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托馬斯·曼1875年6月6日出生於德國北部港市呂貝克，他的父親是經營穀物的鉅商，母親出生於巴西，有葡萄牙血統。托馬斯.曼是五個孩子中的老二，長他四歲的亨利希·曼後來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作爲成功的商人，托馬斯.曼的父親作風實際，在呂貝克很有影響;而他從母親那裏則得到音樂、文學和藝術的薰陶。父親的實用主義與母親的藝術氣質所代表的二元性，成爲托馬斯·曼後來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
青少年時代的托馬斯·曼並非是一個缺乏天賦的孩子，但他對於學校的課程表現地毫無興趣。他更願意致力於發展其由來已久的對於寫作的愛好，並以散文隨筆和作文的形式參與其與他人共同編輯出版的雜誌《春天風暴》。在一封保存下來的1889年的信中，當時只有14歲的托馬斯·曼在信的末尾屬名“托馬斯·曼，抒情戲劇詩人”。這反映了托馬斯·曼對於自己將來當作家這件事是很認真的。
托馬斯·曼的父親於1891年在41歲的年齡上早逝後，孩子們被指定了一位監護人。這位監護人認爲，托馬斯·曼離開學校後應該選擇一個正當的職業。托馬斯·曼順從了這一意願，並且在此之後任職於一家火災保險公司。在辦公桌前的工作對於托馬斯·曼來說極其無聊和不具挑戰。
1892年，托馬斯·曼的母親遷往慕尼黑。托馬斯.曼則留在呂貝克完成大學預科學校的學業。他把大部分精力轉向了文學，他的學習成績並不理想，畢業時只得到了一箇中等文憑。
1893年，托馬斯·曼離開呂貝克前往慕尼黑。1895年，托馬斯·曼放棄了在火災保險公司的工作。
1894-1896年間，他參加了慕尼黑技術大學的歷史、藝術和文學課程。最初，他心裏想着的是選擇從事記者這一職業。中學時期的毫無目標，依然在他大學學習期間延續。
文學創作
當1896年托馬斯·曼年滿21歲時成年時，他有資格從父親所遺留下來的財產中獲得每個月160到180馬克的零花錢。這樣，他就有了足夠的收入。托馬斯·曼決定從那些被動的教學活動中把自己解脫出來，成爲一名自由作家。
1897年，托馬斯·曼開始他第一部長篇小說《布等勃洛克一家》的創作。1901年這本小說發表並立即獲得巨大成功，從此奠定了托馬斯·曼在德國的文學地位。
1905年，托馬斯·曼同卡蒂婭普林斯·海姆結婚。儘管曼對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不是一無所知，但他選擇了壓抑剋制。他們生了六個孩子，三兒三女。除了長子克勞斯.曼，長女艾麗卡·曼也是一位作家、演員和社會活動家。克勞斯·曼和艾莉卡·曼都是公開的同性戀者。
托馬斯·曼1912年寫成中篇小說《在威尼斯之死》搬上銀幕之後，引起了國際上的注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托馬斯·曼深受叔本華、尼采和瓦格納影響，充滿浪漫的民族主義思想，把戰爭看成是某種精神的淨化、解放和希望，認爲戰爭可以保衛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而當時斯蒂芬·茨威格、赫爾曼·黑塞、施尼茨勒和羅曼·羅蘭都是反戰的。托馬斯·曼的哥哥也反戰，爲此兩兄弟幾乎絕交了。戰爭的失敗使托馬斯·曼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他成長爲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此時他認爲，“民主與人文主義是統一的，如果人們要遵循人文主義，就要學會人與人之間民主地相處。對於自己過去的反理性主義，他感到一生的“罪過、負債與責任”。
1919年，托馬斯·曼被授予波恩大學哲學系的名譽博士。
輝煌時期
托馬斯·曼從一個不問政治的藝術個人主義者轉向社會政治事務的積極參與者。1922年，魏瑪共和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被年輕民族主義分子殺害，這個事件使他站出來公開表態支持共和與民主，並發表演講譴責“感傷矇昧主義從事的恐怖活動”，指出“未來的思想是人性、博愛”，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稱自己的政治活動是想要把青年人“爭取到共和國，爭取到被稱之爲民主，以及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一邊來。”對此，那些“無知和沒有教養”的青年公開對他表示不滿，極端民族主義者甚至罵他背叛了德意志。
