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五十五歲的曾國藩在家書中對曾國荃回顧了他一生三次“爲衆人所唾罵”及三次軍事大失敗：
餘初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繼爲長沙所唾罵，再爲江西所唾罵，以至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齒多矣，無一不和血吞之。
第二年三月十二日，他又在家信中對曾國荃回顧了平生“四大塹”：
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咸豐三年六月被趕出長沙)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發佾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豐四年)嶽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峯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豐五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
綜合這兩封信，讓我們來歷數一下曾國藩平生的五大恥辱。
一、秀才考試被考官公開批責
第一次是“壬辰年發佾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這一年二十一歲的曾國藩又一次參加秀才考試。也許是天資確實鈍拙，也許是父親兼老師曾麟書的教育方法有問題，曾國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孫山。道光十二年這一次，曾國藩考前下了苦功準備，考後也自覺發揮不錯。結果發榜之日，卻被學臺(即湖南省學政，相當今天的省教育廳長)懸牌(發佈公告)，責其“文理太淺”，以佾生註冊(“佾生”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獲“佾生”資格則下次考試可免縣試、府試，只參加院試即可，故稱“半個秀才”)。
在一般人看來，獲得“佾生”資格也算是小有收穫，值得祝賀。曾國藩卻視在大庭廣衆之下被懸牌批責爲奇恥大辱。回到家塾“利見齋”，他閉門不出，咬牙發憤。沒想到這一次“懸牌批責”，居然如當頭棒喝、醍醐灌頂，學了十六年也沒有學通的曾國藩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突破了父親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筆思路，文理大進，轉過年來，第七次參加考試，終於中了秀才。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國藩一生功名的開場鑼，又一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中進士，點翰林，從此飛黃騰達。
二、 “畫圖甚陋”遭同事譏笑
第二次大辱，曾國藩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餘初爲京師權貴所唾罵”，一種是“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這講起來就要費些筆墨了。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僅從升遷角度看，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羣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爲副部級官員，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爲罕見的。
傳統時代，人生的全部價值似乎都濃縮在升官發財四字之中。剛剛步入政治高層之際，曾國藩是十分興奮的。他寫家信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如此順利，連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無自負地在書信中對陳源兗說：“不特僕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不敢爲此不近人情之稱許。”也就是說，不但我當初沒想到自己會升得這樣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們，也沒有人敢做這樣大膽的預期。得意之態，溢於言表。
然而，翻檢曾國藩在京期間的詩文，我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路飛黃騰達之時，曾國藩的許多詩文中卻充滿了失望、不滿和頹喪之語。
比如這一首：
我雖置身霄漢上，器小僅濟瓶與罍。
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
似驢非驢馬非馬，自憎形影良可咍。
這是寫給好友劉蓉的。意思是說，別看我現在身居廟堂之高，其實只是廟堂之上一個沒用的小擺設。我既無法像漢代大臣汲黯那樣不顧性命直言進諫，也無法像張禹那樣，甘言媚世，謀取高位。天天這樣不上不下，非驢非馬地混日子，只覺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牀石，去國情如失乳兒。
徑求名酒一干科，轟醉王城百不知。
這是寫給弟弟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做這麼一個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牀石一樣，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鄉，如同離了孃的小孩。愁悶極了，不如干脆找幾瓶好酒，喝得大醉，什麼都不知道好了。
有時候，他居然後悔進入仕途，夢想過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學山中人，少小從耕拾束薪。
世事癡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實職副部長後十個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這樣的表示：“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
也就是說，他這個副部長感覺自己的所作所爲無補於國計民生。如果幾個弟弟有誰能夠出來做官，家裏生計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辭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跡於官場了。
這樣的文字還有許多。在寫給陳源兗的信中，他說自己“時時有歸家奉養之志”。咸豐元年他在寫給歐陽兆熊的信中說自己近年來因“官牽私系，遂成廢物”，“本欲移疾歸去，不復屍素此間，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責稍多，賈豎未能貰我，以是濡滯。計其歲以內，終當蟬脫不顧，從子於萬山中耳。”也就是說，本想回家奉養父母，但是欠債太多，籌不到路費。不過不久之後，總會克服困難，返回家鄉。在復江忠源信中也說：“計期歲內外，亦且移疾歸去，閉關養痾，娛奉雙親。自審精神魄力，誠不足任天下之重，無爲久蝨此間，赧然人上也。”
是什麼讓他如此鬱鬱寡歡呢?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氣壓使曾國藩喘不過氣來。
道光年間的大清王朝是一個病勢危急、行將就木的病人。外部，鴉片戰爭讓中華帝國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顛覆性的打擊。內部，腐敗已經滲透入帝國機體的每一個細胞，四肢五臟，無不腐爛，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起義正在醞釀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大清朝的政治家們卻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歷史上以儉樸聞名，據故宮現存的畫像看，道光皇帝確實節儉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爲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後出任首輔的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頭，少說話”的角色。他們謹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針，山雨欲來風滿樓，滿朝卻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輛老舊破車裏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淵，卻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國藩鬱懷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國起義六年前，曾國藩就敏銳地預感到，一場席捲全國的大動亂正在隱隱醞釀之中。那一年他結識了後來的名將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時，他對朋友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 可見他已知大亂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時，他只能讀書養望，對國家政治沒有發言權。及至位列卿貳，他以爲自己終於可以一展身手了，卻發現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話一樣：“當了部長，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職位，並沒有你想象的那樣可以呼風喚雨。曾國藩發現，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氣氛下，他雖然身爲副部長，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動大清王朝進行根本改革，沒有任何可能。他在禮部副部長任上，一天到晚雖然沒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對國家大政絲毫無補。偶爾提一些革新主張，也都被部長大學士們棄置一旁，根本不予考慮。
這種污濁混沌的官場風氣，讓曾國藩感覺喘不過氣來。他的書信文章中，充滿了牢騷、憤懣和無奈。曾國藩對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 也就是說，他做官有年，飽知官場習態。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寬大優容的樣子，來培養自己的人氣。在下者辦事一味軟媚求同，打圓場，做老好人。他後來在書信中對劉蓉說：“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的咸豐登基，罷黜穆彰阿，下詔“求言”。一時“天下稱快”，朝野上下，爲之一振。
曾國藩心情激奮，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痛斥當時的“以畏葸爲懼，以柔靡爲恭”的官場作風，曲盡當時官場的醜惡形狀：“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日退縮，日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擔責任咎。瑣屑者，錙銖必較，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顢頇者，外面完全，中已潰爛，奏章粉飾，而語無歸宿。”
曾國藩建議皇帝舉行“日講”，即加強學習，以本身的振作之氣，扭轉官場的泄沓之風，同時改革官員選拔辦法，使進取之員有機會脫穎而出。
這道奏摺得到了良好的反應。皇帝對他大爲讚賞：“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辯，切中情事，深堪嘉納。”皇帝對他提出的“日講”建議最感興趣，命令他詳細解釋。於是曾國藩精心準備講稿，並且畫了一張解釋講堂布局的圖表。不過他本不擅畫，這張圖畫得相當難看。
講稿在九卿中傳閱之後，曾國藩成了北京官場議論的中心。大家議論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誠，而是譏笑他“畫圖太陋”。就這個水平，還充什麼聖人門徒!
