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1911年4月4日出生於湖南省宜章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春起，先後任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郴州中心縣委祕書長，郴州第七師黨委辦公室祕書。
1928年4月上井岡山，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紅四軍組織科幹事，紅四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參加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
“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志同志和陶鑄同志一起與“四人幫”及其同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77年12月，曾志同志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她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參與組織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和知識分子政策，使大批老幹部和科技人員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在黨的十二大上，曾志同志當選爲中顧委委員，並任中顧委臨時黨委副書記。
1998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爲了革命，將親子含淚送人，失散23年重聚後，已是“高官”的母親卻不徇私情，讓兒子繼續務農終生;親孫子想辦個“農轉非”，曾擔任中組部副部長的奶奶卻婉拒;去世後，她留下遺言“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岡山一棵樹下當肥料”……
從井岡山革命時期的紅軍戰士，到中組部副部長、中顧委委員，曾志同志的家風純粹、乾淨、高尚。
幹部家風連着黨風、政風。近日記者在井岡山傾聽中組部前副部長曾志同志的長孫石金龍講家史，感動不已。以下爲石金龍同志的口述實錄——
1
母子失散23年，卻讓兒子終生務農
“老人家養了你這麼多年，我也不能奪人所愛啊!”
1928年4月，湘南暴動後成立的工農紅軍郴州第七師，跟隨朱德的部隊，向毛澤東開闢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發，“朱毛會合”後正式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我的奶奶就是那時跟着隊伍上的井岡山，並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
那年11月，17歲的奶奶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的父親石來發。因爲是難產，奶奶生產時幾次昏死過去，又幾次被用薑湯灌醒。
殘酷的戰爭環境，天天槍林彈雨，出生入死，怎麼可能帶孩子呢?奶奶一咬牙，在產後26天將我的父親寄養在王佐部下一位叫石禮保的副連長家。同樣是紅軍的石禮保夫婦又把父親交給了曾外祖母(石禮保的岳母)撫養。
父親7歲那年，石禮保夫婦先後犧牲，從此便與曾外祖母相依爲命。父親再次見到奶奶是在1951年，他已經是23歲的大小夥子了。那一年，中央派了南方革命老區慰問團幫助井岡山恢復生產。
奶奶得到消息後，就託來井岡山的同志幫忙，尋找自己當年留下的孩子。慰問團的同志幾經周折打聽到，在大山腳下大船村，有個石來發，正是當年奶奶留下的孩子。
當時，奶奶是廣州電力局局長。於是，他們就安排父親去了廣州，見到了從未謀面的母親。奶奶性子很硬，一生很少流淚，可是看到父親，她的眼淚一下子就涌了出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20多年的牽掛，20多年的思念，都在那一刻迸發了。
後來，奶奶瞭解到，父親目不識丁，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就對父親說:“來發，留下來吧，留在廣州。白天到工廠做工，晚上去夜校讀書識字。”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說:“媽媽，算了吧。我已經成家了，還分了田、分了地，我是家裏的主要勞動力，還是回去吧!再說，家裏還有80歲的老外婆，沒有我她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給她養老送終，人得講良心啊!”
