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於福建尤溪。他的父親朱鬆時任尤溪縣尉，寫信給岳父祝公報喜時，只有簡單幾句：“鬆奉娘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娠，生男子，幸皆安樂……”生逢亂世，朱鬆沒想過兒子日後會成爲文公，三天後的洗兒禮上，他倒指望這孩子長大後當兵打仗，其《南溪洗兒二首》雲：“有子添丁助徵戎，肯令辛苦更儒冠?”
一個偉大歷史人物的出現，風雲際會，需要許多物質和文化條件。我們只能說，朱熹生逢其時。
閩學興起的際會
唐以前，福建在全國毫無地位，是遙遠的化外之境。唐代50多位閩籍進士，除了歐陽詹，絕大多數表現平平，沒有一流的人物。進入宋代，福建默默積蓄了1000多年的驚人能量，突然爆發。一向受中原地區忽視的蠻荒之地，轉瞬間成爲文化高度繁榮的地區。在科舉考試中，福建士子的出衆表現，讓人驚歎。美國學者賈志揚依據全國地方誌統計，兩宋合計28933名進士，福建佔7144名，排名全國第一，其進士數竟佔全國進士總數的24%，接近四分之一。宋代的閩北文化極其發達，臺灣學者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統計，僅浦城一縣就出了122位進士，4位狀元，8位宰相。
最重要的，不是科舉，不是官僚，而是創造性的文化。在這一時期，福建誕生了自己的思想大師，形成了自己的學派。這是一個由個人的天才和人格魅力凝聚起來的學派，稱朱子學派。這也是一個具有強烈地域性的學派，人們又稱其爲閩學。然而，這個學派的學說超越了地域限制，成爲元明清三代官方意識形態，支配中國社會六七個世紀之久。
朱熹不是橫空出世，在他之前，福建的其他學者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最重要的三位先驅人物是將樂人楊時、沙縣人羅從彥和延平人李侗，他們都屬於當時的南劍州，故稱“南劍三先生”。福建本土的學術資源比較簡陋，南劍三先生的貢獻是從中原地區引進了二程的洛學，並初步本土化，搭起了閩學的框架。
楊時向北宋道學的奠基者程顥、程頤兄弟問學，學成辭歸，程顥送之出門，對坐客說：“吾道南矣!”楊時攜洛學入閩，授徒講學，創立了閩學的基礎，被譽爲閩學鼻祖。他身爲朝廷高官，年壽又高，活了83歲，所以門生衆多，達千餘人，沙縣人羅從彥和崇安人劉勉之都廁身其中。羅從彥是最能光大師門學說的弟子，但他只做過博羅縣主簿，官職低微，弟子寥落無幾，其中就有朱熹之父朱鬆和延平人李侗。幸好有了李侗，能傳其衣鉢。然而李侗更落魄，什麼官也沒做，隱士般修身養性，身居草野，怡然自樂，一生不著書，不作文，門下無人。楊時從中原千辛萬苦繼承來的道統日漸衰微，僅存一息，眼看就要中斷。這時出現了朱熹。
朱熹24歲時，首次拜訪李侗;33歲時，正式拜李侗爲師，成爲楊時的三傳弟子。道統入閩，閩學理所當然變成學術正宗。然後，朱熹以他的曠世天才，大力著述、講學、論辯，構築起一個規模宏大、結構嚴謹的思想體系，成爲中國中古新儒學——理學的集大成者。
被誤讀的思想家
朱熹奉母來到五夫裏(今武夷山市五夫鎮)的時候，只有15歲，劉子羽爲他們孤兒寡母築室於此。爲了表示不忘本，朱熹將祖籍徽州紫陽山的名字借來，命名紫陽樓。他在這裏度過了漫長的時光，求學、思考和創造。他在五夫裏待的時間，前後跨度40年，是最長久的一次定居。
五夫裏可不是尋常的村落，它是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故鄉。我們不能不佩服朱鬆的遠見卓識，臨死之前，他交代妻兒投奔崇安五夫裏。他和五夫裏的學者羣交誼深厚，已經在這裏爲朱熹日後的成長準備了一切：託孤於劉子羽，學業則託付於胡憲、劉勉之和劉子翬三位老師。五夫裏的學者們齊心協力，竭其所能，塑造了朱熹最初的精神世界。後來，劉勉之還把女兒嫁給了他。
朱熹一生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待在福建。他從政的時間只有7年，從這個記錄看，朱熹的確不是愛做官的人。宋代有一種特殊的名義官職，叫奉祠，意爲管廟，給薪水而不必幹活，住地聽便，原來用於安頓年老力衰或與朝廷意見不合的官僚。朱熹一生奉祠12次，共21年10個月。祠官收入低，然而有足夠的活動自由。朱熹在福建各地建了許多書院，研究和講學。
朱熹是宋代理學家中學問最淵博的一人，著述十分宏富，經史子集，四部齊備，據周予同考辨，共126種。影響最大的當爲《四書章句集註》，以及後人編輯的《朱文公集》《朱子語類》等。今人一般認爲，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個完整嚴謹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理，主張理一分殊，如月印萬川，他說：“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他的意思是，總合天地萬物，只是一個理，分開來，每個事物都各自有一個理，但這些具體事物的理不過是那個統一的理的體現。正如釋家所說的，萬川明月，其實只是天上那輪明月的不同表現而已。因此，在認識論上，格物致知，就是窮究天理和物理。
