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逝世

1971年9月11日，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逝世，終年78歲。直至9月13日上午，蘇聯人民才得知這一消息。這天的《真理報》上刊載了一條短訊：“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特別養老金領取者赫魯曉夫逝世，終年78歲。”沒有訃告，也沒有提葬禮的時間和地點。

1894年4月17日，赫魯曉夫出生在庫爾斯克省卡利諾夫卡村。父親謝爾蓋-尼卡諾羅維奇和母親克薩尼姬-伊凡諾夫娜都是純樸的農民。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放牛放羊，幫助父母作些力所能及的農活。1908年，父親帶領全家搬到尤索夫卡(1924年改名爲斯大林諾，1961年又改名爲頓涅茨克)，15歲起，便先後進入機械製造廠、煤礦和焦化廠作學徒和鉗工。在這期間，他參與並領導了工人的罷工鬥爭，並正式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直至後來成爲蘇聯國家首腦後，他仍然十分喜歡回憶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說：“如果說高爾基是在人民的大學裏學習過的，那麼，我就是在礦井大學裏受的教育，這對工人來說也是某種‘劍橋’是受壓迫的俄國人的大學。”

1918年，國內戰爭開始後，赫魯曉夫參加了紅軍，擔任第九步兵師第七十四團第二營政治委員。戰爭結束後，他與100餘名黨員一起被派往家鄉尤索夫卡，擔負恢復這個地區的生產任務，在那裏被任命爲魯欽科夫礦井的副礦長，並被送到頓涅茨礦業技術學校學習。由於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經歷，又總是精力充沛，被選爲學校的政治領導人。畢業以後，在頓巴斯擔任了彼得羅夫斯克--馬林斯克區委書記。在任區委書記期間，這個區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赫魯曉夫本人也被認爲是烏克蘭地區出類拔萃的黨的官員之一。1929年，在莫斯科開辦了一所旨在培養從事國民經濟工作的黨的高級幹部的工業學院，由於工作成績顯著和道地的工人出身，赫魯曉夫成了這所學院第一批學生之一。在學校裏，由於他在政治上忠心耿耿，是反對“右傾分子”鬥爭的重要支持者，因此，被任命爲院黨委書記。1931年，由卡岡諾維奇推薦，他先後擔任了莫斯科市鮑曼區和紅色普列斯尼亞區第一區委書記。第二年，又當選爲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1934年，剛剛39歲的赫魯曉夫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上當選爲中央委員，很快又被提升爲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和莫斯科州委第二書記，之後，又由於卡岡諾維奇的大力推薦，並經過斯大林的同意，被選爲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不久，又連續當選爲聯共(布)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斯大林逝世後，有兩件事情頗能表現赫魯曉夫的無畏和勇氣。第一是清除貝利亞。斯大林逝世後，貝利亞出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部長，他利用獨攬的國家保安大權，隨意加害於人，構成對其他領導人的威脅，爲最高領導層中多數人所不能容忍。但是，卻沒有人敢動他。斯大林剛剛去世，赫魯曉夫就決心除掉這個罪惡昭著的特務頭子。他在暗中說服其他主席團成員，準備共同清除這一禍患。在處理貝利亞的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赫魯曉夫第一個站出來要求把貝利亞開除出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並交軍事法庭。

第二件令世人震驚的事是在第二十次黨代會上，以堅定的決心和行動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1925年，赫魯曉夫作爲烏克蘭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第十四次黨代會的時候，第一次見到了斯大林。直至他擔任了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纔有機會經常與斯大林接觸。他曾回憶，那時“我確實被斯大林，被斯大林的關心和愛護迷住了--我與他在一起的時候所見到的和聽到的一切都迷住了我，我完全被他的魔力所征服。”這種崇拜的動搖大概始於衛國戰爭期間。戰爭中，他對斯大林反覆無常的性情，粗暴的指責十分反感，認爲斯大林應當對蘇聯軍隊遭受的失敗和幹部隊伍的損失負責。此後，他對斯大林的認識逐漸由盲目崇拜變得理智、清醒起來。在貝利亞被捕到第二十次黨代會召開期間，赫魯曉夫雖已取得了黨的第一書記職位，但是，斯大林晚年的嚴重錯誤導致國內外矛盾重重，斯大林時期的政策仍在執行。赫魯曉夫以爲對斯大林作出重新評價勢在必行。於是，他提出在中央委員會向第二十次黨的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寫進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專門部分。1956年2月14日，第二十次黨代會降重開幕。赫魯曉夫不僅堅持了他的意見，並將其進一步發展，在閉幕會上作了題爲《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祕密報告。

