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秦國的李斯很見機很乖巧地先投靠左右秦國實際權力的呂不韋，並取得了他的信任，被任命爲郎官。這樣他就有了遊說秦王的機會。李斯非池中之魚，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秦王的軍隊、財富、權勢、國土及國土上的人力，來實現自己的偉大抱負。在與年輕的秦王談論中，他又一次提到了“時”—時機。他極具煽動性地說，當前是“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的“萬世之一時”。而且這個“時”，稍縱即逝：等到山東諸侯再次恢復元氣，也恢復他們的理智—再次聯合起來時，即使黃帝再世，也無法一統天下了。天佑暴秦!在天才商人呂不韋垂暮，進取銳氣漸失的時候，又爲秦國送來了一個精通“帝王之術”的李斯，在秦國的肌體上，又補充了新鮮的血液!而這血液，又是何等活躍，騷動，充滿毒素，富於攻擊性!
但李斯的到來，終斷了秦國改善自己形象的機會。呂不韋晚年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並懸之國門，我以爲這是他試圖引進百家思想，填充秦人一張白紙似的腦瓜。是的，秦是公認的“虎狼之國”，它在當時各國中幾無信任度。一直以來，它只有策略、權術及攻殺手段，而並無理論，並無任何價值取向與價值堅持。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藺相如曾一針見血地總括秦的不光彩的外交史：“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爲什麼不能“堅明約束”?就是因爲沒有價值約束，沒有人文取向。可憐可敬的呂不韋，他定是預見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將隨着據說是他自造的那個孽種的逐漸長大而終結，於是，他想在他被徹底清除之前再做一件大事，那就是，爲秦國，爲這一必將統一天下的新王朝找到一種統治理論。而他在《呂氏春秋》中雜取百家，雖然不能說他完成了新理論的構想，但也顯然是在試圖改變秦人一直以來的殘暴不文的形象—可怕的是，這一國家形象，是如此富有戲劇性地集中體現在新秦王嬴政的身上—他鼻如黃蜂，胸如鷙鳥，聲如豺狼，眼睛細長，令人不寒而慄，一望而知是個陰險毒辣、刻薄寡恩、心似虎狼、貪殘好殺的人物。
這簡直就是秦國國家形象的象徵。這形象直接嚇跑了大梁人尉繚。秦國太需要把自己文明化了!太需要改變以往的形象了!作爲邊鄙小國，它可以以無賴的面孔佔得一些便宜，但要走向政治中心，它難道不需要哪怕是僞裝的文明與禮儀麼?但李斯的到來，使呂不韋的一片苦心付之渭水東流。秦以後即便在武力上統一了中國，但它自身仍是無賴。它完全不能勝任新的角色：在二世胡亥的身上，我們可以充分領略到這代代血脈相傳的無賴本質，以及握有權力之後，更無以復加的醜陋。班固很粗野地罵二世是“人頭畜鳴”。是的，一個肉體骨骼像人，而精神還停留在野獸階段的怪物—他的祖先一直不願在這方面有所進化。在冷兵器時代，文明與野蠻的衝突中，野蠻總佔着莫大的優勢的。
李斯帶來的是一套可以立竿見影的計策。其中包括對六國人士的賄賂和暗殺。他是國家恐怖主義活動的倡導者。我以爲與其說李斯繼承了他老師的思想，倒不如說他撿起了他同學的理論;與其說他在秦國推行他同學的理論，又不如說他只是支離破碎地從《韓非子》中隨機地抽出一些有臨場用途的東西，來爲他的行爲找註腳。我們讀他的大作《諫逐客書》可以發現，和先秦諸子相比，除了抄自他老師荀子的“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幾句外，這篇鴻文中根本沒有任何人文背景和道德根基!它只是相當聰明的滅六國強秦國的策略而已!先秦諸子大多隻講道，而不屑於或羞於談權，商鞅、李斯等法家則正相反：棄道用權!只講權術，不講道義!沒有道的約束，權術會演變成何等恐怖模樣?
在大學課堂講司馬遷的《項羽本紀》時，我對學生說，項羽是有愛憎而無策略的;劉邦則是隻有策略而無愛憎。所以，一個可愛可惜，一個可憎可懼。那麼，李斯怎樣呢?他只有策略而無原則!甚至一些最基本的、爲先秦諸子各家各派所堅守的人道原則他都沒有!他在荀子那裏真是白學了!那麼偉大的老師和那麼傑出的同學，對他都是浪費了。他只是一架追名逐利的功利機器，難怪他永遠那麼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