在倫理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許多人把“滅人慾”當成朱熹主張禁慾的證據，這實在是對他學說的誤解。朱熹說：“人慾中自有天理。”又舉例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事實上，朱熹認爲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就是天理，他反對的是縱慾。
爲自己的思想受難
今人偶有對於朱熹學說的反感，大半由於它是一種官方哲學，被利用和庸俗化。這不能由朱熹負責。作爲一個思想家，他從不刻意迎合統治者的愛好。他上朝奏事，有人勸道：“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他果然這樣說。帝王不喜歡他的理論，他就離開廟堂，在民間講學傳播。朱熹生前，他的學說不但不受統治者歡迎，甚至受到迫害。他曾經勇敢地爲自己的思想受難。
宋寧宗即位後，先是右丞相趙汝愚和權臣韓侂冑政治鬥爭失敗，罷相出朝，不久貶死衡陽。朱熹等道學家因爲常讚許趙汝愚，成爲下一個攻擊目標。當道炮製出一份包括趙汝愚、朱熹、彭龜年、呂祖謙等59人的黑名單，名爲“僞學逆黨籍”。這個事件，史稱慶元黨禁。
慶元黨禁是政治對學術的無端迫害。被列入黑名單，其家屬子女被剝奪了仕進的機會，還要忍受種種社會歧視。政治高壓下，朱熹學派受到沉重打擊，首徒蔡元定被遣送道州(今湖南道縣)編管，步行3000裏到達貶所，雙腳流血，一年後病逝;弟子有的託辭去歸，有的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然而，學派並沒有垮掉，其核心成員繼續追隨他們的導師，甚至還有個別學者不顧危險前來問學。例如黃士毅，就在這時候從江蘇徒步入閩，師事朱熹。
作爲“僞學逆黨”的領袖，朱熹此時已是68歲高齡，隨時有被捕的危險,也曾數次離開建陽考亭，四處避難。《古田縣誌·流寓》：“宋慶元間，紫陽朱子避僞學禁，逆寓而講學之區。”《霞浦縣誌·流寓》：“紫陽朱子，慶元間以僞學禁避地於閩，至長溪，住黃幹、楊楫家。”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說長樂龍峯書院：“朱子避僞學寓此。”又說朱熹到閩清：“朱文公於僞學之禁，避跡無定所，其於閩清凡數至，所歷名勝題識殆遍。”……
在最危難的時刻，福建各地不理會朝廷的旨意，這塊土地張開臂膀，歡迎自己的思想家。日後，許多偏僻小縣的書院都驕傲地聲稱，這位大賢曾經是他們的老師，紛紛立祠紀念。
公死，凜凜猶生
“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元定)、呂子約(祖儉)死於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朱熹的自述，讓我們感到了一個心力交瘁的老人的絕望。垂暮之年，苦病之身，還被逼得東逃西竄，背井離鄉，實在令人心酸。
慶元六年(1200年)，朱熹死的時候，他的學說仍然被禁。按《宋史》本傳，當局已經命令地方長官布控，嚴密監視“僞學”黨徒聚會。然而，他的不少門徒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不避危險，從四方趕來爲老師送殯。《宋元學案補遺》說：“時僞學禁，會葬者六千人。”考慮到建陽這個山區小縣，交通不便，這是一個可觀的數字。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親往弔唁，祭文雲：“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朱熹死後，韓侂冑意識到對道學的打擊不得人心，悄悄弛禁。一些被革職的朱熹門人也逐漸復官。在朱熹第一代門人的不懈努力下，宋朝廷開始緩慢地爲朱熹學派恢復名譽。最重大的轉折發生於元代。1313年，元仁宗宣佈科舉取士，規定第一二場考試限從朱熹《四書集註》中出，詮釋以《四書集註》爲主。這對後世的影響極大。元明清三代，朱熹對儒家經典章句的註釋一直成爲科場試士的科目。朱熹的學說被尊崇爲官方意識形態。閩學挾朝廷之力風靡天下，以至人們說：“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朱熹的地位直線上升，直逼孔老夫子。
朱熹將福建文化推向頂峯，深刻影響了中國文明的走向，這是一個學者所能做到的最大事功。至於朱熹對於福建史的深刻影響，要而言之，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大增進了福建文化的思考深度和理論興趣;其次是開創了福建高度重視書院講學和討論的教育傳統。朱熹之後，沒人敢說福建是蠻荒之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