這固然是曾國藩準備不充分導致的自取其辱，其實也何嘗不是北京官場之上看他風頭太盛、鋒芒太露而引發的自然反應。官場之上，對曾國藩這個憨頭憨腦坐直升機飛上來的湖南楞頭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氣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鋒芒畢露，人必非之。衆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幾杯。天塌大家死，中國的事，急不得。激動、憤怒、抨擊、更張，都是不成熟的表現。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寬闊，要辯證地、全面地看問題。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獨着急?
看到他的奏摺中把京官描寫得如此不堪，官員們氣不打一處來。好嘛，滿朝皆醉你獨醒，滿朝皆濁你獨清?就你對大清朝忠心耿耿，我們都是廢物?皇帝下了一個求言詔，你就真的獨抒已見，把大家一杆子全打倒?
因此，曾國藩的這個“笑話”很快騰於衆口，風傳全城，人們見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國藩無地自容，寒了一輩子。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平生第二大塹。”
三 批評皇帝與被“京師權貴唾罵”
這“第二大塹”並沒有使曾國藩沮喪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對這個官僚體系的戰鬥決心，堅定了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滿懷赤誠，盡忠竭智，先後上了《應詔陳言疏》《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書》《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臨的種種危機，官僚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呼籲皇帝大刀闊斧，加以徹底改革。
這些摺子是曾國藩輸心剖膽殫精竭慮的產物。他以爲，新皇帝既然振作有爲，肯定會採納他的建議。然而，事實證明，他太過天真了。咸豐皇帝並沒有這個魄力。咸豐心胸狹窄，氣質庸弱，完全談不上雄才大略。他對如何駕馭大清政治心無定見，曾國藩上的這些摺子，他草草讀了一遍，隨口誇獎幾句，事後卻扔進廢紙簍，沒了下文。
曾國藩大失所望，鬱悶無已，給友人寫信說：
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 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
也就是說，自從皇帝發下求言詔書以來，上書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許多有見地的奏章，發到有關部門討論的時候，得到的只是“沒什麼價值，不必討論”這幾個字的答覆，或者發到各省執行，但是一通上諭之後，各地沒有反應，朝廷也很快忘了這件事。讀書人掏心掏肝的血誠，只變成了辦事員紙簍中的廢紙。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憤懣。
咸豐帝
曾國藩的心情越來越焦急。因爲天下大亂已經從可能變成了現實。咸豐元年，太平軍起，很快席捲廣西。對於這場大亂，咸豐皇帝毫無準備。他就像一個沒頭的蒼蠅一樣，指揮混亂，佈置失措。曾國藩的內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
內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閽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也就是說，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間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終是個什麼結果。再觀天下，到處是貧不聊生之人。向前無法貢獻自己的才智於國家，退後無法很好地營謀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書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曾國藩認爲，要想挽救大清帝國，只有敲打醒這個糊塗皇帝才行。在強烈的責任感支配下，以謹慎聞名的曾國藩做出了一個晚清官場極爲罕見的舉動：直言批評皇帝。他上了《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鋒芒直指咸豐皇帝的三個缺點：
一是見小不見大，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批評皇帝有“瑣碎之風”，“謹於小而反忽於大”，成天把精力用於挑大臣們禮儀疏漏之類的小毛病，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派往廣西鎮壓起義的人員安排不當。
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鼓勵大家進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見，其中怎麼也會有幾條有見解的吧?結果卻都是批了“無庸議”三字而已，沒有一項落實。“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 ”偶爾有幾個被肯定的，也沒有好結果。剛剛親書手諭表彰倭仁，不久就驅之於萬里之外。剛剛發佈肯定蘇廷魁的聖旨，不久又批評他是離經叛道。看來您所謂求言，並無誠意，只不過是想獲得肯於納諫之虛名而已。
三是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出爾反爾，自食其言。一開始說聽取大家意見，現在卻動不動就說“大權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參末議”。
曾國藩希望自己的這道奏摺，能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轍。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朝廷中引發直言的風潮：
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大臣)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
這個想法顯然是相當天真。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險批評皇帝爲榮，對皇帝嘻怒笑罵者本多，但清代體制威嚴，君臣之分，凜若天淵，大臣們給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務爲恭順，極少諫諍之語。自從乾隆初年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之後，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間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評皇帝的奏摺。年輕氣盛而又自尊心特別脆弱敏感的咸豐皇帝的反應可想而知。史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把奏摺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國藩抓起來。幸虧祁雋藻、季昌芝等大學士爲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在大臣們的勸諫下，咸豐皇帝轉而假惺惺地誇獎了曾氏幾句，但又下了長篇上諭，細細爲自己一一辯解，針鋒相對地駁回了曾國藩的主要指責。
皇帝大發雷霆，曾國藩並不感覺意外。但皇帝的嘵嘵置辯，卻讓他認識到通過苦口直諫使皇帝猛然驚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後，他還是不斷地上建議改革的奏摺，不過多是就事論事，不再有類似的憨激之言了。
那麼，“爲京師權貴所唾罵”又是怎麼回事呢?
