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瞭解慶曆新政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是北宋兩次著名的改革，兩者殊途同歸都失敗了，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慶曆新政的主導者和支持者全都反對王安石變法，都是改革，爲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先看一下內容，慶曆新政一共十條分三個層面：1、澄清吏治①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②抑僥倖(限制官僚濫進)。③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④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⑤均公田：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2、富國強兵①厚農桑(重視農業生產)②減徭役。③修武備。(整治軍備)。范仲淹主張恢復府兵制，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此項，因輔臣反對而作罷)。3、厲行法治①重命令(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②推恩信(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
王安石變法內容更全面：富國之法：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 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將原來按戶輪流服差役，改爲由官府僱人承擔，不願服差役的民戶，則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稱爲免役錢。官僚地主也不例外。方田均稅法下令全國清丈土地，覈實土地所有者，並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爲五等，作爲徵收田賦的依據。農田水利法鼓勵墾荒，興修水利，費用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低出資興修水利，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市易法在東京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均輸法設立發運使，掌握東南六路生產情況和政府與宮廷的需要情況，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統一收購和運輸。強兵之法：保甲法將鄉村民戶加以編制，十家爲一保，民戶家有兩丁以上抽一丁爲保丁，農閒時集中，接受軍事訓練。裁兵法整頓廂軍及禁軍，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爲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爲民籍。將兵法(又叫置將法)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爲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本單位軍隊的訓練，以提高軍隊素質。保馬法將原來由政府的牧馬監養馬，改爲由保甲民戶養馬。保甲戶自願養馬，可由政府給以監馬或者給錢自行購買，並可以免除部分賦稅。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軍器監法督製造兵器，嚴格管理，提高武器質量。取士之法：改革科舉制度頒佈貢舉法，廢除明經科，而進士科的考試則以經義和策論爲主，並增加法科。整頓太學三舍法實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進行教學的太學三舍法制度。以學校的平日考覈來取代科舉考試，太學生成績優異者不經過科舉考試可直接爲官;同時，提舉經義局，修撰儒家經典，編纂《三經新義》;設置武學、醫學、律學專科學校，培養專門人才。惟才用人重視對中下級官員的提拔和任用，使許多低級官員和下層士大夫得到發揮才幹的機會。
通過對比我們發現慶曆新政重視的是政治改革，王安石變法是注重經濟兼顧其他。慶曆新政是真的改革，它只是針對政策中的不合理現象進行調整，對於祖宗之法並沒有大的改動。王安石變法是完全推倒重來，這嚴格意義上講不是改革是革命，只不過沒流血而已，也沒推翻政府。我們單看內容好像看不出來當時的官員爲什麼反對王安石變法，這和歷史傳統有關。儒家思想是鄙視商業商人的，所以國家對於財富不能過分的追求，漢武帝時期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就將一切掙錢的項目都收歸國有，國家是有錢了，但百姓的生活差得，不得已最後取消了一些行業。王安石變法裏的富國之法和當初的桑弘羊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擇手段地掙錢，因爲國家缺錢。儒家講官不與民爭利，王安石的行爲不符合儒家思想。他的很多措施針對的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很多官員他就是大地主，這侵犯到他們的利益了。慶曆新政也侵犯到了，不過慶曆新政弄得是什麼，他是把那些庸才罷免了，這樣的人必定是少數，而且他不是取消恩蔭而是嚴格化，也就是說制度沒有大變，很多人都能接受。即使如此慶曆新政還是失敗了，王安石變法的對立面太大了，慶曆新政的很多人就是因爲王安石變法利益受損了，所以他們反對。