這個報告長達兩萬多字，揭露了斯大林晚年的錯誤，特別是首次揭露了斯大林在30年代搞肅反擴大化、踐踏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內幕，以及搞個人崇拜、在衛國戰爭初期由於喪失警惕造成巨大損失的有關材料，報告最後指出，今天“我們徹底地提出了同與馬列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個人崇拜這一根本問題，並提出要消滅其惡劣後果。這一事實，乃是我黨偉大的精神和政治力量的證明。”他告訴人們：“我們必須堅決肅清個人崇拜，我們還必須在思想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兩個方面作出正確的結論。”1956年6月30日，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特別決議。

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展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是蘇聯共產黨及其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掃清思想障礙的一場偉大的鬥爭，對蘇聯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大會以後，大批政治犯被釋放，在斯大林的集中營和監獄裏死去的人的案件得以複查，恢復名譽。文化生活逐漸活躍起來，學術界也擺脫了舊的束縛，社會科學戰線開展了富有成效的討論和研究。伊麗亞·愛倫堡小說的題目《解凍》成了人們形容蘇聯政治、社會、文化生活新局面的一句俗語。但是，儘管赫魯曉夫在報告結束時說：“我們必須極其認真地考慮個人崇拜問題，請不要把這個問題泄露到黨外，尤其不要泄露給報紙，我們之所以在大會的祕密會議上討論，其理由正在於此，我們應當知道限度，不要給敵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醜外揚到敵人面前。”但在事實上，報告對全世界，尤其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爲蘇聯共產黨領導者始料未及的重大影響，它給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投下了一道陰影。在西方，許多人紛紛脫黨，更多的人疑惑、迷惘。一些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報刊藉機報道布爾什維克黨的“罪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着一場嚴峻的考驗。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和各方面的蘇聯問題專家則提出種種假設和猜測，討論促使赫魯曉夫決定克服這個在黨和國家已經根深蒂固的個人崇拜問題的動機。

1957年，蘇共黨內矛盾加劇，赫魯曉夫與莫洛托夫等人在黨的許多內外政策上產生分歧，且矛盾日趨尖銳。莫洛托夫等人準備把赫魯曉夫趕下臺。在這緊要關頭，赫魯曉夫利用當時人心思改，莫洛托夫等人反冒進的意見不爲人們重視和接受的形勢，在中央全會上，爭取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打成“反黨集團”，排除出領導集團。爲鞏固政治地位，推行他的改革措施掃清了道路。

斯大林時代後期，蘇聯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中的矛盾眉益突出。到赫魯曉夫執政期間，爲了適應當時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要求，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政治體制方面，他主張反對個人迷信，實行集體領導原則，改革內務機構，建立和健全法制。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他針對蘇聯早已形成的國家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叔，提出了把部門管理改爲地區管理的原則，以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同時，他還大膽探索了發展經濟、提高生產率的方法和途徑。

在科技研究方面，他積極鼓勵和支持知識分子的研究工作，提出趕超美國的計劃。蘇聯在科技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天空。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人造衛星1號”，開闢了人類征服太空的新紀元。這顆衛星重83.5公斤，軌道遠地點爲940公里，近地點爲230公里，每96分鐘繞地球1周，進行了一系列的太空科研項目，於翌年初完成任務而殞落，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證明蘇聯在同美國的高科技競賽中走在了前面，這使美國舉國上下爲之震驚，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加速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美國於1958年1月也把它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探險者1號”送入了軌道。此後，10多個國家相繼發射了5000多顆人造地球衛星，用於科研、氣象、導航、通訊和軍事等目的。在人民生活方面，他十分關心公民住房間題，把建造民用住宅作爲當時建築業的主要任務，等等。赫魯曉夫執政的時間不長，但他使蘇聯社會主義發展史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帶有轉折性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赫魯曉夫和蘇共領導所進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些措施亦非盡善盡美，但卻衝擊了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始終存在着的僵化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使人們有了一個比較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對蘇聯經濟的發展起了有效的推動作用。同時，也爲日後蘇聯的改革提供了經驗。就赫魯曉夫個人來說，立志改革則表現了他作爲一個實踐家的氣魄和膽略。

