大臣，有陪臣，自古及今，皆有一定之規。若任情濫予敕書，是竊名器也。名器一紊，賢者退，小人進矣。”(《清太宗實錄》卷二十二)
鮑承先引經據典，諫阻皇太極以最高規格優寵孔有德及其部衆，不惜擡出亂國的唐明皇、明天啓崇禎，希望喜好讀史的皇太極引以爲戒。
他以齊桓公與管仲之喻，潛在勸誡皇太極莫學虛有其表的周天子，而讓孔有德有機可乘地成爲了齊霸王。
鮑承先大膽奏言，有做帝王師之心，要給皇太極定百世之規，但，皇太極的帝王心術，不是鮑承先所能理解的。
所以，皇太極對鮑氏報怨，很不以爲然，直接說，你所說的不是遼東漢人相繼而逃，而是孔有德等人率衆航海遠來，他們的功勞不小。任用賢人要說一不二。我誠心對待部下，之前已經有旨意了，怎麼能隨便更改?
皇太極話鋒一轉：你鮑承先當初來降有什麼功勞，都不過是臨陣被擒而已，我不是也讓你列諸功臣，受到朝廷的恩養嗎?
皇太極厚遇孔有德，有自己想法，但心腹還是心腹，責罵一番後，又委婉地開導鮑承先：我不是責備你，我也深知你是誠心進諫，但我希望你不要糾結於前來歸順的將領被重用是否有功勞。
鮑承先不傻，自然洞察到皇太極的別有用意。半年後，多爾袞征戰察哈爾，得到元朝流落到漠北的傳國玉璽，上有“制誥之寶”四字。此乃天子之印，鮑承先率先準備精美的盒子，馬上召集文館儒臣集思廣益——他們要極力頌揚皇太極順天意，合人心，受尊號，定國政，可以稱皇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