另外主導者的身份也很重要，慶曆新政的主導者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這在當時都是正人君子的代表，給人的感覺就是一身正氣。范仲淹和韓琦在西北大敗西夏，威望極高，富弼更是以一人之力對抗遼國，所以這些人弄改革，從上到下都會覺得政府有希望了。而且慶曆新政最後失敗也是因爲下面的人辦事不力，沒有人怪到范仲淹他們頭上。王安石變法可不一樣了，本來王安石也是君子的代表，可隨着變法的開始，人們開始對他口誅筆伐，蘇洵還寫了一篇《辨姦論》，沒有明着說王安石，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他。王安石不注重個人衛生，蘇洵直接說這就是大奸之人，儒者應該注意個人形象，這點王安石做的的確不好。另外王安石重用的那些人全是臭名昭著的人，呂惠卿、章惇、蔡京這在當時都是大家公認的奸臣，李定更是搞了文字獄差點弄死蘇軾，這樣的人搞改革給人的感覺就是不靠譜。像韓琦這種君子著稱的人，肯定看不慣王安石這羣人，當然不會支持他們。
古人講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王安石比較倒黴，剛變法就鬧天災，王安石不信邪，還說了驚天動地的三句話”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這雖然說是爲變法打氣，可是這是當時的人們思想差距太大，認爲王安石什麼都不管了，國家肯定會亂。范仲淹改革的時候是先搞試點，大家提意見了趕快改或者停止，王安石給變法定了基調，自己的就是對的，拗相公聽不進去任何意見，這就出問題了。王安石的這種性格不合適做帝國的宰相，神宗皇帝也年輕氣盛，這樣的兩人在一起國家容易出事。改革的措施就算是完美的，你的初心都是好的，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執行中會不會變味。中國的官員講究政績，這是升遷的標準，可是政績這東西很難有個剛性的衡量標準。地方官就以新法的執行力度作爲自己的功績，爭相比較。那個青苗法本身是利民的，可到了地方，官府強行攤派，你不缺它也要貸給你，這樣百姓怨聲載道。
其實當時的兩派人爭論的焦點不是改革不改革，因爲大宋當時必須要改革，不改革政府就面臨沒錢的窘迫局面，問題是怎麼改革。慶曆新政的執行者和支持者們是認爲制度本身沒有問題，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以及新形勢下該做的調整沒有做。而王安石則認爲祖宗之法都是錯的，要盡數廢除，也就是將罪責歸結到制度的缺失，這在當時其實是很大的罪過，這等於公開的否定了前代君主，也否定前代的宰執們。韓琦、富弼這時候還健在都當過宰相，王安石把他們都給否定了，他們能接受的了?而且這些老大臣們並不認爲國家已經到了要徹底變法的地步。不僅僅是他們，老百姓也是這麼認爲的，仁宗創了一個盛世，人們還沉浸在嘉祐之治中，大宋很美好，不需要變法。神宗當初要變法主要還是想打仗，可是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人心思定，沒人想打仗了。漢武帝時期，匈奴對漢朝是威脅的，可宋神宗時期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雖多，可是大家是和平相處的，宋朝和他們互通有無還掙了很多錢。
其實中國古代的改革就商鞅變法成功了，商鞅能成功在於他處於歷史轉型的時期，而且他的措施侵犯的是小部分人的利益，滿足了大多數人，商鞅也不是說貴族就不是貴族了，貴族你上戰場立功了還是貴族，這對於貴族臉上也有光。而且商鞅變法時秦國的疆域遠不如後世的王朝，也就不存在較大的差異。改革最忌諱的就是一刀切，不同的地方差距太大了。後世的改革紛紛失敗就是所有措施全面鋪開，這就有很大的問題了，農業社會下，土地肥力，氣候環境都影響着農業生產，如果一刀切，那就是對於有的地方這是不足的，有的地方又是不需要的，真正剛剛好的就很少了。秦始皇當初就沒有強制各地耕作制度也要一致，因地制宜是很重要的。
韓琦他們的反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朋黨，范仲淹當初就是因爲朋黨失敗的，可是當時他並不想搞朋黨，而王安石的非此即彼已經造成事實的朋黨了。唐朝後期國家衰落的一個原因就是朋黨之爭。宋朝的這些大臣其實不願意重演這一幕，可王安石變法從開始的那一刻，北宋的朋黨之爭也就開始了，最後消耗了北宋，南宋人在總結北宋滅亡的時候就歸結到朋黨之爭。南宋選擇昭勳閣功臣的時候，王安石變法中的改革派無一人當選，韓琦和富弼卻赫然在列，而且他們還是兩宋有名的賢相，士大夫的偶像。王安石的脾氣和做派很多人也看不慣。很多人推辭不當官理由都很充分，像包拯人家是侍奉雙親，踐行孝道，贏得了美名。王安石的推辭就讓人覺得有點沽名釣譽了，而且長時間的不洗澡什麼的，估計也沒人願意和他說話。物以類聚，人以羣分，王安石身邊都是一羣小人，大家自然不會看好他。
范仲淹搞改革的時候是被寄予厚望的，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卻是除了皇帝沒人支持的。王安石變法的時候，韓琦這些人是他的前輩，而王安石的態度，讓這些人成了對立面。可惜范仲淹已亡，不知這位慶曆新政的主持者會怎麼看王安石變法?范仲淹和呂夷簡都可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信他對於王安石不會太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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