奶奶聽後非常感動，連連點頭。她說:“來發，你做得對，應該回去!你雖然不識字，卻能懂得大道理，做人就是要知恩圖報。老人家養了你這麼多年，我也不能奪人所愛啊!”就這樣，父親和奶奶匆匆見了一面後，又回到了井岡山。
1964年，父親第二次去廣州找奶奶，卻是爲了“避禍”。那時，父親作爲村裏的報賬員，因爲有五毛錢對不上賬，害怕被劃爲“四不清幹部”，父親只好跑到廣州去“找靠山”，就想着留在廣州不再回去了。
沒想到，他卻被奶奶硬生生地攆了回來。奶奶對父親說:“你在家裏出了事，不管有沒有挪用公款，都要回去說清楚，不能一有什麼問題就躲避。”
沒想到，這一別，又是20多年。父親也就在井岡山做了一輩子的農民。
2
中組部副部長不給孫子辦“農轉非”
“組織原則象徵着黨的生命，他們絕不會親手去破壞的”
我在1985年第一次見到奶奶，那年我30多歲，是井岡山墾殖廠的赤腳放映員。奶奶曾任中組部副部長，在我心裏的概念，這更像是歷史課本上的故事，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這樣一位做大官的奶奶。
對於與奶奶的見面，我充滿了渴望，也因爲心裏藏着一個私心，想通過奶奶“改變一下命運”，實現“穿上皮鞋，不再打赤腳”的夢想。
那年10月底，父親帶着我和弟弟來到了北京。到奶奶家裏一看，卻發現並沒有我想象的“錦衣玉食”，家裏很簡樸，沒什麼值錢的東西，最多的就是書。
見面後的一次晚飯時，我說:“奶奶，盼了這麼多年，我們一家才能在一起，這是家裏最幸福的時候了!”奶奶卻嘆了一口氣，說:“是啊，金龍， 我們還能在一起真是不容易!我有多少戰友都犧牲了，有的連名字也沒有留下;還有多少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身上流的是誰的血。和他們比，我們真是再幸福不過了。但是要知道，沒有他們的犧牲，也不會有咱們的團聚。所以，我是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你們也都是。作爲咱們家的孩子，更應該懂得回報。”
曾志同志與家人在一起。
可惜，我當年並沒有體味到“倖存者”的含義，不然，我一定不會跟奶奶提什麼要求了。去北京之前，我一直有個念想，就是希望通過奶奶解決生活、工作上的困難。
可是離返程的日子越來越近，我一直沒敢開口。直到臨走前兩天的晚飯時，我瞧着奶奶心情不錯，就壯着膽子說:“奶奶，家裏都挺好，您不用掛念。只是，我們爺仨都是農村戶口，您看能不能給家裏解決一下商品糧戶口?”
沒想到，當時飯桌上的氣氛立即變得很尷尬。奶奶聽後，很久沒說話，然後指着桌上的剩飯菜笑着說:“金龍，你看咱們今天吃的飯菜，不都是農民種的嗎?那你又何苦要轉商品糧呢?”說完，她就起身回房了，留下我和父親面面相覷。
聽了奶奶的話，我當時真後悔去了北京，心裏不斷埋怨着:“你根本不用自己發話，哪怕跟祕書使個眼色，就能解決的事，爲什麼不辦呢?我們到底是不是你留下的孩子!”
曾志同志與家人在一起。
幾年以後，一直不甘心的我，又找到奶奶的祕書小劉，想請她出面跟地方上掛個電話，幫我們解決“農轉非”的事情。沒想到小劉祕書聽到後嚇得直搖頭，說:“曾部長有規定，家裏的事要是她沒有交代，我今天辦了，明天就要捲鋪蓋回家了。”
直到那時，我才明白，奶奶爲什麼把自己當成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我也理解了，在奶奶這一代共產黨人心裏，組織原則象徵着黨的生命，他們絕不會親手去破壞的。
現在回想起來，奶奶唯一一次幫我“辦過的事”就是幫我買了一輛二手車。那一年，我想買輛車跑運輸，改善一下家裏經濟狀況。奶奶瞭解到我家裏確實困難後，託人打聽到一單位有輛退役的舊解放貨車，就幫我聯繫了購買的事。隨後，我四處借債加上貸款，才總算湊齊了5500元的購車款。
當時，我所在的墾殖場也想買部新車，但沒有購車指標，奶奶瞭解到是單位購車需要，才點的頭。後來，奶奶還再三叮囑我:“你買的二手車是你的，公家的車就是公家的，可別在中間搞什麼名堂。”
3
臨終遺願讓人感佩
“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寶山一棵樹下當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岡山一棵樹下當肥料……”
