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在從事國際活動時，常常口不擇言，魯莽行事，給世界落下許多笑柄。其中最有名的是兩件事情：一是他在一次外交招待會上揚言要“埋葬”西方資本主義，後來到1963年11月6日，他在接見美國資本家時承認：“我做不到這一點，資本主義太大了。”二是赫魯曉夫出席1960年聯合國大會，有一天他在辯論中情緒失控，從腳上脫下皮鞋猛敲桌子，並同西班牙代表吵得幾乎動起手來……
經典醜聞
赫魯曉夫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的最高領導人，當時因無情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提出“三和兩全”理論、挑起國際共運“大辯論”、破壞中蘇關係而聞名於世界，他的名字在中國更是家喻戶曉。
應該說，赫魯曉夫的一生就像他死後的墓碑所顯示的那樣，是“黑白相間”的，他既做過一些好事，也犯有嚴重錯誤。特別是，赫魯曉夫在從事國際活動時，常常隨意發揮，口不擇言，魯莽行事，給世界落下許多笑柄。其中最有名的是兩件事情：一是他起先腦子發熱，在一次外交招待會上揚言要“埋葬”西方資本主義，後來不斷地進行辯解，到1963年11月6日，他又在接見美國資本家時承認：“我做不到這一點，資本主義太大了。”二是赫魯曉夫親自率領蘇聯代表團出席1960年聯合國大會，有一天他在辯論中情緒失控，竟不顧禮儀和規矩，從腳上脫下皮鞋猛敲桌子，並同西班牙代表吵得幾乎動起手來，導致警衛人員出來干預。這兩件事充分顯露了赫魯曉夫的個人素質和行爲作風。
赫魯曉夫的兩大“政治笑柄”，已經成爲“經典醜聞”，但不知何故，國內許多有關國際共運的教材和專門論述赫魯曉夫的學術著述，對這些“政治笑柄”或者避而不談，根本不提，或者輕描淡寫，語焉不詳，有時還張冠李戴，把時間、地點搞錯。有的文章甚至否認事實本身的存在。筆者最近查證了若干材料，感到有必要對此作一些說明，以正視聽。
“埋葬西方論”成了被他“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當年的赫魯曉夫，在處理東西方關係時有很大的隨意性，他時而鼓吹“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並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作無原則的退讓和妥協；時而又低估西方的決心，高估蘇聯的實力，要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甚至揚言要“埋葬”西方。關於赫魯曉夫聲稱要“埋葬”西方的言論，當時在世界上曾經廣爲流傳，但是赫魯曉夫的原話究竟是怎麼講的，是在哪年哪月講的，是在什麼場合講的，至今找不到正式的文件依據。於是，有些人就想當然地進行猜測，甚至胡編亂造。
現在至少流行兩種莫名其妙的說法：一種說法是，1959年赫魯曉夫同訪問蘇聯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展開“廚房辯論”時說的；另一種說法是，赫魯曉夫在1960年聯合國大會上“皮鞋敲桌”時說的。這兩種說法顯然都是牽強附會、毫無事實根據的編造。
比較可信的說法是，1956年4月，赫魯曉夫訪問英國，來到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在與英國實業家精英進行的一次重要會晤中，他酒後發表脫離發言文稿的“即興講話”。赫魯曉夫說着說着，竟忘了面對的聽衆是誰，開始用他一貫的風格講話，其中的一句話竟說：“我們一定要把你們埋葬。”接着，他又盡情地抨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當時，多虧在座的英國人都聽不懂俄語，而赫魯曉夫的隨行翻譯特羅揚諾夫斯基也沒有理睬這些“即興講話”，只按事先準備的發言文稿進行翻譯。然而，赫魯曉夫的“即興講話”後來還是透露出來並流傳起來。
赫魯曉夫事後不得不一再辯解，並對他的“埋葬”西方論加以修飾，企圖自圓其說。赫魯曉夫在1959年訪問美國期間，在這個問題上不斷遭到西方記者和官員的當面質問，並多次出現爭吵和難堪的場面。例如，當年9月16日，赫魯曉夫在出席全美新聞俱樂部記者招待會時，有記者問他：“常常有人援引說，您似乎在一次外交招待會上說，你們要把我們埋葬到地下。如果您沒有說過，您可以闢謠。如果說過，請解釋一下您的意思是什麼？”
赫魯曉夫辯解道：“在座的只是美國人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我想要把你們每個人都埋葬掉，那我一輩子還幹不完。我的確說過這個，但是有人故意歪曲了我的講話。這並不是說在什麼時候把什麼人從肉體上埋葬，而是說在社會的歷史發展中社會制度的改變。”“我說過，從歷史的發展和歷史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要被埋葬，共產主義將代替資本主義。你們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而我也不同意你們的看法。那麼，我們怎麼辦呢？必須共處。”
再如，當年9月16日，赫魯曉夫在出席洛杉磯市政當局舉行的招待會時，洛杉磯市市長赫爾頓·鮑爾遜在會上公開指責赫魯曉夫的“埋葬”西方論。赫魯曉夫隨即發表講話說：“市長先生，您在講話裏說過，我們想要埋葬你們……我想問，爲什麼您又重提我到美國後在幾次講話中曾解釋過的問題呢？市長顯然也是常讀報紙的。”“我已經說過，我們要‘埋葬資本主義’這句話不應當從字面上去理解，不應理解爲帶着鏟子挖掘墓穴和埋葬死人的普通掘墓人。我指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誰是誰非，這要由歷史去作決定……誰的制度更好，誰就能獲得勝利。我們不會去埋葬你們，你們也不會來埋葬我們。”赫魯曉夫還指責赫爾頓·鮑爾遜是“別有用心地把‘這隻死貓’扔到我的面前，想挑撥我和大家的關係。沒門兒。”
當年9月28日，赫魯曉夫訪美回國後在莫斯科勞動者羣衆歡迎大會上發表講話，在談到訪美過程時憤憤不平地說：“在前半段旅程中我們突出地覺察到，好像總是在重放同一張唱片。講話的人硬說什麼我曾經講過我們‘要埋葬資本家’。起初我還耐心地解釋：我說的其實是，我們‘要埋葬資本主義’。意思就是說，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會代替這個過時的社會形態，正如資本主義曾經代替了封建主義一樣。”
從上可見，赫魯曉夫的“埋葬”西方論前後有許多變化。他起先是說要“埋葬”資本家，後來則說是要“埋葬”資本主義；他起先是說蘇聯要“埋葬”西方，後來則說“要由歷史去作決定”，“我們不會去埋葬你們，你們也不會來埋葬我們”，雙方“必須共處”；他最後又承認：“我做不到這一點，資本主義太大了。”但是，不管赫魯曉夫如何辯解，他始終不能自圓其說。即使是指社會發展規律，一個嚴肅的政治家也決不會在那樣的外交場合用如此粗魯的語言講如此敏感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