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變後，董元醇從從五品的監察御史，遷升爲正五品的工科給事中。辛酉政變後的第七天，即11月9日，工科給事中董元醇曾以“現聞倉場侍郎”德全、廉兆綸等人，不但未“將運米遲延之車戶頭役邢文富治罪”，未將其人本年已領款項“勒令賠辦”，反而“又發給銀八百兩”，預支了明年應領款項等事，奏請清廷予以查辦。
此事，以清廷“著德全、廉兆綸迅速明白回奏”，及德全等人以所發銀兩，爲“發給大通橋車戶銀兩”，並非發給邢文富的明年預支款項而了事。11月28日，以禮親王世鐸爲首的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等文武官員共計200餘人，聯合上陳《遵旨會議皇太后親理大政事宜折》，並附議定的太后垂簾章程11條。董元醇雖然亦列名其內，但僅僅是徒壯聲勢循例的列名而已，可以說有他不多，無他不少，不具有任何一點特殊的政治意義。
1862年1月9日，董元醇似乎是爲了能夠再次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關注，以工科給事中的名義上陳了《輔翼聖學宜重德行而輕才華折》。該折之始，即不無表功之嫌地說，“前八月內，臣敬陳管見一折(即其1861年9月10日所上《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折》)，仰荷皇太后、皇上明斷施行，現在權奸既誅，朝廷肅清，中外臣民，無不稱快，此皆皇太后之明，皇上之福也”。但是，臣在前一奏摺中，曾請求於朝廷大臣中爲皇帝簡選師傅一事，“至今未見簡派有人”，而“明春皇上即宜興學讀書，不容再緩”。於此，臣本“不敢妄參末議”，但是，“人臣事君，苟有益於國家者，當知無不言”。董元醇在奏摺中提出爲小皇帝載淳簡選師傅的原則，應該是“以德行質樸爲先，而才華之士，無足取也”。
爲此，他竟然不避“妄參末議”的僭越之嫌，舉薦左都御史倭仁、大學士祁雋藻、翁心存，吏部尚書許乃普等人，可爲帝師之選。但是，董元醇此奏，並未見清廷有何反應。大約於1862年6月(同治元年五月)以後，董元醇改名董元章。盛康編輯《皇朝經世文續編》收錄董元醇的《敬陳從權守經疏》時，亦將其名改爲董元章。至於其因何原因改名，我們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