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中日兩國世代友好。
久到什麼程度?恐怕是幾百年前的事了。
不能否認，中國跟日本是一對冤家。真正的冤家不是一言不合就開打，而是愛恨交織、欲罷不能，有時恨得牙癢癢，有時又恨不得蓋一條被子。
譬如說，晚清以後日本沒少禍害中國，明着就侵佔臺灣、插手朝鮮、攻打北京城，背地裏不知道搞了多少幺蛾子。想想，中國人應該挺恨日本人吧，但最近讀了點史料發現特別讓人不理解的事情：
1898年，黃遵憲出使日本時，光緒皇帝親自修改國書，在“大日本國皇帝”之上御筆親書“(中日)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這話都說得出口?!!
1898年是什麼時候?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賠給日本2億兩白銀，對於中國簡直是奇恥大辱。大清皇帝竟然要以如此諂媚的語氣來恭維日本?
而且，不只是光緒皇帝，晚清時期有一批知識分子對日本愛的死去活來，爲什麼當時明明被日本欺負，還有人如此想要結好日本?中日關係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淵，甚至結下”世仇“的?中國人眼中的日本又是如何一步步從同氣連枝的友邦變成貪得無厭的惡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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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被瞧不起的蕞爾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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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日本倒幕派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建立了以明治天皇爲中心的新政府，開啓了明治維新，走上“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道路。
早在明治維新初葉，就有晚清士人注意到了日本的崛起之勢，譬如王文韶在同治六年(1867年)就指出，“東洋日本國近來和法國和好甚摯，……數年後必爲大國，爲其力求自強也……東洋與中華最近，其力求自強如此，於我不無可慮耳，識之以告有識之士。”
然而傳統中國向來自視“天朝上國”，以“天下共主”自居。近代以來，雖遭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對西洋列強多有畏懼，甚至不惜俯下身子“師夷長技”，可對於日本這個崛起中的“蕞爾小國”，多數中國人很少把其放在眼裏。
1870年代，日本在吞併琉球與侵臺事件中已表現的咄咄逼人，可大多數中國士大夫也僅是從鼻子裏不屑地哼出一句 “陰而有謀”、“窮而無賴”。
當時的駐日公使節張斯桂看到日本一意效法西方更是表現出極大的蔑視，作詩嘲諷道：“椎髻千年本色饒，沐猴底事詫今朝;改裝笑擬皮蒙馬，易服羞同尾續貂;優孟衣冠添話柄，匡廬面目斷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禮，何似從前慣折腰。”
就連之後積極推行新政，探究日本強盛之道的外交家黃遵憲在他初訪日本時也留下“馮夷歌舞山靈喜，一路傳呼萬歲聲”這樣虛驕自滿的詩句。可見甲午戰前，中國朝野上下對日本的輕視情緒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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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留日潮與“同種聯盟”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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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察鄰國，誤輕小邦”，1895年甲午戰敗成爲了近代中國人日本觀轉變的關鍵點。
昔日的天朝上國竟成了東瀛島國的“手下敗將”，這對於晚清中國人的內心震撼是怎麼估計都不過分的，正像梁啓超所說：“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
甲午戰後，中國人對日本的觀感就陷入一種矛盾的情緒中。一方面戰爭的失敗以及接踵而來的割地賠款，令中國人對日本咬牙切齒;可另一方面，很多人此時也有感於日本的迅速崛起，對其維新成就頗表豔羨，積極鼓吹、主動迎合，期望能“仿行敵國之成法”，以“變通舊俗，振興新政”，使中國轉弱爲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股留學東洋的熱潮在晚清中國悄然興起。1896年6月15日，13位中國青年遠渡東洋，日本史家實藤惠秀將其視爲近代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嚆矢。1897年，廣東人羅普隻身飄洋過海來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法科，成爲了近代中國“名副其實留學日本第一人”。