在一次演講中，托馬斯·曼曾抨擊了“種族優越”，爲此惹怒了在場的納粹黨徒，迫於他們的淫威，托馬斯·曼不得不從後門離開大廳。1923年，托馬斯·曼開始了流亡生活。起初，他在瑞士生活了五年，以後又移居美國。在美國期間，托馬斯·曼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着另外一種德國的面貌，在那裏他發揮着比在國內更大的作用。他曾是羅斯福總統的座上客，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1929年，托馬斯·曼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1930年大選，納粹一躍成爲得票率奇高的黨派。托馬斯·曼一直不贊同這種煽動性的政治勢力，於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了被稱爲“德意志致詞”的講話，他質問是否“納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種低級的，純種的，思想單純的，腳後跟行軍中啪啪作響的，幼稚聽話的，激情盪漾的真誠;這種高度的全民族的單一化在一個成熟且經驗豐富的文化民族裏，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實現。”除了托馬斯·曼自己的作品不合納粹的胃口之外，他哥哥亨利希·曼的進步言論，他妻子的猶太血統以及他子女公開的同性戀身份都足以令納粹咬牙切齒。目睹理性知識分子日益受到排擠、迫害，目睹曾受良好教育的德國青年在大街上跟隨納粹焚燒書籍，作爲德國貴族禮儀的典範，托馬斯·曼開始採用了謾罵的形式。在他的私人書信中，開始頻繁出現“白癡”、“流氓”、“令人厭惡的小丑”、“悲慘的可憐人”、“矇昧主義的癡呆”、“奴隸的劣根性”這些詞，他用足了全部帶有侮辱性的字眼，對納粹德國及其人民“開罵”了。他在通信中寫道：“德國人民要對所發生的事情負責。因爲他們並不熱愛自由，相反認爲自由是一種可以完全忽視的形式。儘管遇到殘酷的幻滅，在新的恐怖的制約下，他們甚至會比在共和國的環境中，還要感覺良好和幸福。”他把這種只有國家概念，沒有人的概念的現象看做是一個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敗。他甚至認爲野蠻的德國已經不配稱作“國家”，而應當稱爲“白癡野戰營地”。
1935年，他與愛因斯坦一起獲得了哈佛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的頭銜。
1936年，托馬斯·曼終於從私人書信轉向公開表達：“對人類、道德及審美的無數觀察讓我確信，現在的德國政權對德國和世界都不會有什麼好處。”同年，他被剝奪了德國國籍。同時，納粹還剝奪了托馬斯·曼於1919年被波恩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稱謂。他聲明不承認那個“佔據在德國土地上的滅絕人性的統治政權”，當時的德國“沒有思想，卻又反對思想，反對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東西，反對自由、真理和正義”。
1933年希特勒上臺，他撰文譴責法西斯對德國文化的歪曲和破壞，發表《理查德·瓦格納的苦難與偉大》的著名演講，而被迫流亡國外，於1938年移居美國，1941年托馬斯·曼舉家遷往PacificPalisades(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亞附近)。加入美國國籍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托馬斯·曼才取得了美國國籍。
晚年
雖然他的著作在德國被查禁，他的國籍和波恩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被剝奪，但他並沒有屈服，而是以著名的公開信表明了反法西斯的嚴正。流亡期間，他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並堅持創作，發表了長篇鉅著《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的前三部以及《綠蒂在魏瑪》(1939)等 。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流亡：“這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瀰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爲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裏，哪裏就是德國。我帶着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
戰後德國幾家報紙推薦托馬斯·曼當任第一位聯邦德國的總統，他拒絕了。戰後，托馬斯·曼始終不肯返回德國。多年之後，托馬斯·曼才願意跟他的德國同胞重新和好。
五十年代，邁卡錫主義開始在美國肆虐。而二戰後的德國分裂爲東西兩個。托馬斯·曼最終選擇於1952年返回瑞士定居。他一直在瑞士客居，但經常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進行訪問，在那裏朗讀他的作品。這期間，他的作品範圍更進一步擴大。1955年7月20日托馬斯.曼被確診患了血栓。治療沒能啓到效果。托馬斯.曼於8月12日由於動脈硬化症在蘇黎世的醫院逝世，享年8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