曾國藩晚年在家書中回憶，“昔餘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鴉片戰爭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貴族，身名早達，二十歲就當了河南巡撫。一度位極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雖因鴉片戰爭而被道光“革職鎖拿，查抄家產”，但不久就獲重新起用，任陝甘總督。咸豐即位後，有人蔘奏他在陝甘總督任內“妄加誅戮”，“將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殺斃多名”。皇帝命革職交刑部審訊。
雖然兩度獲罪，琦善在京中人緣卻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後，會審人員只尋“微瑣細事”令琦善回答，實際是爲他開脫罪責。刑部尚書恆春甚至要將舉報人薩迎阿的四名下屬當做罪犯抓來，與琦善一同審訊。這明顯是違反大清律的。然而對這個建議，滿朝無人反對。只有當時兼屬刑部侍郎的曾國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說：
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旨查辦，則研鞫乃其職分;司員職位雖卑，無有傳入廷尉與犯官對質之理。若因此得罰，將來大員有罪，誰敢過問者?且諭旨但令會審琦善，未聞訊及司員，必欲傳訊，當奏請奉旨然後可。
就是說，琦善雖然權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辦他的罪行，則自然應該以罪犯待之。舉報他的那幾個司員官位雖低，現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麼能像罪犯一樣抓來當堂對質?如果舉報者被這樣對待，將來再有大員犯罪，誰敢過問?況且皇帝只命會審琦善，並沒有命令兼審其司員。如果一定要傳訊司員，那必須先請旨。
曾國藩“詞氣抗厲”，“四坐爲之悚動”，刑部尚書恆春不得不取消了這個動議。懾於曾國藩的剛直，咸豐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職，發往吉林效力贖罪。
另一個“大名大位”者是賽尚阿。咸豐二年初，賽尚阿等因爲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過程中調度不力，日久無功而“交部議處”。朝中衆人多力圖爲之寬減，只有曾國藩“以軍務關係重大，議處罪名宜從重者，不當比照成例”。
但會議還是決定從寬處罰。曾國藩不服，“會議罷後，公專摺奏請從嚴議處。” 賽尚阿因此終被革職。
本來，曾國藩在京官中人緣頗好。然而，這兩次挑戰“大名大位”者，卻令他人際關係網出現巨大破洞。因爲琦善門生故舊遍天下，與穆彰阿關係也頗深。曾國藩打破了“官官相護”的潛規則，成爲官場上的異類。案子審完之後，許多人與曾國藩拉開距離，甚至不再往來。他在官場上的處境愈益孤立。“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在背後當然更是遭到無數詆譭之詞。彈劾賽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國藩在咸豐二年幾乎成了京師人人唾罵的人物。
在北京在最後一段日子，曾國藩動輒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來愈想念家鄉了。國事頹唐，他百計奮鬥，卻絲毫無補，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
粵西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餘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可慚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尸位素餐之咎。
在給羅澤南的信中亦云：
計稍遲歲時，即當解組歸養，從吾子與孟容(指羅澤南與劉蓉)於萬山恬寂中耳。
咸豐二年六月，曾國藩終於得到了江西鄉試正考官的外差，他興沖沖逃離這個讓他失望而厭惡的京城，準備從此引退歸山。不料剛走到安徽太和縣，接到了母親去世的訃聞，當即換裝回鄉奔喪，至此正式結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四 在長沙“打脫牙和血吞”
曾國藩說：“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咸豐三年六月)不與焉。”似乎長沙之辱在他記憶中無足輕重。事實遠非如此：正是這次強烈刺激，推動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難，練成了湘軍。
事情起因於咸豐二年臘月曾國藩入省承擔公事。
咸豐二年底，咸豐皇帝的一道緊急命令傳到了荷葉。原來不久前太平軍揮師北上，湖南各地，紛紛糜爛。咸豐皇帝情急之下，詔命在鄉下老家爲母親守孝的曾國藩幫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也就是“民兵”，以保衛鄉里。
曾國藩一到長沙，就展現出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
皇帝的諭旨傳到湖南時，太平軍已經揮師湖北。湖南雖暫獲喘息，形勢卻依然危急。太平軍走後，各縣的會黨、土匪勢力不斷髮難，也試圖步太平軍後塵以求一逞，湖南境內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因此穩定社會治安成了當務之急。
曾國藩在自己的公館裏開設了一個“審案局”，專門審理社會治安案件。曾國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搶劫犯被抓獲，不必經過州縣，直接送到這裏。只要捆送來者，一不需要參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實際證據，只以舉報者口辭爲信，稍加訊問，立即結案。處理方法只有三種：一是立刻砍頭，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殘酷的鞭刑。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爲止此三科。”四個月內，審案局 “計斬決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斃杖下者二名，監斃獄中者三十一名。”曾國藩因此獲得了“曾剃頭”的著名外號。
恐怖政策確實收到了一時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輕舉妄動，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下來。奇怪的是，曾國藩勇於任事，沒有贏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卻招致了重重怨懟。出山幾個月後，謗名滿城，長沙城中“文法吏大譁”，都視他爲仇敵。甚至當時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聯、朱孫詒、郭嵩燾、歐陽兆熊等都給他寫信，表示了對他種種做爲的不理解和擔心。李瀚章爲此專門寫信給他，“勸其緩刑。”
成爲衆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國藩動了別人的奶酪。
權力是官員們的眼珠，是官員們的生命，是官員們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員們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和收穫他人尊敬、巴結、攀附的唯一資本。因此官員們視自己的權力範圍，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裏的骨頭，寡婦看着自己的獨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帶一樣，絕不許人觸碰。他們可以允許自己無所作爲，“佔着茅坑不拉屎”，卻絕不允許別人在這裏有所作爲。
曾國藩悍然成立了不倫不類的“審案局”， 將自布政使到各府州縣長官的社會治安權收歸自己名下，“巨案則自行匯奏，小者則惟吾專之”。他對那些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來就極不信任，所以常常越過他們，直接下達命令。他規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經過過去那些層層手續，“一切勘轉之文、解犯之費都行省去，寬以處分，假以便宜”。他辦案總是徑自決定，從速處理，以免有人來說情糾纏：“期於立辦，無所掛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
這就惹惱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錢，不是現錢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審判、監禁、處決權統統收歸自己所有，別人還有什麼活路?
曾國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視湖南通省官員如無物，更是大傷文官們的面子。你要當好官，出成績，這可以理解，誰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別把我們踩得這樣狠，反襯得這樣無能?你半年裏辦的事，超過了湖南幾十年的工作成績，這樣幹法，別人的面子往哪裏擺?
