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主義，基於尼基塔·赫魯曉夫和他的政府的理論和政策而形成的。
赫魯曉夫主義是去斯大林化運動的產物，提倡對文化差異采取更多的包容，採取更開放的國際關係政策，否定斯大林的政策。
簡介
赫魯曉夫主義(英語：Khrushchevism)基於尼基塔·赫魯曉夫和他的政府的理論和政策而形成，最早使用這個政治術語的是毛澤東，當時是用來嘲諷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主義是去斯大林化運動的產物，提倡對文化差異采取更多的包容，採取更開放的國際關係政策，否定斯大林的專斷和恐怖政策。
背景
長期以來，蘇聯的傳統觀點一直認爲，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時期;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是建立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完成階段，到30年代後半期，蘇聯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斯大林宣佈，1937年蘇聯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第三個五年計劃(1938—1942)，是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開端。
可以說，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和片面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結構(斯大林模式)，是發達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和雛形。
斯大林的這一模式的基本戰略決策是，把人民的經濟、政治、文化要求放在第二位，只給予低標準的滿足，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資源，把國家高速建成社會主義強國。
當然，不可否認斯大林時期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斯大林模式對於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防禦帝國主義的侵略，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當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已經得到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取得了一定發展之後，仍繼續沿襲這種體制，顯然是戰略上的失策。到50年代，問題暴露了出來。
雖然工業發展很快，從1913年到1950年增加了12倍，但是農業卻徘徊不前，只提高了40%。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某些方面還有所降低。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農業集體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1953年，全蘇人均糧食產量僅爲432公斤，低於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副食供應不足，多數消費品質量低劣。農村情況更差，有的農莊的工分只有幾戈比。
面對這一現實，赫魯曉夫執政後，對蘇聯的經濟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試圖突破斯大林模式的舊框框。
他首先從農業入手，採取了三次重大改革措施：一是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取消農副產品的義務交售制;二是大規模開墾荒地，擴大播種面積，種植玉米，增加糧食產量;三是取消農業機器拖拉機站，把農業機器賣給集體農莊。
1961年10月，在蘇共召開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蘇共綱領》。“二十二大”決議和蘇共新綱領，提出了以擴大企業權限、加強經濟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和各種經濟槓桿以及加強經濟覈算爲中心的比較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向。《綱領》強調指出：“爲了動員內部潛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設投資、生產基金和財政資金，必須在國家計劃任務的基礎上，擴大企業的業務獨立性和主動性。提高企業在採用先進技術和更充分地利用生產能力方面的作用和興趣”;“根據商品貨幣關係在社會主義時期所特有的新內容，對商品貨幣關係充分加以利用”;“經濟領導將依靠對高生產指標的物質刺激和精神刺激，對勞動的物質刺激和精神刺激是爭取共產主義鬥爭中的偉大的創造力量。”《綱領》提出的上述三項原則，標誌着蘇聯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向縱深發展的新階段，“利別爾曼建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赫魯曉夫在1961年10月18日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中，談到蘇聯共產黨的新綱領，並宣佈蘇聯將在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反映了赫魯曉夫在決策重大問題時的主觀盲動性。
