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變成功的原因：辛酉政變是1861年(咸豐十一年)咸豐帝病死後，慈禧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的一次宮廷政變。打倒了顧命八大臣勢力。爲贊襄政務大臣(又稱顧命八大臣)，輔弼皇太子載淳爲帝，總攝朝政，以時在夏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變其祺祥年號而稱“祺祥政變”，亦稱“北京政變”。
“辛酉政變”取勝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抓住並利用官民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的強烈憤怒，對“承德集團”不顧民族、國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莊的極大不滿，把全部歷史責任都加到顧命八大臣頭上。也把咸豐皇帝到承德的責任加到他們頭上。從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爭取了官心、軍心、旗心、民心，顧命八大臣則成了替罪羊。
第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利用了顧命大臣對慈禧與奕炘的力量估計過低而產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雖是孤兒寡母，卻掌握“御賞”、“同道堂”兩枚印章——顧命大臣雖可擬旨不加蓋這兩枚印章卻不能生效，兩宮太后與奕炘可由大臣擬旨加蓋這兩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條件。
第三，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搶佔先機，先發制人，沒有隨大行皇帝靈柩同行，擺脫了顧命大臣的控制與監視，並從間道提前返回，利用自農曆7月17日咸豐皇帝逝世，到咸豐皇帝靈柩運到皇宮，其間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時間，進行政變準備。原定農曆9月23日起靈駕，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濘，而遲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計劃晚了四天。而兩宮太后於29日到京，30日政變，時間整整差了三天。這爲她們準備政變提供了時間與空間，打了一個時間差與空間差。
第四，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清楚地意識到並預感到：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鍵時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個魚死網破。慈禧曾風聞咸豐皇帝生前肅順等建議他仿照漢武帝殺其母留其子的“鉤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後皇太后專權。這個故事，《漢書·外戚傳上》記載：漢武帝寵幸鉤弋夫人趙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趙婕妤遭漢武帝譴責而死。漢武帝臨終前，立趙婕妤子爲皇太子，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輔少主，是爲漢昭帝。但是，咸豐皇帝沒有像漢武帝那樣做，而是用“御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來平衡顧命大臣、兩宮太后之間的關係，並加以控制。結果，這兩枚印章被兩宮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權力平衡結構。
“辛酉政變”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大的衝突，表現了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的聰明才智。它的重大結果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經過“辛酉政變”，否定“贊襄政務”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與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變”後，恭親王奕爲議政王，這是當年睿親王多爾袞輔政的再現。但有一點不同：既由帝胤貴族擔任議政王、軍機大臣，又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這樣皇權出現二元：議政王奕總攬朝政，皇太后總裁懿定。這個體制最大的特徵是皇太后與奕聯合主政，後來逐漸演變爲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面。隨之產生一個制度：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軍機大臣有滿族兩人、漢族兩人。在清朝同治時期，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的軍機結構局面。
“辛酉政變”就滿洲貴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貴族同帝胤貴族的矛盾與拼殺。兩宮皇太后特別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貴族，打擊宗室貴族，取得了勝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變後，內有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外有議政王奕主政，從而開始了“同治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