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吏治先清後濁
肅貪倡廉是歷代最高統治者重中之重的舉措，宋朝當然也不例外。太祖趙匡胤開國後，便對貪官大開殺戒。建國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與釀酒匠人合夥盜竊官酒而遭“棄市”(在鬧市處死後將犯人曝屍街頭);兩個月後，商河縣令李瑤受贓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緯因對屬官犯贓失察削籍爲民;供奉官李繼昭盜賣官船，被判處棄市。建隆三年(962年)，朝廷頒佈了治貪政令：一、鼓勵人們揭發以行賄獲取官職者，其家奴或鄰居親屬檢舉者可得重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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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官舉薦的僚屬及地方官，如被薦者涉嫌貪腐，舉主將連坐而受到重罰。太宗即位後，肅貪絲毫沒有鬆懈。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泗州錄事參軍徐璧監管國庫時受賄製作假賬而遭棄市;侍御史趙承嗣在監察貿易時貪污公款而遭棄市。當年六月，太宗頒佈政令：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十月以來官員因貪贓獲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敘官。太祖、太宗對貪腐的鐵腕懲治，在宋朝前幾十年裏效果甚佳。
真宗在位時，又從道德層面勸勉官吏樹立廉政理念。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他同時頒佈了《文臣七條》和《武臣七條》，強調“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仁宗即位後，更是以身作則嚴於律己。陳師道《後山談叢》載，仁宗每次私宴，不過十來盒常見熟食。有個官員爲討好皇帝，將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獻給仁宗，仁宗問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官員答道：“每枚一千錢。”仁宗大爲不快，說道：“我總告誡爾輩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貫錢，我實在不敢受用。”
停下筷子拒食此物。仁宗朝裏，大多數士子都以修身、齊家、治國爲人生信條，他們常爲政事爭得面紅耳赤，甚至丟官，但卻都是受人尊敬的錚錚君子。那時的士子多以奢侈爲恥，對貪瀆醜行更是嗤之以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後代公論是：“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然而接下來筆鋒一轉，說：“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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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其所爲”，不單是指亡國破家的宋徽宗，更包括仁宗死後激進變法的王安石。爲了推進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個人品質有問題的官員，大批保守的正直之士被趕出朝廷，祖宗近百年涵育起來的道德底線被衝破。自神宗朝王安石變法肇端，宋朝官員開始明目張膽地涉足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時期則登峯造極。到了南宋，這種頹風雖有過幾次短暫的遏制，終因病入膏肓，最終走向了王朝的徹底滅亡。
奸臣得道的不同路徑
古往今來的奸邪之人，臉上沒有任何標籤，然而這些人爲達到獲取私利的目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有時甚至表現得比君子還君子。一是騙取君子們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這樣的例證在宋朝很多，蔡京就是其中之一。力主變法的宋神宗駕崩後，其母高太后垂簾聽政，很快將閒置十五年的錚臣司馬光召回朝廷。司馬光上臺後，大刀闊斧地廢除熙寧新法。大臣們對廢除青苗、保甲、保馬、均輸、手實等損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對個別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認爲免役法就比變法前實行的差役法有利於民，建議暫時保留。司馬光卻固執地下令：五天之內，必須廢除免役法。
爲此極大地傷害了他的朋友範純仁(范仲淹之子)、蘇軾等人。時任開封府尹的蔡京瞅準這個表現自我的好機會，奇蹟般地在五天之內廢除了府界十多個縣的免役法。司馬光聞知後大聲讚許：“如果每個官員都能像蔡京這麼堅決地執行政令，還有什麼舊法不能革除?”在司馬光眼裏，狡黠善變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而蔡京心裏很清楚，對付司馬光這樣的君子，最好的辦法就是爲他的錯誤決策推波助瀾，用現在的話說，你想“左”，我比你還“左”。“寧左勿右”的法寶，早在蔡京那時就玩得相當純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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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利用特殊關係博取上位。蔡京的兒子蔡攸，本是個連進士都沒考中的無賴之徒，就憑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裏由“御賜進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後期奸相賈似道則是通過姐姐入宮一步步爬上高位的。《宋史·賈似道傳》說他“少落魄，爲遊博，不事操行”，可見青年時的賈似道已經是個“帶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