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大多是爲了一己私利，動用各種手段上位的，因此爲民是假，謀權是真，真正爲民着想的好官員鳳毛麟角，因此才收到百姓的愛戴。
過去，人們大多稱州縣一級的地方官爲“父母官”，不過，在那個“十官九貪”的社會，真正配得上這個稱號的並不多。只有那些公正廉明、貼近百姓的基層官員才配稱爲“父母官”。因爲這一稱謂，是從爲百姓辦事、受百姓擁戴的漢代的“召父(召信臣)”和東漢的“杜母(杜詩)”開始的。 《漢書·循吏傳》記載，西漢末元帝時，南陽郡(今南陽市)太守召信臣，字翁卿，壽春(今安徽壽縣)人，“視民如子”，他遵循“爲民興利，務在富之”的“八字方針”治理南陽，成績十分突出。他勸民農桑，去末歸本，爲政勤勉。他還親自指導農耕，經常出入田間地頭，有時住宿於農家，貼近百姓。很快使百姓“民得利，蓄積有餘”。他在南陽數年，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召父”之後不足百年的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陽百姓又迎來了一位叫杜詩的太守。《後漢書·杜詩傳》記載，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今河南衛輝市)人，東漢初曾任成皋(今鄭州滎陽市)令和汝南(今河南汝南縣)都尉，後升任南陽太守。他治南陽，一是提倡節儉，“省愛民役”;二是“造作水排，鑄爲農器”;三是“修治陂池，廣開土田”;四是“誅暴立威”，對貪贓枉法、橫行鄉里的豪紳長吏及土匪流氓實行嚴厲打擊，爲農業生產和百姓生活提供良好的治安環境。其結果是“郡內比室殷足”，使南陽成了“小天府”。
由於南陽百姓深蒙“召父”、“杜母”之福，於是就把召信臣和杜詩二人稱爲“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並立祠紀念。自此，“父母官”這一尊稱便廣傳後世，遍及華夏大地。這就是“父母官”稱謂的來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