赫魯曉夫
內容
政治方面
主要是平反冤假錯案;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強調集體領導原則。斯大林逝世後，政治上，大量冤假錯案造成的不穩定因素開始擡頭;各加盟共和國由於斯大林時期的體制造成的民族離心傾向日益嚴重;各階層對個人迷信造成的壓抑氣氛日益不滿;經濟上，部門管理造成的專業狹窄、分散，協作不靈的問題更加突出;人民生活改善很慢的狀況已經成爲嚴重的問題;過分偏重發展重工業造成的國民經濟畸型結構，使得人民生活必需品十分緊缺。因此，改革斯大林時期的體制是勢所必然，符合蘇聯人民的心願。
赫魯曉夫時期的政治改革，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赫魯曉夫時期的政治改革是從1954年開始的，歷經十年。從總體上說，赫魯曉夫時期的政治改革主要有兩大特點：一是在基本上不動中央集權體制的基礎上，擴大地方權限;二是以有利於促進生產的原則改組黨和政府機構。
農業方面
體制改革
赫魯曉夫在執政期間，對蘇聯經濟進行了廣泛的改革和調整。
長期以來，蘇聯只注意重工業的增長，忽視農業的發展，甚至掩飾農業方面的嚴重問題。
蘇聯曾宣佈，1952年的穀物產量達到13，000萬噸。馬林科夫在黨的十九大上宣稱：“農業問題永遠徹底解決了。”，實際上，這一年只生產了9000多萬噸糧食，1953年又降爲8250萬噸。蘇聯1953年的人均糧食和肉類的產量只有432公斤和30公斤，比革命前1913年的540公斤和31.4公斤還要低。農業的落後，既影響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妨礙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正是從農業開始的。
1953年9月，他在黨中央全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赫魯曉夫的措施》的報告，指出農業的基本問題在於違揹物質刺激原則。根據赫魯曉夫的報告，蘇聯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減輕農民的負擔，取消不必要的國家干預，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首先，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過去，集體農莊每年要向國家義務交售一定數量的農產品，其價格低於成本。1958年6月，政府取消這種義務交售制，把它改爲農產品採購制。
從1952年到1964年期間，國家收購各種穀物的平均價格指數提高了7.48倍，收購畜產品的價格指數提高了15.69倍。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其次，改變計劃體制。1955年以前，國家下達的生產計劃指標多達280項，詳盡規定各種農作物的播種面積、播種時間、技術措施、收割期限、產量等等，限制了廣大農莊幹部和莊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1955年起，國家放寬對農牧業的生產管理，只下達國家收購各類農畜產品的數量指標，農莊有權自行安排生產。但是，這項決定沒有得到認真貫徹，國家仍不時干預農莊的生產安排。
第三，鼓勵莊員發展副業經濟。國家允許莊員擁有自留地和飼養一定數量的牲畜。
1946年後，政府爲督促莊員把主要精力用於集體生產，不斷增加自留地的農業稅額，並規定產量愈高稅額愈多。農民不堪重稅，紛紛砍掉自家果樹，殺掉餵養的牛豬。副業生產日漸縮小。赫魯曉夫上臺後，立即改變收稅辦法，由按產量改爲按自留地面積計算稅額。同時，降低自留地的稅額，免除私人果樹、奶牛的實物稅。
1954年6月，廢除自留地的義務交售制。1958年1月，取消副業的義務交售制。在政府的鼓勵下，副業經濟迅速發展。蘇聯2000萬農戶中，原來大約有四分之一農戶不養奶牛。到1959年，幾乎每個農戶都養了奶牛。此外，城鎮居民還養了350萬頭奶牛。全國牛奶產量明顯增加。幾年內，羊的頭數增長了一倍，豬和家禽的數量也大大增加。果園又興旺起來。私人農產品的銷售價格從1954年起開始下降，農貿市場日趨繁榮。
赫魯曉夫
種植玉米運動
爲了擴大谷物生產，赫魯曉夫提出開墾荒地的辦法。
1954年2月，黨中央全會在聽取了赫魯曉夫的報告之後通過決議，決定在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大規模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
從1954年到1958年的五年期間，政府爲開荒投資67億盧布，動員數十萬志願者到東部地區安家落戶，共開墾出4000萬公頃的土地，大約是全蘇耕地的五分之一。墾荒運動在初期取得了明顯成果。1958年，蘇聯農業豐收，墾荒區共收穫穀物5850萬噸，佔當年全蘇糧食總產量的40%以上。
然而，特大豐收也帶來許多新問題。由於缺乏足夠的卡車、人力和糧倉，加之道路坎坷不平，未能在冬季到來之前把荒地的莊稼全部收割完畢，還有大量糧食在運輸途中、在儲存過程中損失掉。60年代初，由於墾殖方法不當，墾荒區風沙侵蝕日益嚴重，幾十萬公頃新開墾的土地被破壞。因此，赫魯曉夫時期沒能把墾荒的成果真正鞏固下來。