咸豐皇帝任命的“幫辦團練大臣”，並非曾國藩一人。從咸豐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氣任命了十個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憂在家的前官員爲團練大臣。
絕大多數團練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們的做法有三類。潔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員歡迎，他們接到命令之後，在省城找間空辦公室，掛個牌子敷衍兩天，最後像大多數紳士那樣，給團練捐些錢了事。
精於打小算盤者則視皇帝的聖旨爲以公濟私的好機會。他們在地方上果真辦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過主要目的卻是保衛自己的莊園不受土匪搶劫。一旦太平軍大股部隊到來，則立刻“逃遁”或“託病藏匿”了。
胃口更大者則把這個差事當成中飽私囊的絕佳機會。他們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籌款練兵爲藉口，大肆敲榨地方富戶。“假公濟私，百端紛擾，或逼勒州縣供應，或苛派民間銀錢，或於官設捐局之外，團練再設捐局，或於官抽釐金之外，團練再抽釐金”。
湘軍
只有曾國藩一個人，一不要錢，二不要利，只想真正想爲國家分憂。這就觸犯了官場潛規則。
曾國藩混跡官場多年，當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輩。他自己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顧，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即不惜攘臂爲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後來，在給翰林院同事龍啓瑞的信中，他又這樣進行解釋：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榆修袂而養姁步，倡爲一種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與其建業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白。
就是說，二三十年以來，官場形成一種黑白不辨，不痛不癢的含混作風。偶爾有人批評這種作風，則大家相與議論，說他不懂事，好顯擺自己。我昔年做六部官員時，對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辦理團練，又遇到幾個有實權的人，不許我觸及他們的勢力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再謙遜退讓，則一事無成。而且這麼多年來，心裏也憋着一股火，於是毅然出手，不再管那麼多。
他又說，“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玩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在曾國藩看來，官場風氣敗壞已極，隨波逐流，斷難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變官場風氣，“痛懲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剛至猛的辦事風格，給渾渾噩噩的湖南官場一個震動，打破這個死氣沉沉的鐵屋。他哪裏知道，這些地方官員，雖然辦起正事昏聵糊塗，但是壞起事來，個個都是行家裏手。一場大風波不久就到來了。
風波的觸發點是練兵。
曾國藩不是軍人，也從來沒有摸過武器。但是他畢竟從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過數年的“兵部左侍郎”(約等於今天的國防部副部長)，加以他以經世致用爲志，對大清國家武裝情況有較一般人遠爲深入而全面的瞭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這支大清軍隊，打敗太平軍是不可能的。因爲晚清國家軍隊是一支沒有靈魂的、沒有“天良”、沒有精神力量的軍隊。曾國藩說過：“國藩歷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
要挽救這個國家，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動手，練出一支嶄新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所以，在接奉聖旨後的第十天，曾國藩就復奏，要在長沙創建一支新的軍隊。
曾國藩練兵，首重給軍隊注入“良心”和“靈魂”。他在中國軍事史上首先發明瞭“政治教育”。創立湘軍之後，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軍隊召集到操場上，進行政治動員。他親自訓話，用“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錢，不怕死”的岳飛精神激勵將士，教育他們忠君愛國，不得擾民。
這當然是好事。但問題是曾國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外。和各地國家軍隊一樣，駐長沙的綠營軍，軍紀廢弛、四處擾民，令全長沙頭疼。曾國藩命令駐省的正規軍隊每三八兩日，與湘軍一起“會操”。曾國藩自己說：“傳喚(綠)營兵，一同操演，亦不過會弁委前來聽我教語”，開啓他們的天良。他爲了喚醒這些兵痞的良心，也確實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其目的“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
這一利國利軍之舉，卻差點讓曾國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慣例是文官不管軍隊的日常事務。即使是巡撫這樣的實權大官，也不會具體過問軍隊的日常操練。文官們雖然痛恨曾國藩，但也只能形於辭色，性情粗野的軍人們卻沒有這麼好脾氣，他們立刻付諸行動。
帶頭鬧事的，是長沙副將清德。他在太平軍進攻湖南時曾臨陣脫逃，此時面對曾國藩卻很勇敢。他不僅帶頭抵制會操，“操演之期，該將從不一至”，而且搖脣鼓舌，四處鼓動各軍不要受曾國藩的擺弄。
行事至剛的曾國藩立刻給皇帝上了個摺子，彈劾德清，並猛烈抨擊湖南駐軍“將士畏葸，疲玩已成痼習，勸之不聽，威之不懼，竟無可以激勵之術”。尚方寶劍很快顯示了威力。咸豐皇帝立刻將清德革職拿辦。這是曾國藩出山之後，與湖南官場發生的第一次正式衝突。
表面上看曾國藩在這次衝突中取得大勝，實際上失敗的隱患已根植在這場“大勝”之中。
晚清官場最重要的潛規則是“官官相護”。常在河邊走，誰能不溼鞋?只有彼此掩蓋，才能最大限度保證大家的集體安全。動輒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員從此對曾國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駐湖南最高軍事長官鮑起豹更伺機報復，而機會也很快就來了。
綠營軍看着曾國藩招來的這些湘勇土包子怎麼看怎麼不順眼，經常藉故與湘勇發生械鬥。八月初四，鮑起豹的衛隊又尋釁攻打湘勇，雙方各有負傷。
軍隊沒有紀律，何以平賊，何以安民?曾國藩向鮑起豹發去文書，要求他逮捕帶頭鬧事的綠營兵，以杜私鬥之風。
鮑起豹決意要借這個機會好好教訓教訓曾國藩。他故意將幾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綁捆起來，大張旗鼓地押送到曾國藩的公館，同時派人散佈曾國藩要嚴懲這幾個綠營兵的消息，鼓動軍人鬧事。綠營一傳二、二傳三，越聚越多，羣情激憤，紛紛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曾國藩釋放綠營兵。長沙城中一時大亂。
張亮基調走之後，湖南通省官員都和曾國藩氣味不投。出了這個事，滿城官員都關起大門，袖手旁觀，心中暗喜。“營兵既日夜遊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等着要看曾國藩的笑話。綠營兵見狀，膽子更大，居然開始公然圍攻曾國藩的公館。
曾國藩的公館就臨時設在巡撫衙門的射圃裏，與巡撫駱秉章的辦公室僅一牆之隔。曾國藩以爲綠營兵膽子再大，也絕不敢武裝攻擊他這個二品大員。所以被綠營兵包圍後，他還若無其事地處理公文。不料綠營兵竟然破門而入，連傷了他的幾個隨從。連曾國藩自己都差點挨刀。曾國藩奪門而逃，幾步竄到隔壁巡撫辦公室門前，連連急叩。
綠營兵
綠營在門外鬧事，巡撫駱秉章聽得一清二楚，但是卻裝聾作啞，暗暗發笑。他早應該出來調停，卻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國藩來叩門，他才故作驚訝，出來調停。綠營兵一見巡撫駕到，馬上規矩下來。
駱秉章的調處辦法是命人把鮑起豹捆送來的那幾個綠營兵帶過來，他親自上前鬆綁，還連連向他們道歉，說讓兄弟們受委屈了!
綠營兵面子掙足，興高采烈擁着這幾人而去。
只剩下駱曾二人了，駱秉章一句安慰的話也沒對曾國藩說，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將來打仗，還要靠他們啊!”就轉身走了。
曾國藩氣得啞口無言。
湖南官員們眼見前一段飛揚跋扈的二品大員這次被狠狠地修理，個個眉開眼笑，把這事當成笑話，四處飛傳。一時間，滿城都是對曾國藩的譏笑之聲。“司道羣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
這是曾國藩出生以來，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進秀才的艱難，畫稿遭人嘲笑的尷尬，比起這次挫辱來，完全不在同一個檔次。堂堂副部級官員，差點讓鬧事的兵痞殺了，還沒處講理。這種難堪在整個大清朝的歷史上，也不多見。我們可以想象曾國藩是如何心血上衝，夜不成寐。
曾國藩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向皇上控告。乾脆，借這個機會把到省辦事以來所受所有排擠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陳訴一番!
