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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北宋王朝的格局是由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政治中對於君子之德的要求上，具有典型性的一個表現在於對"義”與“利”的關係上。孔子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以及孟子的義利之辨都爲後世士大夫“義利觀”定下了基調，這當然也成爲宋代士大夫人格修養和政治傾向的標準。
王安石的變法理念
但面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內焦外困的政治局勢，王安石對於求治一方面具有致君堯舜、實現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但同時也具有政治實踐精神，很重視國家財政制度的改革，對於理財上不拘於傳統儒家文化規範中的“重義輕利”，反之很重視理財並且具有理性實用的理財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就已表達了自己的理財思想。
“蓋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王安石認爲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於“理財未得其道”，提出“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來解決國家困窮的窘境。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認爲發展生產纔是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之途，理財主要在於通過國家政策促進生產發展，由此達到他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的。這種財政思想已與現代的財政思想無異，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跳脫了傳統儒家“輕徭薄賦”財稅傳統，不可謂不先進，不可謂不理性。同時王安石在《與馬運判書》中具體表述了何謂他所說的“理財不得其道”：
“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
這些說法進一步佐證了前文所說的發展生產的意義，即只有藉由“天地”之物擴大生產，才能“富天下”，進而才能“富國”。而當時理財之道，只是通過“市於門內”來獲得財政收入，而“門之外莫入”，不注重生產，纔是導致國家困窮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多年在地方任事，瞭解地方貧民因賦役、借貸而失地，以及兼併之家阡陌相連卻通過蔭庇逃脫稅責的漏洞。因此，提出只有發展生產，即讓失地農民能夠耕於畎畝，才能達到富民富國的目的。這些思想也在變法的具體措施中如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體現出來。所以王安石重理財，重財利，並不是僅僅爲了充實國庫以利皇帝私慾，毋寧說是爲了憫恤小農，使其耕者有其地而改變國家財政只進不出、只節流不開源的弊政。
當時反對變法的士大夫們也經常以“義利之辨”向王安石發難，指其“重利輕義”，如蘇試在其《上神宗皇帝書》中認爲國家存亡“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希望神宗能夠“崇道德而厚風俗”，而不是“急於有功而貪富強”。
面對財政匱乏，司馬光和王安石不同的看法
就財政匱乏問題，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產生爭執，司馬光主張通過削減兩府對文武大臣等的賞賜將來節用救災。王安石則表示辭祿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並指出問題所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並針對理財問題二人展開爭論：
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
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
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次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陚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陚。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漢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
司馬光關於財政的思想與王安石正相反，他認爲社會財富是固定的，在官與民間分配，不在官則在民，要麼官富民貧，要麼觀貧民富。兩者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所以惠民利民只能是薄賦節用。這在當時救災情急之時可解國用之困，但不是長久的理財之道。而他指責王安石所謂“善理財者”只是暗地裏侵奪民利的斂財之術，其“不加賦而上用足”也只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術”。在司馬光看來，國家營求財利非聖人之道，而士大夫講求財利，則非君子之道，理財機構的設置和青苗諸法的實施，不僅使得國家與民爭利，而且敗壞了士風。
司馬光的理念
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宮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是知條例一司，以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宮。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環視，銜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己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鎊議沸騰，怨嗟盈路。遠其本質，鹹以此也。
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兩者的財政思想從現代來看高下立判，但結合當時“重義輕利”的儒家傳統文化對士大夫的影響，反而是現代看來缺乏科學理性的司馬光之論在當時支持者甚衆。很多士大夫認爲王安石對於財利的追求，是與傳統儒家“重義輕利”的道德標準相悖與輕徭薄賦的惠民仁政不符，認爲講求財利並非致君之道。
這是王安石與反對派在有關理財思想方面的衝突，表面上是“義利”之辨，反對派遵從孔子的“重義輕利”思想，王安石則推崇孟子的養民爲先的思想，雖同爲儒家先賢思想但卻爲各方從各自立場進行了闡釋。司馬光所說輕言利者是佔據優勢地位的居官士大夫，不僅在政治上佔優勢，而且在經濟上往往也是大量土地的佔有者，其“倉廩實”所以可以不必言利。而王安石所理財者則是針對土地很少面臨兼併危險的小地主和失地農民。經濟上通過兼併及通過政治獲得的免役、免稅等經濟特權，爲那些“輕言利”的士大夫階層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基礎，而王安石提出國家借貸於民，使其免受兼併之家高利借貸的剝削，而能度過難關。
其實司馬光之所以會強烈反對王安石，主要是司馬光認爲王安石的變法會“侵奪民利”，但司馬光所認爲的民是大地主階級，這其實對於士大夫政治無異於籤底抽薪，挖掉了士大夫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思想文化上的衝突，都以儒家仁義爲標，都認同對民衆施行仁政，但實際上政治文化上有根本不同。
司馬光更認同經調和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更重視作爲統治階級的士大夫，以此來維護政治系統的穩定。而王安石則更追從儒家經濟上養民惠民仁政的原典，從下層民衆生存問題出發，打破了士大夫階層的經濟基礎，也就是破壞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經濟基礎，當然會引起司馬光和王安石的衝突，使得司馬光的反對異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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