1958年2月，黨中央全會根據赫魯曉夫的報告，通過了《關於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制度和改組機器拖拉機站的決議》，決定將拖拉機等農業機器賣給集體農莊，並將機器拖拉機站改組爲機器修配站。這項決定受到農民歡迎，它有利於消除“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兩個社會主義企業——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進行經營”的情況。
但是，赫魯曉夫賣給集體農莊的拖拉機要求過急。到1959年1月，80%的集體農莊買下了農業機器，全國8000個機器拖拉機站撤銷了7655個。剩下的20%農莊都是負債累累的貧困集體，根本買不起任何機器。然而，中央委員會指示，這些農莊就是貸款也必須買農業機器，以防止他們滋長“依賴別人的思想”。
農莊買下機器後，按法令規定可以在三年至五年內分期償付買拖拉機站設備的款項。但在一些富裕農莊的帶動下，在赫魯曉夫的讚賞下，幾乎所有的農莊都在一年內償清了欠款。這種匆忙的做法，使一項正確的改革產生許多不良後果。
首先，集體農莊由於要花費大筆錢財購買機械設備，不得不取消或推遲許多計劃內的項目，甚至挪用其他方面的資金，打亂了農莊的正常發展進程。
其次，改革後新購買的農業機器大多得不到正常的保管和維修。農莊把有限的資金都用於購買機器，無力修建存放農機的庫房。國家原來預計建立大約四千個機器修配站，來幫助農莊維修農業機器。但是，這些修配站一直沒能很好建立起來。1961年，政府決定機械在農莊就地修配。大約有一萬個大型農莊建立起自己的修配廠。而其他的三四萬個農莊沒有修配廠，只能敷衍了事地進行一些維修。
第三，農莊沒有足夠數量的、經過正規訓練而能有效使用農業機器的技術員。過去，在機器拖拉機站工作的技術員不願從國家工作人員變爲農莊莊員，他們當中的駕駛員有一半離開了農業崗位。結果，雖然農莊購買了大批機器，卻不能充分利用它。
農莊改革
爲了促進農業的發展，赫魯曉夫強調要擴大對集體農莊的幫助。國家派出2萬名有大學文化水平的幹部去當農莊主席，並向農村輸送了12萬名農機師、農藝師和拖拉機手。國家大力發展農機工業，使農村擁有的機械數量成赫魯曉夫墓倍增加。1953年，農村共有74萬臺拖拉機，1964年增長到154萬臺，穀物收割機從32萬臺增至51萬臺，卡車從42萬輛增至95萬輛。
政府還從資金方面幫助農莊，免去農莊歷年欠國家的債款，同時不斷擴大國家對農莊的長期貸款數額，1953年爲5.8億盧布，1964年增爲12.5億盧布 。赫魯曉夫在改革調整農業過程中，辦了不少欠考慮、主觀盲動的事。
他看到美國種玉米對發展畜牧業收益甚大，就不顧蘇聯的條件如何，強行擴大玉米的種植面積。1953年，全蘇的玉米播種面積只有350萬公頃，赫魯曉夫卻要求到1960年擴大爲2800萬公頃，八年中要增加七倍。
這項規定導致災難性後果。玉米是乾熱氣候作物，而蘇聯很多地區日照量不夠，玉米經常結不了穗。莊員消極抗拒。播種玉米最多的一年是1956年，其面積達到930萬公頃。赫魯曉夫下臺後，一些有種玉米傳統的地區也拒絕種玉米。1965年，全國的玉米播種面積只有320萬公頃，低於1953年的水平。赫魯曉夫擴大玉米種植面積的計劃徹底破產。
盲目改革
1957年5月，赫魯曉夫突然提出，蘇聯的人均牛奶和黃油的產量將在1958年趕上美國，人均肉類產量將在
赫魯曉夫與毛澤東1960～1961年趕上美國。這是一個頗欠考慮的口號。
在牛奶和黃油產量方面，蘇美相差不多。肉類產量方面，蘇聯有很大的差距。1957年，蘇聯的肉類產量只有570萬噸，而美國是1600萬噸;人均肉類產量，蘇聯是36公斤，美國是97公斤。
要達到赫魯曉夫提出的目標，就要使蘇聯的肉類產量在三四年內增加近兩倍。這對於缺乏飼料和大型畜牧設備的蘇聯來說，是很難辦到的。1958年的畜牧業發展情況很不理想，它的產量只增加了5%，而不是赫魯曉夫要求的60%～70%。但是，這並沒有使赫魯曉夫頭腦清醒過來。他不斷對地方施加壓力，要求各州採取果斷措施，提高肉類產量。
在這種情況下，梁贊州委第一書記拉季奧諾夫在個人野心的驅使下，大膽保證梁贊州在1959年一年內，將使肉類產量增加一倍，出售給國家的肉類數量增加二倍。赫魯曉夫沒有分析這一保證是否有現實可能性，就大加讚賞，號召其他各州向梁贊州學習。1959年底，拉季奧諾夫以種種弄虛作假的手段，宣告“勝利完成”指標，並因此獲得列寧勳章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但是，沒過多久，騙局就被揭穿。拉季奧諾夫自殺身亡。梁贊州試驗的破產說明，赫魯曉夫的趕超計劃是不現實的。
赫魯曉夫
相關評價
儘管赫魯曉夫的農業政策有很多失誤，但他的改革與調整還是取得了積極成果。蘇聯農業克服了長期停滯不前的狀態，取得了較快的進展。
從1950年到1960年期間，農業人口減少了1100多萬，但農業產量明顯增加。1951～1955年期間，糧食的年平均產量爲3850萬噸，1961～1965年期間，年平均產量達到1.303億噸，增長近50%。
在同一時期，肉類的年平均產量由570萬噸變爲930萬噸，增加60%以上;奶類年平均產量由3790萬噸變爲6470萬噸，增加70%以上。農莊莊員的生活大大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爲25盧布，1965年達到51.3盧布。農業雖有較大進步，但農業落後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蘇聯農業是粗放經營，勞動生產率很低。由於受氣候影響，產量波動很大。1962年，穀物產量達到1.402億噸，但第二年就陡降爲1.075億噸，減少3270萬噸。
其次，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在初期效果比較明顯。1953～1958年期間，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6.8%。而後期出現不少問題，效果明顯減弱。1958～1964年期間，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