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禁錮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慾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提出了“貧困文化”的概念。他總結的貧困文化的特徵包括較高的死亡率，較低的估計壽命，較低的教育水平，爲生存而進行長期奮鬥，典當，過着受束縛的生活，終生忙碌而無閒暇，嚮往權力，大男子主義，只顧眼前，不信任政府，軟弱無能，對地位差異敏感而缺乏階級覺悟等等。這種貧困文化使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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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係。財富讓人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古希臘文明就是建立在滾滾而來的金幣之上的。因爲貧瘠的土地無法養活自己，希臘人不得不嘗試外出冒險。龐大的希臘船隊源源不斷地輸出葡萄酒、橄欖油、陶器，運回糧食和金錢。有位經濟史家斷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富裕起來的平民要求政治權利，最終導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紀之後，歐洲之所以能衝破黑暗，迎來文藝復興，根本原因也在於隨着生產技術的改進，歐洲的農奴能夠越來越富裕，並且可以和封建主討價還價，獲得市民身份。他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精神力量不斷增長，最終推動了商品貨幣化的浪潮，迎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如前所述，中國農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後，再也沒有回到人均十畝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成了最後一個輝煌的朝代。在那之後，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着中國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後，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其家長的作風則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後，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再也難以復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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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則是中國文明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貧階層的一切條件。十多歲開始，就去給地主放牛。窮人的孩子好養活，雖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飯食，也沒有耽誤他長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過容貌醜了點：腦袋很長，下巴寬大，整個一張驢臉。《明史》含蓄地稱他“姿貌雄傑，奇骨貫頂”。
這個未來的皇帝最愛玩的遊戲是“做皇帝”。“你看，雖然光着腳，一身藍布短衣全是窟窿補丁，破爛不堪，他卻會把棕樹葉子撕成絲絲，紮在嘴上作鬍鬚，找一塊車輻板頂在頭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讓孩子一行行，一排排，畢恭畢敬，整整齊齊三跪九叩頭，同聲喊萬歲”(吳晗《朱元璋傳》)。
唯一的文化活動就是聽四鄰八鄉遊串的說書先生來講書了。什麼《隋唐》、《三國》、《楊家將》、《大宋宣和遺事》。在這些評書裏，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條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軍州”。對於到今天爲止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些評書演義，也就是傳統文化中粗糙的底層文化產品，纔是他們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們一生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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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村社會裏，不僅僅有淳樸的人情和田園風光，也有愚昧、野蠻和對權力的盲目順從。就在社會最底層的摸爬滾打中，底層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滲透進朱元璋的身心。而隨着命運神奇的改變，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貧困文化因子更爲廣泛深刻地傳播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精神裏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