1898年，康有爲代楊深秀草擬《請議遊學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學生的建議：“中華欲遊學易成，必自日本始。”光緒皇帝更是接二連三地發佈聖諭：“出國遊學，西洋不如東洋”，鼓動有志青年負笈東瀛。
就此，留日成爲一時風尚，有人形容此時中國去往日本的留學生數量之多，“實爲任何時期與任何留學國所未有”。
由於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脣齒相依，再加上兩國在文化上的相似度及黃白種族衝突論的影響，一部分國人甚至產生了聯合日本共同應對歐美諸國東侵的想法。
其實關於中日聯合的構想起源甚早。1880年，日本就曾出現了較早的興亞團體“興亞會”，其宗旨在於聯合日、中、朝各國人士，挽救東亞頹勢，繼而振興雄起，中國的王韜、鄭觀應等人都曾參加或支持過這個團體。
1898年，上海亞細亞協會成立，這是中國知識界、紳商界第一個受日本影響、且表現出明顯親日傾向的民間團體。這個團體雖然存在時間極短，但卻是中、日各派興亞勢力聯合及建立兩國民間人士合謀同盟的一次重要的嘗試，對此後的中日交流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種以“同文同種”相號召，結成中日同盟的構想，不僅存在於民間，甚至光緒皇帝都曾有過類似的想法。1898年，黃遵憲出使日本時，光緒皇帝就曾在致日本國書上御筆親書“(中日)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光緒對日本的上述態度，使得他在戊戌變法期間甚至一度動議邀請伊藤博文擔任中國的政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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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當頭之第一大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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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殘酷的現實證明，這種“聯日抗西”的想法終究不過是一些人的一廂情願。
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俄國控制了南滿，侵略的觸手伸進東三省，國人逐漸意識到無論是俄羅斯、還是日本，對於中國實則一樣貪狡殘暴、強橫無比，“我東省同胞憎惡日軍反甚於俄軍”。隨着中日衝突的日益加劇，清政府被迫大幅調整外交政策，在東北“廣招歐美商民以均其勢”，轉向聯西以制日。
宣統二年(1910年)，日韓合併，日本徹底吞併了朝鮮半島;1914年，日本藉着參加一戰的名義，出兵山東;1915年，日本更是威逼袁世凱政府簽訂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隨着日本對華侵略的意圖日益露骨，中日關係也愈加惡劣，中國民衆抵制日貨、留日學生集體罷課，反日浪潮可謂聲勢浩大、此起彼伏。
1912年，曾經留學日本多年的戴季陶在《民權報》中撰文，直接將日本作爲中國的頭號敵人：“吾人在今日，所急宜以全力預防者，非止外蒙與俄國。彼東方之日本，正吾人當頭之第一大敵也。”戴季陶的上述看法大概可以代表那個時代中國人對日本的一般認識。
經歷了“二十一條”的“國恥”，如同蔣夢麟在《西潮》中所說的：“從此以後，不論日本說什麼，中國總是滿腹懷疑，不敢置信;不論日本做什麼，中國總是懷着恐懼的心情加以警戒”。近代中日關係最爲惡劣的時期由此拉開帷幕。
其實，從清末至民國初年的幾十年時間裏，由於地緣政治、高層決策、媒體輿論、乃至個人體驗等各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感情波動遠比這篇文章裏所說的還要複雜。
有論者就指出，中國人在正視日本的同時常常掩蓋不了其對日本長久以來所形成的不屑心理，在“師日”之中，卻又時刻潛藏着“反日”的動機與身影。此外，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獲取的信息資源不一，人羣層次跨度大，很難說有哪一種對日觀感可以完全將當時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完全概括。
但總體來說，自晚清以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輕蔑到欽羨、再到恐懼仇恨的變化過程。在這個認識過程中效法、聯合與提防重疊交織，並且因人而異、因時不同、隨事而變，即便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況下也會有不同的認識。不過，隨着日本的侵華野心不斷膨脹，國人對日本警惕、防備的心理與日俱增，並最終演變成了看待日本的主要視角。
就這樣，近代日本在中國人眼中也徹底完成了從“友邦”到”惡鄰”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