然而細一想，他就知道這種做法行不通。這一道奏摺上去，頂多打倒一個鮑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員都搬倒嗎?如果搬不倒全省官員，那麼以後他在湖南的處境，豈不是更要寸步難行?
經過幾夜不眠的反思，曾國藩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長沙官場糾纏爭辯，而是捲起鋪蓋，帶着自己募來的湘軍，前往僻靜的衡陽。全省官員瞧不起我，我不爭一日之短長。等到我在衡陽練成一支勁旅，打幾個勝仗給你們看看，那時自會分出高下。這纔是挽回面子的最好辦法!
咸豐三年八月，曾國藩帶着受傷的自尊心到達衡陽，開始赤手空拳創立湘軍。
確實是赤手空拳。剛到衡陽，曾國藩面臨着五無：
一是無辦公場所。
二是沒有名正言順的職權。開始他想掛上“統轄湖南湘軍總營務局”的牌子，寫好之後，又感到不妥：正是他過分張揚的言行使他與湖南官場呈現緊張狀態，這個牌子一掛出去，必然會引來湖南官場的再次攻擊。因爲諭旨中明確寫明他的權力是“幫辦”，而不是“統轄”。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來。
三是還沒有經驗。軍事是高度專業化的，進士出身的曾國藩沒有當過一天兵，對於行軍佈陣，帶兵訓練，沒有一點實際經驗。如何招兵，如何籌餉，如何採購武器，如何編營，如何訓練，如何制定營規，如何選擇軍官，如何設定軍餉標準，如何排兵，如何佈陣 太多環節要從頭學起。
四是沒有朋友前來幫忙。長沙之辱使曾國藩臉面喪盡，人心離散。不但通省官員們不齒於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燾、郭崑燾、劉蓉、左宗棠，也都認爲他行事魯莽，難以成功，竟沒有一人願意前來幫他。
當然，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難，真正的困難是第五條：無制度保障。
文人練兵，這在大清史上是頭一遭兒。湘軍從出生這一天起，在舊體制內就沒有安身之處。它就像一個私生子一樣，不但被八旗綠營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體系所接納。它的最大敵人，不是太平軍，而是舊體制。這種體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軍餉來源。
按理說，皇帝交給曾國藩的任務是練兵，軍費自然應該由國家供給。問題是，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用來供給綠營軍餉尚且不足，不可能爲他專撥經費。湖南省官員既與他關係緊張，自然也不可能爲他慷慨解囊。畢竟，練兵這個任務，是曾國藩自找多事，並非國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計劃。曾國藩身爲不倫不類的“幫辦大臣”，沒有財政權和稅收權，根本不可能開闢固定餉源。
然而對於一支建設中的軍隊來說，錢太重要了。錢就是空氣，錢就是生命，錢就是潤滑劑。沒有錢，大至招兵買馬，採購武器，小至辦公經費，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動。曾國藩說：“籌餉更難於督兵”，“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
可以說，如果沒有長沙之辱的刺激，曾國藩不可能克服這五難，開創湘軍。長沙之辱如同一根針紮在心裏，讓他時刻難以自安，終於苦苦支撐，慘淡經營，斬關奪隘，排除萬難。
沒有辦公場所，他就借住在一戶祠堂裏。
沒有名位，他只好照舊用長沙時用過的“湖南審案局”五個字，來接送公文。
沒有經驗，曾國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認真思考綠營兵種種弊端之原因，創造了許多嶄新的軍事原則，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選樸實山農。比如“將必親選，兵必自募”，比如實行厚餉和長夫制度。這些創新，都是軍事門外漢曾國藩殫精竭慮集思廣益的結果。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軍日後的成功正是基於這些制度基礎。
制定軍事原則難，具體的籌備工作更難，曾國藩步步都需要摸索，不斷失敗，不斷犯錯。我們不談陸軍，先來看看曾國藩是如何創建水師的。
有水師就要有戰船，曾國藩找來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造戰船。
曾國藩開始想造木排禦敵。他異想天開地認爲，“蓋船高而排低，槍炮則利於仰攻，不利於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動不能戰。排雖輕，免於笨，尤免於晃。”然而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紙上談兵，造好木排一經試驗，發現木排順流尚可，逆水行排則極爲遲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之當敵，不啻兒戲，於是改弦更張，一心造船。
既然無人會造，曾國藩就自己設計。湖南湖北賽龍舟風氣很盛，於是他命人以龍舟爲制，造了一批“曾氏戰船”。曾國藩自己說：
餘初造戰船，辦水師。楚中不知戰船爲何物，工匠亦無能爲役。因思兩湖舊俗，五日龍舟競渡，最爲迅捷。短橈長槳，如鳥之飛。此人力可以爲主者，不盡關乎風力水力也。遂決計仿競渡之舟，以爲戰船。
然而一試驗，“曾氏戰船”容易傾覆，根本打不了仗。費盡周折，曾國藩終於找到了明白人。從長沙前來的守備成名標向曾國藩介紹了廣東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樣子，又過幾天，同知褚汝航從桂林前，向曾國藩介紹了長龍船的造法。於是曾國藩大僱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設立兩個船廠，大量製造快蟹、長龍、舢板戰船。“兩廠之船，往來比較，互相質證。” 兩位軍官本身並非工匠，他們只介紹了外地船艦的大體模樣，至於船的具體結構尺寸，乃至每一個部件，他都要和有經驗的工匠反覆設計，不斷試驗，史載曾國藩“創建舟師，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制以極其精。” 字字不虛。經過反覆試驗，終於建成十營水師。曾國藩建軍，確實篳路藍縷。
然而比起籌餉來，以上這些都算不上艱苦了。
關於軍餉，曾國藩想來想去，只想出了一個辦法：勸捐。也就是說，勸那些大戶捐款，回報是由國家授予他們一些榮譽性的虛職。他在衡陽設立勸捐總局，派人四出勸捐籌餉。
然而，曾國藩本身非官非紳，權力不明，收據由曾國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從咸豐三年八月到咸豐四年底，總局費盡口舌，一共才弄到一萬九千多兩銀子，根本無濟於事。勸而不動，他只好強行勒派。巨紳們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動用拘押手段。結果得錢不多，招怨不少。曾國藩因此嘆息：“勸捐之難，難於登天，費盡心力，迄無一獲。”
甚至因爲勸捐，他還得罪了皇帝。原來已故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急公好義，主動捐輸軍餉兩萬兩銀子，解了曾國藩的燃眉之急。曾國藩感動之下，想把他樹爲表率，帶動捐輸事業，於是上疏請旨，請朝廷批准將楊健列入祀鄉賢祠。
楊健生前爲官平平，且受過處分，其官聲、治績均不足以入祀鄉賢祠。不過兵務緊急，同意他這個請求也算不上什麼大事。不想精於小事忽於大計的皇帝根本體諒不到曾國藩的難處，恪守“名位不能輕易予人”的教條，大發雷霆，將曾國藩痛罵一頓，說他“所奏荒謬之至”，並且說“(曾國藩)實屬袒護同鄉，以私廢公，顯背聖旨，可惡已極。 著交部議處”。
而京官們部議的結果竟提出給以革職的處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國藩這樣的人缺不得，於是將處分改爲降二級調用，使曾國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重重困難之中，曾國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長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鬥志。
吃盡了千辛萬苦，曾國藩終於練成了一支一萬七千人的隊伍。咸豐四年四月湘潭之戰中，湘軍水陸不足萬人，與三萬之衆的太平軍作殊死戰，十戰十捷，以少勝多，殲滅太平軍萬餘人。這是太平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勝利。
接到戰報，咸豐皇帝大喜過望。自從鎮壓太平軍以來，他所接到的都是兵敗如山倒的失敗報告，這樣重大的捷報還是頭一次。皇帝發出一系列上諭，嘉獎湘軍，還特命曾國藩單銜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撫一人之外，曾國藩皆有權調遣。這道上諭從根本上轉變了曾國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諭先發至巡撫衙門，駱秉章接旨後，立即帶着藩、臬兩司等一班官員，擁着一擡綠呢空轎，親自來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國藩入城。罵他最兇的布政使徐有壬當晚單獨拜會曾國藩，懇切檢討過去的態度。曾國藩的仇人鮑起豹則被皇帝下旨嚴責，革職拿辦。
