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像】
現在，也許沒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發生過一場異常慘烈的北京保衛戰。在刀光劍影中，拯救國家於危難之時、力挽狂瀾的人，卻是一位文弱的書生——于謙。雖然戰爭的烽煙已隨着歷史遠去，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那個立下豐功偉績的民族英雄于謙，也不能忘記那個兩袖清風的清官于謙，更不能忘記那個身赴刑場的悲劇人物于謙。
于謙是明朝歷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國家命運爲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的讚語。他的命運與明朝中期兩件大事變(土木之變與奪門之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然而前後的境遇卻截然相反，可謂悲喜兩重天，令人感嘆不已。
于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時，他就展露出卓爾不凡的氣質。據說于謙七歲時，一個僧人見到他，覺得這個孩童日後必有大的作爲，斷言他是將來的“救時宰相”。少年于謙，機智過人，能詩善對。八歲時，一次他穿着紅色衣服，騎馬玩耍。鄰家老者覺得很有趣，戲之曰：“紅孩兒，騎黑馬遊街。”于謙應聲而答：“赤帝子，斬白蛇當道。”下聯不僅工整，而且還顯露出他非同尋常的氣勢。
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的于謙中進士。宣德元年(1426)，漢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穩之際在樂安州起兵謀叛，于謙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漢王未戰而降，宣宗命于謙口數其罪。于謙義正詞嚴，聲音朗朗，朱高煦趴伏於地，戰慄不已。宣宗非常欣賞于謙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謙以兵部右侍郎銜巡撫河南、山西，有政績。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應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變，于謙也許終其一生都是明廷一個兢兢業業的官僚而已。這場大事變將於謙推上了政治前臺，做出了非常事業，似乎應驗了早年僧人的預言。由此，于謙在歷史長廊裏留下了他動人心魄的身影。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率領鐵騎分四路大舉南犯。年輕氣盛的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蠱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樣數入漠北建立赫赫軍功，所以不顧羣臣勸阻，貿然親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數十萬大軍被蒙古軍隊一舉擊潰，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階下囚，史稱“土木之變”。土木之變，影響深遠。它標誌着明朝失去了對蒙古軍事力量的優勢，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土木之變，使得明朝面臨的局勢極其危險。英宗爲也先俘獲，明朝陷入了國無君主的窘境。同時，英宗成爲也先手中的一個籌碼，隨時隨地可以嚮明廷要挾索價。也先挾持英宗，乘土木新勝之餘威，率衆直趨北京，欲一鼓作氣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數十萬明軍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備空虛，形勢岌岌可危。
當時北京城內人心惶惶，許多大戶人家紛紛南逃。朝廷上下，羣臣驚愕，束手無措。皇太后孫氏和英宗的皇后錢氏將宮中的財寶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馬馱赴也先大營，幻想能夠以此換取英宗的自由之身。當然，這種婦人之見是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效果的。
正是在這種關乎國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緊要關頭，以于謙爲代表的一批忠義大臣處變不驚，迅速而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徹底粉碎了也先的陰謀，穩定了大局。于謙此刻挺身而出，成爲抵抗派的領軍人物。他果斷採取了以下幾個措施，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
第一，禁南遷之議。面對也先軍隊直撲北京的嚴峻形勢，是戰是守，大臣們的意見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講徐珵(chénɡ)善於星象之數，託言星象有變，朝廷應當南遷。對此，于謙有着比較清醒的認識，堅決反對南遷。他厲聲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監國郕(chénɡ)王朱祁鈺(yù)支持于謙的看法。由此，南遷之議才被廢棄，守衛北京之策乃定。
于謙言南遷者可斬也，絕非聳人聽聞，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正確建議。試想，明朝雖實行南北兩京之制，南京爲陪都，但是一旦南遷，則北京勢必不保，長江以北將不爲明廷所有。有史爲鑑，當年宋朝徽、欽二帝被俘，宋高宗趙構逃至江南而失國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張，恐怕中國歷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明代“北京保衛戰”主戰場--德勝門】
第二，除王振餘黨。宦官王振可以說是導致土木之變的直接責任人。正是他不顧衆議，策動英宗親征。在行軍過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鄉，後又考慮到大軍會踐踏家鄉的莊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誤了時機，明軍被圍於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據。被圍數日後，王振傳令移營，而瓦剌軍隊四面圍攻，明軍大亂，傷亡慘重，王振本人也死於亂軍之中。王振雖死，但是朝中同黨猶在。
有明一朝，宦官專權始於王振。據說，明初朱元璋曾於宮內立鐵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嚴。正因爲如此，在靖難之役中多有內宦逃至朱棣軍中，密告朝中虛實。朱棣登基後，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內廷打掃事務。王振本來是個讀書人，於永樂朝入宮。因爲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嶄露頭角，後來掌司禮監，成爲“內相”。英宗對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稱之爲“先生”，對他言聽計從。因此，朝中許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門下。
