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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祕:清朝重臣曾國藩如何從“憤青”變成“老奸巨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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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人,是一個終生掙扎、糾結、衝突和矛盾的人,是一個既有靈魂又有體溫的人。通過觀察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俯仰揖讓,我們可以切身感受曾國藩在種種艱難面前的猶豫與堅定、拘執與圓通、笨拙與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與“人慾”,更真切地領略他的人格和魅力。曾國藩一生都在變化中。他從“憤青”變爲“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個憤怒青年,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到了中年,經過重重挫折,他才終於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只有必要時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

曾國藩一生都在變化中。他從“憤青”變爲“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個憤怒青年,單線思維、唯我獨尊、憤世嫉俗、矯激傲岸。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純剛至猛、一往無前。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不光是對同僚,就是對自己的親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確”、“你們都不爭氣”的神氣,處處批評教訓,弄得當年國荃、國華到北京投奔他,結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鄉了。到了中年,經過重重挫折,他才終於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只有必要時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只有海納百川,藏污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達到勝利的彼岸。經過這次反思,他從一個憤怒青年變爲老莊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醜陋的官場生存者,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難處,交往時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必要時“啖之以厚利”。以至胡林翼則說他“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這套儒道融糅的老練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如魚得水。

曾國藩身上的“笨拙”與“精明”,其實也並不矛盾。正是與衆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國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他的哲學是,直線是最短的距離,簡單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笨拙其實就是最精明。因此,他創建湘軍,選拔將領,專挑不善言辭的“鄉氣”之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曾國藩一生善打愚戰、笨戰。他花極大心血去研究敵我雙方情況、戰鬥的部署、後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個環節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決心。因爲“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面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他不被什麼定論先入爲主,總是要親身嘗試了,親眼見到了,才下結論。他由迷信風水相面,晚年轉信了天命。他早年之所以信風水,是因爲祖母入葬之後,家中接連發生了幾件大喜事。他後來又不甚信風水,則是因爲又經歷了幾次風水“理論”與“實踐”不符的事實。實事求是的思想方式,使他的思想保持着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

至於曾國藩身上的清與濁,則更容易理解。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長處是表裏如一,致命缺點是毫無彈性,在官場上註定處處行不通,只能成爲官場上的一種擺設。而曾國藩最終卻成就內聖外王之大業,這與他性格中“和光同塵”、穩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關。善於與不合理的現狀妥協,推動曾國藩一生繞過多重障礙,直達自己的最終目標。

揭祕:清朝重臣曾國藩如何從“憤青”變成“老奸巨猾”

學者吳方對曾國藩的複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捨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隻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僞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

雖然後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許多“作僞”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對朝廷最忠誠的。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爲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於一旦。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託好友轉來一封信,信中對曾國藩大加恭維,意圖結好。醇親王乃是慈禧的親妹夫,與慈禧關係極爲親密。長期以來,他一直欲與奕一爭高下,所以主動拉攏曾國藩,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一般人對這樣的核心親貴,主動奉迎唯恐不及,曾國藩卻沒有給他覆信。奕不甘罷休,同治九年春又託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希望曾國藩應和。曾國藩仍然沒有回信。除了對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國藩如此風骨棱然,主要是從“避內外交通之嫌”這個中國政治大原則出發。曾國藩晚年的祕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

(曾國藩)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平定洪楊永載史冊,然而他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與一般中國人不同的在於,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國社會的“特色”磨得一事無成。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頂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