1998年4月4日，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奶奶。姑姑陶斯亮通知我們到北京探望病重的奶奶，但是，特別要求只能派代表來。
在病房，奶奶的手指在微微地顫動，嘴裏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知道，奶奶一定是有什麼話要囑咐。我趕緊過去，俯下身，緊緊地握住奶奶的手。奶奶用微弱的聲音說:“金龍，奶奶這一輩子沒有給你留下任何值錢的東西，你能體諒奶奶嗎?”我不禁失聲痛哭。
6月21日，奶奶病逝。沒有設置靈堂，也沒有通知我。我是在姑姑陶斯亮送奶奶的骨灰回井岡山時，才知道的。安放骨灰時，我與姑姑發生了爭執。姑姑要把奶奶的骨灰埋在一棵樹下，不立碑，也不寫生平簡歷。我堅決不同意。我當時真是不明白，姑姑怎麼忍心這樣簡單地安葬奶奶。
就在我與姑姑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奶奶的祕書李冬梅拉住了我。她說:“金龍，別爭了，姑姑是按照曾部長的遺囑辦的，咱們還是尊重老人家的意思吧。”接着，她將幾頁紙遞到我的眼前，正是奶奶的遺囑。
在奶奶這份遺囑《生命熄滅的交代》上這樣寫道:
“我曾在寫給中央的一份倡議信上籤了名，即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還不要在家設靈堂。我死了，除陶斯亮和在北京的家裏人，在京外的，如志修、曼華、春華，井岡山的來發、金龍，宜章的昭德，貴州的鐘蓮，大連的昭仁，以及祁陽的黨政組織，和北京的其他任何戰友都不要通知。
把我的遺體先交醫院解剖，有用的留下，無用的火化，火化時，除了斯亮少數幾個人辦理，還請中組部老幹局幫助料理，但千萬不要聲張，不讓其他人知道。我想這樣做，才真正做到了節約不鋪張。人死了，本人什麼也不知道，戰友親屬們來悼念，對後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一些悲哀和忙碌，讓我死後做一名徹底喪事改革者!
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寶山一棵樹下當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岡山一棵樹下當肥料，還留一點，放在家裏的骨灰盒裏，埋在白雲山有手印的那塊大石頭下。埋下去，靜悄悄的，絕不要搞什麼儀式，由陶斯亮把骨灰送井岡山，事先不要告訴來發和井岡山的黨組織。
死後三個月，由陶斯亮發一個訃告，並在報上登個消息，不要寫簡歷、生平。我唯一要求的，是費了多年心血寫成的回憶錄，請女兒陶斯亮趁身體健康，腦子夠用的時候，抓緊點時間，集中一下精力，儘量快些整理出來。
我這幾十年的生命歷程，也可以反映我國革命社會歷史的一點側面，不論是好是壞，總算留給後人一點史實。
我上述所有願望，請女兒陶斯亮尊重我的遺願，照辦。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於北戴河。”
曾志同志與家人在一起。
看完遺囑，我頓時淚流滿面。
後來，我們就在小井紅軍烈士墓附近，挖了個洞穴。父親、叔叔、姑姑兄妹三人，你一把，我一把地將奶奶的骨灰灑在洞穴裏，並在上面栽種了一棵柏樹。
我找來一塊赭黑色的石頭，在上面刻上了“魂歸井岡”四個大字，下面一行寫上了“紅軍老戰士曾志”。奶奶終於回家了，回到了她一生牽掛的戰友身邊。墓地雖簡單，但在奶奶心中應該是最大的圓滿了。
在整理奶奶的遺物時，我們在她的抽屜裏，發現了疊得整整齊齊的80多個信封，都是奶奶的工資袋。上面放着一張字條:這些錢是組織發給我的工資，除去我生活上的花費，其餘的全部在這裏。請轉交給老幹局，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告訴組織，這些錢都是乾乾淨淨的。
奶奶爲黨和人民艱苦奮鬥了一生。正如姑姑陶斯亮給奶奶的墓誌銘所寫的那樣:您所奉獻的遠遠超出一個女人;您所給予的遠遠超過一個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