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1127)是中國歷史上繼五代十國之後的朝代，共九位皇帝，分別爲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宋真宗趙恆，宋仁宗趙禎，宋英宗趙曙，宋神宗趙頊，宋哲宗趙煦，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共167年。而三次興學分別在宋仁宗趙禎，宋神宗趙頊和宋徽宗趙佶在位的時候開展。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宋王朝鑑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教訓，宋初採取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國策，即由原來的重視武功，改爲強調文治，爲此朝廷開始重視科舉，重用士人，文人可充任全國各級政權的官吏，軍隊也受文官的限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一些有識之士認爲只重科舉而不重視教育，猶如不務耕而求獲，養士與選士的矛盾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於是，從宋仁宗開始，先後興起了三次興學運動。
第一次興學：慶曆興學主持人：范仲淹
慶曆興學是范仲淹在宋仁宗慶曆四年主持的。
范仲淹(989一1052年)在慶曆三年七月，任參知政事，不久即奏十項改革案，要求興學育才，改革科舉等。翌年三月，仁宗因范仲淹"數言興學校，本行實”，下詔大臣們討論。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等人深表贊同，並聯合上奏稱：“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謹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學者自皆修飭矣。”
意思是說教育如果不以學校爲基礎，讀書人如果不在鄉里進行考察，就不能覈查名實。有司如果一味以詩文聲律上的毛病作爲限制，學生如果專心於記誦，就不能選拔出人才。參考各種建議，選擇適用於當今情況的，沒有比得上使讀書人都生活在本鄉本土而在學校進行教育爲好，然後由州縣考察他們的品行，這樣學生的學習就能得到提高了。於是，便在范仲淹主持下興學。
那慶曆興學又改變了哪些方面呢?
第一，普遍設立地方學校。要求諸路府州軍都開辦學校，縣裏有學子200人以上便可以設學，教老師則選擇本地宿學碩儒擔任。並規定“士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曾充賦者，百日而止”，秋賦是宋時州府向朝廷薦舉會試人員的選拔考試。這句話大意爲必須接受一定時間的學校教育，纔可以應科舉。這項措施避免了學校流於形式，淪爲單純爲應試舉人取解的場所，進而保障了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
第二，改革科舉考試。規定科舉考試先策，次論，次詩賦，罷貼經、墨義。策相當於時事論文。
第三，改革太學。因爲原國子監規模狹小，不足以容學者，即以原錫慶院爲校址，修建講堂，創建太學，招生200人。老師方面聘請名儒到太學執教，並在太學中推行著名教育家胡璦創立的“分齋教學”制度。胡瑗的分齋教學分經義，治世兩齋，分別用作研究經學基本理論和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文，歷算等實用知識。
“慶曆興學”實行一年多由於范仲淹被排擠出朝廷遂告失敗，但它畢竟對於北宋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第二次興學：熙寧興學主持人：王安石
王安石被列寧稱爲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在文化教育進行的改革，稱爲“熙寧興學”。
王安石認爲，造成當時社會種種弊端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才不足，用人不當。爲此，他在上書中提出了“教，養，取，任”的造就人才的四項綱領：“教”是培養人才。“養”是給人才以合理待遇。“取”是選拔人才。“任”是任用人才。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大計。
第一，改革太學體制。
首先，擴增太學校舍。將整個錫慶院均作爲太學校舍，並另在朝集院西廡建造講書堂數間，基本上保證了教學以及師生工作、生活用房。
其次，充實和整頓太學師資。規定除主管官員之外、增設太學直講至10人、每兩人負責講授一經。爲保證質量，增設的直講必須由中書親自遴選，或由主管官員奏舉。
最後，創立“三舍法”。這是王安石改革太學最重要的措施。其主要內容爲：將太學分爲外舍、內含和上舍三個程度不同、依次遞升的等級，太學生相應分爲三部分、初人太學者，“驗所隸州公據”，經考試合格入外舍肄業，爲外舍生。外舍每月考試一次，每年舉行一次公試(升含考試)，成績獲得第-一二等者，再參酌平時行藝，升入內舍肄業，爲內捨生。內舍每二年舉行一次升舍考試，成績爲優、平兩等者，再參酌平時行藝，升入上舍肄業，爲上舍生。
上舍亦每兩年舉行一次考試，考試方式與科舉考試“省試法”相同，太學學官不能參與，而由朝廷另委考官主持。成績評定分爲三等：平時行藝與所試學業俱優爲上等，一優一平爲中等，全平或一優一否爲下等。上等者免殿試，直接投官，中等者免禮部試，直接參加殿試，下等者免貢舉、直接參加禮部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