曾國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終於取得了勝利。他用自己的艱苦奮鬥，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說，沒有長沙之辱，就沒有曾國藩後半生的功名事業。這一次挫而後奮的成功，給了曾國藩一次印象極深的自我教育，更強化了他愈挫愈奮，百折不撓的性格特點。從這次經驗中，曾國藩領悟到，對於有志者來說，挫辱是最大的動力，打擊是最好的幫助。咬緊牙關，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養自己意志和決心的營養。這構成了曾國藩生命經驗中最核心的部分。幾十年後，他還在家書中教育兒子說：“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爲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 “百端拂逆之時”，“只有逆來順受之法”。“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真處逆境之良法也。”
五、江西的困頓與“大悔大悟”
湘軍的意外崛起，使昏慘慘黃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時間，朝廷褒獎，紳民歡呼，曾國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說，此時的曾國藩應該會呼風喚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國藩的日子仍不好過。因爲體制仍然不順，餉項仍須自籌。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湘潭大勝之後僅僅九天，他在長沙給弟弟們所寫信中沮喪地說：
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又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計較矣。又說：餘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
也就是說，湘軍籌餉上的困難一如既往。曾國藩仍然經常和他人發生衝突，以致肝氣上升，時常處於焦灼憤懣之中。
問題的焦點在於曾國藩沒有實權。大清王朝各省的實權掌握在省長們也就是總督和巡撫們的手中，他們是全省官僚系統的絕對主人。下級官員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們手中，對他們惟命是從。
曾國藩與督撫們雖然同一級別，在地方官員眼裏卻被視若無物。因爲出山之後，皇帝給曾國藩的只是虛銜，既沒有提拔下屬的權力，又很難左右地方官的命運。軍事離不開民事，招兵、選將，購置武器，“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卻往往不予配合。
曾國藩需要實權，這一點皇帝心裏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淺的咸豐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盤：他以前只知曾國藩膽子大，敢於攖皇帝之逆麟。這次才知道此人本領大，以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數萬，所向披靡。如果他打敗了太平軍後反戈朝廷，那豈不是比太平軍還難對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漢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後滿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盤是讓曾國藩遊擊野戰，殲滅太平軍有生力量。最後仍由盤踞在天京腳下的滿族將領收功。因此雖然屢獲大勝，湘軍與清王朝體制上的矛盾仍然沒有理順，曾國藩的處境仍然十分艱難。這種艱難在江西表現得最爲充分。
鑑於湘軍是唯一有戰鬥力的部隊，咸豐皇帝命曾國藩出省作戰，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軍出省作戰實行的是“就地籌餉”，江西省官僚系統負有供餉之責。其時江西巡撫是陳啓邁。其人氣度狹隘，寸權必爭。在他眼裏，曾國藩不過是一個辦團練起家的在籍官員而已，地位等同紳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軍餉，就必須對自己惟命是從。因此他對曾國藩指手劃腳，呼來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爲難。曾國藩在奏摺中有過這樣的描述：
羅澤南克復廣信以後，臣本欲調之折回饒州、都昌，以便與水師會攻湖口。陳啓邁則調之防景德鎮，又調之保護省城，臣均已曲從之矣。旋又調之西剿義寧，臣方覆函允從，而陳啓邁忽有調往湖口之信;臣又覆函允從，陳啓邁忽有仍調往義寧之信。
對這樣一個毫不知兵的巡撫，曾國藩實在無法敷衍，只好拒不從命。這下子惹火了陳啓邁，對曾國藩“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爲詞”。曾國藩沒辦法，只好自己想辦法在江西籌餉，這又侵犯了陳啓邁的財政權。在他的帶領下，江西通省官員與曾國藩針鋒相對。曾國藩要對商人抽稅，地方官員馬上也抽，強分一杯羹。曾國藩要任用一個地方上的紳士，地方官就扣住不放，甚至對敢於接近曾國藩的紳士打擊報復。蓋有曾國藩關防的捐輸執照，不被地方官員承認，說曾國藩“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又說他“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說他“系自請出徵，不應支領官餉”等等，極盡污辱玩弄之能事，大有擠垮曾國藩之勢。曾國藩在江西數年之間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自己說他在江西“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連與曾國藩積怨很深的王錱，也不無同情地說：“滌帥遭際若是，直令人急煞”，“滌帥所處真是不易。”
曾國藩忍無可忍，拍案而起，於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陳啓邁“劣跡太多，恐怕貽誤大局”，上奏參劾。陳啓邁所作所爲確實讓人
無法爲之辯解，咸豐皇帝閱之大怒，立刻將陳啓邁革職查辦。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又重複了湖南的經驗，這次參劾不但沒有使其他江西官員束手，反而令他們變本加厲。接替陳啓邁任江西巡撫的文俊行事一如陳氏，江西官員在他的率領下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下絆子設障礙。甚至曾國藩的兵勇也被人毒罵痛打，遭受侮辱。曾後來在給朋友的信中回憶這段經歷說：“江西數載，人人以爲詬病。”又形容當時的苦況說：“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當然，使他“積淚漲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員的個人素質，而是咸豐皇帝對自己不信任。在籍之員出山帶兵，本是激於對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卻對他如此提防，曾國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無時不想掛冠而去，但時勢之危與聖人之教又不容許，只好百計隱忍，甘受煎熬，長年寸心如焚。“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虹貫荊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碧化萇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原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於筆端。甚至這樣對好友劉蓉說：“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爲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種種不平之鳴，證明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一向對曾國藩多所譏評的王闓運，在編寫《湘軍志》時，也在日記中對曾國藩深表同情：“夜覽滌公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 滌公言： 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 ，《出師表》無此沉痛!”
