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懷王熊槐，羋姓熊氏，楚威王之子，楚頃襄王之父，戰國時期楚國第37位國君，在位共30年。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楚威王十一年(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熊槐繼位，史稱“楚懷王”。 在位期間，他曾破格任用屈原進行改革，但變法半途而廢。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擊敗魏國，奪取八城;楚懷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擔任五國聯盟的縱長，合縱伐秦;楚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滅亡越國，拓境江東。但是，他也曾在楚懷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發動丹陽、藍田之戰，損兵折將、痛失漢中;又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經歷垂沙之戰 的大敗，國土淪喪。 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楚懷王與秦昭襄王在武關會盟，秦國將他扣押，脅迫他割讓巫郡、黔中郡，被他斷然拒絕。楚頃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楚懷王客死於秦。梓棺返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爲政舉措
經濟
在楚懷王時期，楚國的經濟十分發達。在農業方面，主要有王田、食邑和小私有土地這三種土地所有制形式。當時，湘水流域已成爲楚國的糧倉，有“讎、龐、長沙，楚之粟也”之稱;楚地物產豐饒，盛產木材、礦產、水產和鳥獸，尤其是雲夢澤一帶的特產橘、柚享譽天下，而這也成爲《橘頌》的創作靈感之一 [23] 。在手工業方面，這時官營的、私營的、集體的、個體的、家內的手工業並存。其中，楚國著名的冶鐵中心宛城出產的鐵器聞名遐邇，有“宛鉅鐵矛，慘如蜂蠆”的美譽。
在商業方面，水陸交通的發展爲商業運輸提供了便利。根據《鄂君啓節》的記載，當時楚國岷江、長江、漢水以及湘水、資水、沅水、澧水的交通，都很通暢;郢都、宛、陳，都已成爲有名的商業城市。 出土文物證實，除了與中原的貿易，楚國還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的一些國家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其開放程度在戰國首屈一指。 楚國發達的商業爲官府提供了重要的財政收入，楚國在田稅、戶口稅以外還徵收關市稅，這點與其他國家是一致的。鄂君啓節所免的就是其中的關稅。
文化
楚懷王本人喜好文學 ，也鼓勵楚國的文藝創作。《文心雕龍·時序》記載：“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這表明，類似於齊國的稷下學宮，楚王已經有意選拔人才在蘭臺宮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化講學了。 《拾遺記》也收錄了一則傳說，稱楚懷王每年都在湘山舉行宴會，命羣才創作辭賦和音樂。 楚國官方對文學的重視，客觀上有益於楚辭藝術的發展。
軍事
軍備制度
戰國時期，列國普遍確立了郡縣徵兵制度和常備軍制度。此外，出於獎勵軍功等目的，爵秩制度也普遍推行。 楚國的爵秩等級分爲五等，分別是列侯(又稱通侯)、執珪(一作執圭)、執帛、五大夫和七大夫，昭陽在襄陵之戰後稱自己的爵位是執珪，就是其中一例。在當時，楚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在垂沙之戰時仍有“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堅如金石;宛鉅鐵矛，慘如蜂蠆;輕利僄遫，卒如飄風”之稱;但楚軍亦存在軍心不穩、“不敢堅戰”的問題。
對外戰爭
楚懷王時期的大型戰爭有五場，分別是襄陵之戰、五國攻秦之戰、丹陽藍田之戰、滅越之戰和垂沙之戰，在人物生平部分已有論及。下面，分地域來探討楚國對外戰爭的得失。
在對秦國方面，楚國主要與之展開了商於、漢中、黔中、新城地區的爭奪。而楚懷王對巴蜀地區爭奪的疏忽，使得楚國在戰略上陷入被動。截至懷王去世時，楚國未能收復商於，丟失了漢中的大部和新城，守住了大部分黔中。其中，丟失漢中使得楚國的江漢流域暴露在秦國的兵鋒之下，相當於失去了西邊的門戶。
在對韓、魏方面，楚國的領土有所縮水。楚國曾三次攻打雍氏，都無功而返;而在大型戰役中，楚國失去了召陵附近及宛、葉以北的土地。 [82-83] 其中，宛城是戰國著名的冶鐵中心和軍工業中心，但它的一部分卻在懷王年間落入韓國之手。到楚懷王去世後五年，宛、葉便徹底被秦國奪去了。楚國爲其軍事失利付出了沉重代價。
在對齊國方面，楚國在東地與之有着從越、泗上、淮北到薛邑的爭端 ，無得無失。只有在對越作戰中，楚軍才大獲全勝，吞併了越國的全部領土，至此“統一了東南半壁”。
回顧楚懷王即位之初，他一度春風得意。張正明在《楚史》中指出，自從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後，楚國便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大國”，疆域最爲遼闊。 然而此後，楚懷王卻在對中原的戰爭中屢屢失利，兵挫地削， 其本人確實負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過錯，一是輕視了巴蜀的戰略意義，二是在外交孤立的情況下貿然發動藍田之戰，三是外交失敗、使楚國兩次陷入被三國乃至四國圍攻的困境。而丹陽藍田之戰與垂沙之戰的慘敗，也直接導致楚國由盛轉衰。
外交
楚懷王即位時，正值戰國中期、魏國霸權衰落、多強並起的時期，合縱連橫成爲時代的主旋律。合縱連橫有三種解釋，本義是“南北聯合曰縱，東西聯合爲橫”，然後衍生出“合衆弱攻一強爲合縱，事一強攻衆弱爲連橫”的說法，最後到戰國末年、秦國獨大，就特指“聯合抗秦爲合縱、與秦結盟爲連橫”的概念了。整體來看，楚懷王時期的外交關係可分爲兩個階段，在丹陽之戰前主要屬於合縱陣營，在該戰之後主要屬於連橫陣營。但其中又多有反覆，例如楚懷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的“交未定於齊、秦” ，楚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的“猶豫不決” ，都是楚懷王躊躇不定的真實反映。在諸侯合縱連橫的博弈中，楚國兩次淪爲各國聯合打擊的對象，丹陽、垂沙之敗，使楚國的國勢急轉直下。可以說，楚懷王外交的失敗，既有客觀的因素，也有主觀的因素。
從客觀原因來看，首先，楚國是當時邊境線最長的國家，多達七個鄰國。這使得楚國在合縱連橫中處於不利地位，容易顧此失彼，並且難以同時制衡秦國和齊國。 第二，楚國的強大實力引起了諸侯的忌憚。從襄陵之戰、到擔任縱長、再到滅亡越國，楚懷王備受矚目，也成爲衆矢之的。事實上，楚國並非唯一一個被列國聯合針對的國家，魏國、齊國等強國都曾因諸侯的聯合打擊而一蹶不振，唯有秦國在一次次合縱伐秦下依然得以壯大。這固然與秦國的地理優勢、軍事制度以及外交策略是分不開的。
從主觀原因來看，在根本上，楚國缺乏普遍的大一統導向的共識。儘管楚國早已有以屈原爲代表的有識之士提出了大一統的願景 [23] ，但楚廷內不少人都偏安一隅;而楚懷王自己也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因此，楚國也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外交策略，而經常被短期利益誘惑、背叛盟約，舉棋不定，既犧牲了國際信譽，又不能將收益最大化。 [誠然，秦國對待楚國也沒有信譽可言，但秦國從滅巴蜀、到與楚連橫、再到遠交近攻的提出，無不是深謀遠慮，爲統一天下的最終目標服務的。 而楚國的外交則從未幫助其實現一些類似的、階段性的戰略目標，足見其失敗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