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魯曉夫執政期間，不僅十分關心蘇聯與他國的外交關係，而且實行了較爲開明的外交政策，打破了斯大林時期形成的外交僵局。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復了同南斯拉夫黨和國家的聯繫。爲了彌合自1948年以來蘇聯和南斯拉夫問題出現的裂痕，赫魯曉夫決定“採取主動地結束分裂”的行動。1955年夏天，他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身分，率領由布爾加寧、米高揚、謝皮諾夫等人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了南斯拉夫。這次訪問，不僅恢復了中斷多年的蘇南兩國兩黨問的關係，也在實際上承認了社會主義可以有不同道路和模式的事實。儘管赫魯曉夫在其外交政策的推行過程中，在相當程度上承襲了大國主義的做法，如在對待中國的一些問題上所採取的行動，但是，與南斯拉夫關係的恢復，是對蘇聯自斯大林時期起長期採取的大國主義做法的初步否定。

在改善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努力中，赫魯曉夫積極主張同資本主義世界開展和平競賽，特別是十分關注蘇聯與美國的關係。他抓緊一切時機，努力採取各種辦法緩和雙方的關係。1959年9月15日，他率領代表團訪問了美國，與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戴維營會晤，這次美國之行，他的直率、富有活力、勤奮、簡樸給美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蘇美關係的改善，使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出現了普遍的緩和局勢。

自1958年蘇聯與他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斯大林時期蘇聯那種僵硬、緊張的外交關係開始“解凍”，對外關係呈現出十分活躍的局面。而赫魯曉夫在其執政的10年內，幾乎訪問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國家，在國際舞臺上表現出的勇氣爲世人所矚目。

1963年，蘇聯的農業出現了大倒退，工業也同樣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情況，觸發並加劇了工人、農民、黨政幹部、士兵等早已有的、因不同政治和經濟原因引起的不滿情緒。而赫魯曉夫本人，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統治地位的加強，也越來越習慣於諸如“偉大的列寧主義者”、“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和平的偉大戰士”一類的吹捧。無限的權力使他變得越來越急躁，易怒、粗暴，對一些由他提出的、關係重大的改革措施和決議的討論，越來越流於形式，幾乎沒有人願意和能夠同他進行爭論。

1964年10月，正在黑海之濱療養的赫魯曉夫被召回莫斯科，參加中央委員會12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會議。到會的人指出他處事草率、搞個人崇拜、自吹自擂、用人不當，以及在國內國際關係等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錯誤。會議決定撤銷他的一切職務，並一致通過了“鑑於赫魯曉夫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解除他的職務”的決議。1957年6月，赫魯曉夫曾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勢把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黨集團”，清除出領導集團。數年之後，他自己也遭到了這種被不正常的手段和方式趕下臺的後果，從此開始了每月領取400盧布特別養老金的退休生活，直至1971年9月悄然逝世。

據說，赫魯曉夫在晚年越來越對自己和他執政期間所作的決策感到不滿。的確，作爲一個政治家，赫魯曉夫有着很大的侷限性，在其工作中，有許多過錯，而且這個來自卡利諾夫卡的農民，粗魯，跋扈，暴戾，好自誇，願意別人爲他唱頌歌，缺乏必備的學識和文化修養，這種素質使他在主持政事過程中，往往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可能，常憑熱情和一時衝動採取重大決策，這不能不成爲他結束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後，面對蘇聯存在着的許多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他適應了蘇聯當時需要改革的客觀趨勢，採取了適合蘇聯多數人需要的政治經濟措施(儘管這些措施被事實證明不能完全解決蘇聯的現實問題)。特別是他具有強烈的進取心，始終保持旺盛的鬥志，在政治上表現出的敏銳、無畏，使得蘇聯黨和國家在他執政的10年間，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他本人也以一個勇敢的政治家的姿態成爲一個突出的世界性人物。

如今，距赫魯曉夫逝世已有二十多年，但人們沒有忘記他那張有特點的面孔，並不時地提起他的名字，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將對其執政的蘇聯歷史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也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態度評價這個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