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的難堪經歷。
正在曾國藩痛苦萬分之時，他接到了父親的訃告。這個噩耗此刻倒成了擺脫困境的天賜良機。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並且不等皇帝的回覆，把軍隊拋在江西，徑直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當然不會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覆中催他立刻回到軍中。曾國藩給皇帝上了一封奏摺，一股腦地把自己壓抑已久的愁苦憤懣都說了出來，期望皇帝會體諒他的苦衷，授與他職權。
曾國藩在奏摺中將官場的潛規則說得很清楚。
他說，帶兵打仗，必須依靠地方官員的支持。“至於籌餉之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何一不經由州縣之手?”但地方官員只認他們權力體系內的運轉規則，只聽能掌握他們升遷權力者的話。他名義上爲部長級官員，而 “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爲客，視本管上司爲主。賓主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可信”，所以“或臣抽釐之處，而州縣故爲阻撓;或臣營已捐之戶，而州縣另行逼勒。欲聽之，則深慮事勢之窒礙;欲懲之，則恐與大吏相齟齬”。
他雖有保舉權，但由於所保人員非國家正規軍出身，“徒有保舉名，永無履任之實”。許多戰功卓著的部下，“雖保舉至二三品，而充哨長者，仍領哨長額餉。充隊目者，仍領隊目額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
他直言不諱地說:“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濟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如果皇帝不給他督撫之權，他就只能“在籍終制”，就是說不復出山。
曾國藩以爲他已經把委屈和困難說得夠充分了，皇帝沒有任何理由不給他這個賣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沒想到逞婦人之智的咸豐皇帝卻和曾國藩較上了勁。適值此時天京內訌之後，太平軍內部分裂，勢力大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有沒有曾國藩好像也沒有大礙。於是順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實際上解除了他的兵權。
這當頭一棒差點把曾國藩打昏。他萬沒料到苦戰數年竟是這樣一個結果。而他的那些宿敵，也就是長沙城中的湖南官員們聞聽此訊卻一個個喜形於色。從傳統倫理上來說，不論曾國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挾皇帝都有違臣道。以前曾國藩以唯我獨忠之態，居高臨下，睥晲衆人。而這次他們可抓住了把柄，舉城跳着腳大罵曾國藩假道學，假忠義。蟄居荷葉塘的曾國藩有口難辯，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臥病在牀。他在給郭崑燾的信中亦稱：“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更讓曾國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勳的千載難逢之良機眼睜睜地從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際正當太平軍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他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了家。他的許多部下，都因軍功飛黃騰達。比如以知府投身於他的胡林翼早當上了湖北巡撫，以千總這樣的低級軍官身份加入湘軍的楊載福也已經升爲二品提督，而他卻仍然是一個在籍侍郎，職位沒有任何升遷。在他離開軍隊這段日子，湘軍攻陷九江，楊載福、李續賓皆賞穿黃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太子少保，一時榮耀無比。只有他這個湘軍創始人冷冷清清呆在家裏，受人嘲罵。曾國藩雖被視爲理學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極熾，失去這個永垂史冊的千載良機，他怎麼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詡硬漢的他這回有點挺不住了，舉動大異常態，整日生悶氣，“心殊憂鬱”，動不動就罵人。他數着江西的一幫文武罵，罵夠了就找幾個弟弟的茬吆喝，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發生過口角。弟弟們走了後，他又開始罵幾個弟媳婦。語言粗俗，蠻不講理，理學家的風度蕩然無存 。
被酷熱擊中的荷葉，夜半仍然如同處於火爐之中。徹夜不眠的曾國藩時而在牀上輾轉反側，時而在室內外踱來踱去。幾年來的種種經歷不斷纏繞在他心頭，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說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處處感懷”，“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近日天氣炎熱，餘心緒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懷吾弟而不能見。”
在極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薦的老莊著作。幾千年前的聖人之言給了他意想不到的啓示，讓他恍然見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來的種種情形在大腦中一遍遍過電影。漸漸的，曾國藩靜下心來了。
曾國藩反思到，在官場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臉腫，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個性、脾氣、氣質、風格上的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爲人處事，總是懷着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自以爲居心正大，人濁我清，因此高已卑人，鋒芒畢露，說話太沖，辦事太直，當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閱舊日信稿，發現了當日武昌告急時，他請求駱秉章發兵援救的一封信。寫這封信時，他覺得字字有理有據，今天讀來，卻發現字字如錐如芒。信中稱湖南湖北“脣齒利害之間，不待智者而知也”，不僅沒有一點商量的口氣，而且還略帶嘲諷之意。爲了防止駱秉章干預他募練水師，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態度，“其水路籌備一端，則聽侍(曾自稱)在此興辦，老前輩不必分慮及之。斷不可又派員別爲措置” 。仍是一副捨我其誰、比誰都高明的架勢。
怪不得當日駱秉章批評他剛愎自用。駱秉章回信的原話是說他：“行事猶是獨行己見，不能擇善而從，故進言者安於緘默，引身而退。”說他做事聽不進別人意見，所以也就沒人願意給他出主意。當時聽了這話他不以爲然，今天想來，才發現確實說到了自己的痛處。他在給弟弟的信中承認說：“餘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唯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恨何及。”
曾國藩回憶起在湖南時朋友們對他的批評:“近日友朋致書規我，多疑我近於妒功嫉能，忮薄險很者之所爲，遂使我憤恨無已 僕之不能推誠與人，蓋有歲年。”
朋友們不能理解他，難道都是因爲不明大義，身處局外?他自己就沒有任何責任?“行有不得，反求諸已”這句聖人之言，雖然耳熟能詳，實際上卻沒有真正做到過。
他又想起弟弟對自己的批評：“曾記咸豐七年冬，餘咎駱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 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 ”
曾國藩故居
溫甫是三弟曾國華。親兄弟比別人說話更直接。確實，面對官場同僚，他確實常以聖賢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鐵，話語如刀。
不光是對同僚，就是對自己的親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確”、“你們都不爭氣”的神氣，處處批評教訓，弄得當年國荃、國華到北京投奔他，結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鄉了。設身處地，推已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當然也會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罵來對待自己。
經過反覆放電影，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點：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蠻幹、一味剛強。
曾國藩終於認識到，行事過於方剛者，表面上似乎是強者，實際上卻是弱者。這片土地上真正的強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柔弱退讓之人。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江河所以爲百穀之王者,以其善下”。所謂“大柔非柔，至剛無剛”。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虛僞、麻木、圓滑、機詐，是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須手段。只有必要時合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只有海納百川，藏污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達到勝利的彼岸。