土木戰敗、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入北京後，言官羣情激憤，請族誅王振。此時王振的餘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上前叱罵驅逐朝臣。大家對馬順平日裏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爲早已看不順眼，現在見他仍舊氣焰囂張，喪師辱國的怨氣統統指向了馬順。羣臣義憤沖天，不顧大臣的體面，一擁而上，拳打腳踢，竟然在左順門將馬順活活打死。隨後，衆人又將王振餘黨宦官毛貴、王長隨從內宮中要出，亂拳打死，懸屍於東安門外示衆。監國的郕王哪裏見過這樣的場面，驚慌失措，想要退走。這時于謙上前攔住郕王，請求他宣佈馬順等人論罪當死，參與毆殺的衆大臣無罪。情勢這才穩定下來。大家退出左順門時，吏部尚書王直用力握住于謙的手，感嘆地說：“國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勢，即使有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好。”正是在國難當頭之際，于謙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爲己任，爲百官所倚重。
第三，擁立明景帝。大敵當前，國無君主，而太子朱見深年僅三歲，無法承擔起匡復國家的重任。于謙及衆大臣請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爲帝。郕王朱祁鈺是英宗的親弟弟，英宗在親征之前曾命他監國，此時他二十二歲，僅比英宗小一歲，年富力強。明朝實行嫡長子繼承製，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鈺是沒有資格繼承皇位的。但在當時特殊的情況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領導百官、消除禍亂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鈺就要比太子朱見深更爲合適。
當郕王朱祁鈺得知羣臣請立自己爲帝的消息後，驚謝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願即皇帝位。這是因爲他擔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見深亦將長大成人，不免有顧慮，另外蒙古鐵騎兵臨城下，可謂吉凶未料。在這種情況下，于謙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向郕王朱祁鈺指出：“我們做臣子的擁立您，是爲國家着想，並不是爲了個人的私利。”這番話使年輕的朱祁鈺意識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擔的重大責任，於是他不再避讓，在羣臣的簇擁下登基即位，年號景泰，史稱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戰，反對南遷，任命于謙負責指揮北京保衛戰，這些措施爲最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談遷在《國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績：“太祖之後，有功勞的皇帝，誰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誰不知道是孝宗?然而，還有一個景帝。土木之變發生後，如果沒有景帝，我們都會淪爲異族統治下的奴僕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個是他善於知人，一個是他懂得安民。”所謂“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於謙，任命他爲兵部尚書，打贏了北京保衛戰。
第四，保衛北京城。北京保衛戰是艱苦而慘烈的。于謙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請調南北兩京及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及運糧軍入衛京師，於是人心漸趨穩定。此時，糧食問題又浮出水面。通州爲北京的屏障，同時又是京城糧食的儲存地。在敵人的進逼下，通州城勢難保全，糧食落入敵手，將會爲敵所用。但是，短期內明廷難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將糧食搬運入京。爲了不讓通州的糧食落入也先手中，于謙想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他奏請皇帝准許官軍預支通州倉糧，令人自取，能多運者還有物質獎勵。如此一來，通州的糧食很快就運入北京城內了。
如何守衛北京呢?是固守還是主動出擊?在戰守的策略上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成山侯王通建議挖城濠以拒蒙古騎兵;總兵官、武清伯石亨主張固守不出;于謙則認爲堅守不出會示弱於人。在景帝的支持下，他分遣諸將率兵二十二萬分列於京師九門之外，自己則身披甲冑親赴石亨軍中督戰。石亨列陣於德勝門，都督陶瑾列陣於安定門，廣寧伯劉安列陣於東直門，武進伯朱瑛列陣於朝陽門，都督劉聚列陣於西直門，副總兵顧興祖列陣於阜成門，都指揮李端列陣於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列陣於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列陣於宣武門。隨後于謙將兵部事務託付給侍郎吳寧，下令關閉九門，以示有進無退、背水一戰的決心。
也先挾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後驚異地發現，眼前的明軍與在土木堡被自己輕易擊潰的明軍迥然不同。他原本以爲明軍不堪一擊，北京朝夕可下，現在見明軍嚴陣以待，軍紀嚴明，銳氣大爲受挫。
也先派遣數騎窺視德勝門。于謙事先在路邊空舍內設下伏兵，再派少量騎兵且戰且退，誘敵深入。數萬瓦剌騎兵追至，于謙命神機營火炮、火銃齊發，同時伏兵四起，前後夾擊，大敗瓦剌軍。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傷慘重。接着，瓦剌軍又在西直門和彰義門吃了敗仗。經過五天的激戰，瓦剌軍多次被擊敗。這時明朝各路勤王兵將至，也先恐斷其歸路，連夜拔營北遁，于謙領導的北京保衛戰取得勝利。
北京保衛戰，在明朝歷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北京保衛戰，確保了明朝京師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劇的再次發生。它粉碎了也先圖謀中原的企圖，此後蒙古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武力入侵行動。同時，北京作爲抵抗蒙古的最爲重要的堡壘依然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並形成了以北京爲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關爲屏障的整體防禦體系，有效地抵禦了蒙古軍隊的侵擾，確保了內地人民正常的生產、生活。
北京保衛戰是一次壯舉，是于謙人生中的最亮點。因此，于謙成爲中國歷史上最爲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