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學大慶”是怎樣興起的
大慶會戰進行到1963年下半年，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雖然在石油行業內部早已轟轟烈烈，但在其他行業仍鮮爲人知。會戰指揮部對外稱“薩爾圖農墾總場”，下屬單位稱“農墾分場”。曾發生過有的職工冬季穿“槓槓”棉工作服回家探親，走出火車站即被警察誤以“勞改逃犯”拘留的故事，就是當時的生動反映。
1963年10月下旬，國家經委和東北局經委在大慶召開“東北地區基層工業企業經驗交流座談會”，這是事先派工作組到現場調查後做出的決定。參加會議的有東北地區大型國營企業的廠長，國家經委、東北局經委的專家與負責人，共100多人。會議由國家經委第一副主任谷牧、東北局經委主任顧卓新主持。
按照會議的安排，會議代表先輪流參觀了20個基層單位，包括鑽井隊、採油隊、施工現場、集油站、家屬縫補廠以及“地宮”、油庫、新建的煉油廠等等。然後，由副總指揮兼生產辦公室主任張文彬彙報“三年石油會戰進展情況”、副總指揮陳李中彙報“油田地面建設，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情況”、會戰指揮部生產辦公室副主任宋振明彙報“堅持基層崗位責任制情況”以及副書記吳星峯彙報“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情況”。通過這些參觀考察與聽取情況彙報，與會代表反響熱烈。大家稱讚大慶石油會戰是我國工業戰線的一項創舉，讚揚大慶工人艱苦奮鬥精神，以及在科研工作、生產管理上取得的成就與經驗。會議結束的前一天，餘秋裏從北京趕來作了一個簡短髮言，反覆強調大慶的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企業必須革命化”。
這個座談會的情況很快傳到北京。國家經委決定宣揚大慶事蹟與經驗，指定康世恩作報告。康世恩帶着我進北京幫他撰寫與整理這個報告。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國家經委召開的全國工交工作會議上作了這個報告，反響也很熱烈。接着，11月19日，餘秋裏以康的報告爲底本，略加增刪，在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彙報。12月，石油部黨組正式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彙報提綱”。12月24日、28日由彭真主持，在人民大會堂先後由康世恩、餘秋裏向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領導幹部數萬人又作了彙報。
1963年12月25日，毛澤東發出了“工業學大慶”的號召。1964年2月5日，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肯定了大慶的經驗。從此學大慶的熱潮在全國展開。據說，毛澤東聽了大慶會戰情況彙報後，非常高興，說政治局的同志都到大慶去看看。後來除他本人和林彪沒去大慶外，其餘的政治局成員和當時黨政軍界的頭面人物都視察與訪問過大慶。有的還不止一次。周恩來就曾去過三次。文化大革命後，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視察過大慶。根據原石油部副部長、原大慶油田黨委書記陳烈民在本世紀初回憶：“毛主席發出‘工業學大慶’號召後，全國共有125萬多人次到大慶訪問。”我記得從1964年到1966年文革前，到大慶的參觀訪問者每天都有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大慶油田臨時建設了兩個巨大的接待站。組織數百人的接待班子，好吃好住免費招待川流不息的參訪者。
“鞍鋼憲法”與大慶經驗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慶石油會戰的基本經驗做了評價。他指出：“這個油田的建設，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典範，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兩論起家’。”“這個油田也是大學解放軍、具體運用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的典範。這個油田自始至終堅持了集中領導同羣衆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革命精神和勘探建設相結合的原則，全面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至今，我仍覺得周恩來對大慶的這個評價，反映了當時的實際。1960年4月，大慶會戰剛開始，餘秋裏確實指示主管政治工作的吳星峯以石油部機關黨委名義起草一份《關於學習毛澤東所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決定》，登在油田小報《戰報》創刊號上，並指示石油部購置了幾百本“兩論”單行本，空運到哈爾濱再送到油田供職工學習。
如上所述，1963年10月在大慶召開的“東北地區企業座談會”是“工業學大慶”運動的發端。康世恩和會戰工委極爲重視。當時沒有招待所，他們搬出自己住的辦公室（兼臥室）（也是乾打壘，只是稍微高大寬敞些）而住進更加低矮潮溼“菜窖”式的乾打壘裏。我作爲油田的唯一聯絡員，參加會議祕書組活動。我的任務就是每晚8點至10點，參加祕書組召集的彙報會，收集會議代表參訪後的反映。大約在晚11點以後，再趕往康世恩住的乾打壘辦公室，他和他的同事們急切地聽我彙報。在這種彙報會上，康不止一次地講：參加這個會的都是東北地區乃至全國的“龍頭老大”工業企業（鞍鋼、一汽、哈爾濱三大動力廠），它們都是建國初期蘇聯援建的。它們的管理都是照搬蘇聯的一套。我們的石油生產雖然搞上去了，但我們的這套辦法跟蘇聯的不一樣，會不會得到與會老大哥認同着實心中無底。當他聽到讚揚時也興奮異常，還謙虛地說：其實，我們的這一套無非是老老實實地按照“鞍鋼憲法”辦事而已。
何謂“鞍鋼憲法”？它是1960年3月毛澤東對“鞍山鋼鐵公司”一份調查報告的批示。這份調查報告是中共元老、工運領袖李立三在鞍鋼蹲點調查後寫的。毛的批示指出辦好企業有五條要求：政治掛帥，黨的領導，羣衆運動，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這五條即“鞍鋼憲法”成爲當時和此後幾十年辦好中國工業企業的根本大法。
那麼，大慶主要經驗是什麼呢？它全都寫在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作的報告裏。我至今仍大致記得，這個報告共寫了九條經驗：（一）革命精神，（二）科學態度，（三）羣衆運動，（四）“三基”工作（基礎工作[質量、設備]、基本功、基層崗位責任制），（五）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六）嚴細作風，（七）思想政治工作，（八）機關革命化，（九）全面關心職工生活。這九條經驗，有六條是講政治講革命化的。講技術講管理講生活的只有三條，而這三條也多是從政治角度講的。
拿“鞍鋼憲法”（五條）與“大慶經驗”（九條）比較，何其相似乃爾。不用細說，“大慶經驗”簡直就是“鞍鋼憲法”的親生嫡傳與具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