曾國藩在這裏把家居的兩年稱爲“大悔大悟”之年，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後來他回憶自己的這一變化說：“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
人算不如天算。曾國藩本以爲平定太平天國之戰與自己沒有關係了。不想在天京內訌之後，太平天國勢力又迴光返照，攻破了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咸豐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國藩。大喜過望的曾國藩再不提任何條件，立刻出山。
曾國藩的朋友們驚訝地發現，曾國藩變了，變得他們幾乎不認識了。
首先，他變得和氣、謙虛、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來直去，不太講求虛文俗套。現在則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樣注意禮儀排場。咸豐八年正月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與人相處，不能過於拙直：“餘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在官場生存，必須習慣官場上虛與僞蛇的那一套：“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餘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
他在啓程前首先給各軍將領、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謙恭的語氣，乞惠“指針”。
到了長沙之後，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
原來對那些無用的官樣文章，他不理不睬，現在則每信必復。他對老朋友檢討說，以前“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因此“此次再赴軍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諮，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
此前他對人總是持有一種“衆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現在他努力包容那些醜陋的官場生存者，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難處，交往時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必要時“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國藩是斑馬羣中的野馬，自然引起斑馬們的羣起攻擊。現在他也塗上了斑紋，以便令斑馬們誤認爲自己是他們的同類。然而這番變化太過迅速，甚至引起好友們的誤解。郭嵩燾說：“曾司馬再出，頗務委曲周全。龍翰臣方伯寓書少鶴，言司馬再至江西，人人愜望，而渠獨以爲憂。憂其毀方瓦合，而任事之氣不如前此之堅也。”胡林翼則說他“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曾國藩自己也承認：“寸心之沈毅憤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
然而這套儒道溶揉的老練神鬼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卻如魚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愜望”，從此他用人備餉比以前大爲順利。他自己也滿意地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
二是他對皇帝，不再那麼直言不諱，而是學會了打太極拳。曾氏早年奏摺，“戇直激切，不講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點引來殺身之禍。練兵之初，曾國藩不光對同僚不假辭色，甚至對皇帝說話也句句如鋼似鐵。皇帝給他下過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實際爲由直接頂了回去。比如咸豐三年十月，武漢被太平軍圍困，皇帝急命正在練兵的曾國藩去營救。曾國藩卻因兵未練熟，裝備未齊，拒不聽命，說：“未敢因諭旨嚴催，稍事拘泥。”當年十一月，太平軍又進逼安徽省會，皇帝再次令他出師，他回覆說：“不能草草一出。”惹得皇帝大怒，批評挖苦他道：“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曾國藩接到批覆，仍然拒不聽命，與皇帝節節辯論，回答道：“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受畏葨不前之罪。”把皇帝頂得無話可說，只好讓步撫慰，說：“汝之心可質天地，非朕獨知。”
在皇帝拒絕授他督撫之權後，他所上的奏摺，更爲意氣用事。皇帝說允許他在家守孝，但一旦軍情緊急，“仍當即赴軍營”。曾國藩的復奏卻稱“自問非有爲之才，所處又非有爲之地”，不能再出。且說“自後不輕具摺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經手未完事件，擬即函致江西撫臣耆齡，請其代奏”，大有與皇帝一切兩斷，不再來往之勢。
曾國藩書法
這些奏摺，在皇帝頭腦中強化了曾國藩勇於犯上、桀驁不馴、難以駕馭的印象。這也是皇帝對他不能信任，不敢給他大權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後，他奏事風格大變。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啓程上路了。所上《恭報起程日程折》，平實沉穩，無絲毫討價還價之意，頗得皇帝歡心，說“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後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願奉命，但也不再公開抗旨，而是連上數折，或託詞所部正攻打景德鎮，無法分身，或者講可以滅敵於湖南而不必入蜀，或託言江西安徽當守，多方周旋，剛柔相濟，終於擺脫了西上四川、客軍虛寄之苦。
第三是他不再慎於保舉，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軍隊，“濫舉”之風很盛。每有小勝，領兵大員都會拼命保舉自己的屬下，不管出沒出力，上沒上戰場，都會均沾好處。曾國藩領兵之初，因痛恨此風，從不濫舉。咸豐四年他帶兵攻下武漢，“僅保三百人”，受獎人數僅佔出征隊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佔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傳開，不少人認爲投曾不如投胡，許多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
曾國藩原“以忠誠爲天下倡”，以爲僅憑忠義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閱歷既久，才發現真正的抱道之士並不如他想像得那樣多。他認識到“不妄保舉，不亂用錢”，則“人心不附”。只有誘之以“名”，籠之以“利”，才能網羅天下英才。因此復出之後，曾國藩“揣摩風會，一變前志”，大力保舉，將朝廷名器市爲自己的私恩。在升任兩江總督後不久，他寫信給曾國荃說：
周俊大兄昨來家中，以久試不進，欲投營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營，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來往途費。如有機可假，或恰逢克復之日，則望保以從九縣丞之類，以全餘多年舊好。餘昔在軍營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爲詬病。近日揣摩風會，一變前志，上次有孫、韓、王之託，此次又有周君之託。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給從未上戰場的周氏送上一頂九品烏紗。這表明，在官場混跡多年的曾國藩已不再是憤世嫉俗的憤怒青年，而已成爲善於“揣摩風會”的油滑官僚。他已把當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現象，並身體力行了。到後來，他不但自己勇於保舉，甚至鼓勵部下不要有太多顧慮而放手保舉：“鄙人前銜奏補實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氣，不可畏幹部詰而預自縮手也。”
在十多年的帶兵生涯裏，曾國藩湘軍各營保舉的武職共達十幾萬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數萬人。而文職官員中，有二十六人成爲督撫一級的大員，五十人成爲三品以上的大員，至於道、府、州、縣的官員更數不勝數了。
四是治軍不再一味從嚴，而是寬嚴相濟。
領兵之初，曾國藩對軍中用錢看得很緊，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嚴格禁止部下獲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後，則開始對部下寬之以“名利”，在金錢上手筆鬆了很多。
他寫信教導其弟曾國荃如何駕馭太平軍降將李世忠時說：
此輩暴戾險詐，最難習馴馭 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
他以前對戰爭的搶劫查得很嚴，而再出山後，對於搶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問”，採取寬容態度。湘軍攻下南京後，城中財物搶劫一空，竟無一銀交與朝廷。曾國荃主張“按民勒繳”，曾國藩不同意，認爲這樣會“徒損政體而失士心”，主張各得所獲，“以憐其貧而獎其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