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爲何創立九品中正制大家都熟知嗎?接下來小編給大家帶來相關的文章
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即位，其即位之後爲了迅速穩定當時動盪不安的局勢便開始在其父曹操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曹魏的運行機制。不久，時任魏國公卿大臣的陳羣就上呈上了一道影響魏晉三百多年的選官機制：九品中正制。
從其本質上看，“九品中正制”實質上就是漢代“察舉制”的延續，只不過其在漢代“察舉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進行優化完善，當然更主要的是，此套選官制度的創立一是維護了門閥政治的統治;二是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性。故而在漢代“察舉制”的基礎上其又增加了家世，而這套官制自此之後則就成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流官制。直到隋文帝楊堅創立“科舉制”，這套官制才最終消散於歷史的長河之中。
“九品中正制”在魏晉嬗代之際出現的過程之中的確出力不少，比如曹丕、司馬炎、司馬睿以及南朝的齊樑和蕭樑都是在世家門閥的支持下登上帝位的：從這點上來說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而同樣的“九品中正制”的出現也讓魏晉南北朝有一套完善的選官機制。這兩點是“九品中正制”出現的正面影響，也是其積極意義。
“九品中正制”的出現導致皇權衰微加劇了動亂
“九品中正制”的出現極大的幫助了門閥勢力的發展，而門閥之間也爲了自己的利益能夠永遠的得以維護也常有聯姻的現象出現，而門當戶對的觀念也就是在那個時期開始有了這個觀念，且不論這令多少佳人才子最終勞燕分飛，光是其聯姻引起的“結黨”影響就足以摧毀一個王朝了，事實上西晉有很大一部分原因確實是因爲黨爭而滅亡的。
而到了東晉南朝時期其更大的弊端性就出現了：九品中正制之下的門閥對於皇權是一個巨大的衝擊。我們可以看到在東晉南朝時期，皇權一直處於一個極度衰微的地步，這個我們從多個方面去映證這個話題：
王與馬共天下”出現的政治局面的出現就已經很說明問題了，甚至有時候龍椅上的皇帝說的話還頂不上旁邊站着的那位。
影響東晉格局的“王敦之亂”和“蘇峻之亂”平息後，對於叛賊的生殺大權皇帝自身竟然無法做主，比如直接導致“王敦之亂”成功的周扎，晉明帝竟然將其追封爲功臣。
東晉中期，擁有絕對地位的皇帝竟然可以被當時的權臣桓溫輕言廢立，而被其扶持上位的皇帝一直是戰戰兢兢的。
從這種種方面上來說，東晉南朝時期的皇權一直處於一個極度衰微的狀態的，而皇權極度衰微的情況之下又產生了種種不良的後果：
對於加強中央集權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從晉元帝乃至到孝武帝等皇帝在位期間其一直想要把權力從自己手上奪回來，然而門閥的巨大勢力不得不讓許多的皇帝最終望而卻步乃至抑鬱而終。
嚴重阻礙了國家的統一：東晉時期皇權雖然衰微，可是有作爲的權臣還是有很多的，比如桓溫，他的北伐動機雖然不單純，可是他是屬於想建功立業的那種人。可是每次北伐都前功盡棄，軍事的失利就不說了，更大的原因在於門閥一直對其加以掣肘，從這點上來說“九品中正制”而產生的門閥勢力直接阻礙了國家的統一。
讓天子的形象毀於一旦：漢代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對於天子的形象一直是“君權天授”，而“九品中正制”的出現讓天子威嚴的形象毀於一旦。比如賈充刺殺曹髦、桓溫廢立皇帝等等事件都說明了權臣對於天子不再有敬畏之心，這是精神層面上的影響，故而儒家在那個時候的衰微也是由於“君權天授”形象的崩塌所引起的。
吏治的敗壞：兩晉南朝時期，門閥兼併土地欺壓百姓的事件屢屢見於史書之上，而掌控朝政的門閥又不能過分打壓以免引起更大的動亂，故而這些事情最終都是不了了之。而王導就是此類人士的代表，《晉書.王導傳》就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記載，對於門閥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接導致了吏治的敗壞，從這點上來說東晉的亡國也是不冤的。
從加權中央集權這個角度去考慮我們就可以看到“九品中正制”的出現對於皇權是一個極大的衝擊，而皇權的衰微則直接讓東晉的時局更加的混亂。
從《晉書.劉毅傳》和《三國志.夏侯玄傳》看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中正官權力太大，限制了吏部：曹魏初期中正官其實只負責對於士人的品評和進行官階的劃分，實際上的任免權還是由吏部所掌控。然而由於中正官本身的權力過於巨大，在曹魏後期中正官以及可以直接繞過吏部對官員進行任免，而這就導致吏部形同虛設。
士人爭相踊躍做中正官，行政效率低下：由於中正官本身在朝堂擁有絕對的權力，故而各大家族爲了自身利益考慮將自己家族之中的人才安排到這個崗位之上，而對於那些需要高效率的行政職位卻無人願意做或者不屑於做，這就導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
社會風氣的敗壞，貪污結黨現象屢見不鮮：中正官決定着士人的命運，只要和中正官關係好那麼就可以平步青雲，一旦得罪了中正官那麼其仕途也就終結了，故而這就導致了貪腐和結黨現象的出現。比如晉初的賈充，靠着衆多巴結他的人和西晉功臣集團開創了龐大的“賈家黨”。
限制了人才的發展,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一點我想很多不熟悉歷史的人也都是知道的，兩晉時期由於“九品中正制”的發展直接導致了這種局面的出現，一些出身微寒的寒門學子由於門第不好故而就算是身負一腔抱負和才華卻終究不能爲人所賞識，相反那些資質平平的世家子弟卻可以憑藉家世就擁有很好的爵位。而到了曹魏後期就出現了只按家世不看能力的品評方式，從這點上來說就足以限制了人才的發展，也失去了其選拔人才的意義。
不求實際，不能物盡其用：由於中正官本身的名額是有限的，所以當時的中正官往往是一人身兼數州或者數郡，故而對於人才的品評其不能面面俱到，其往往只能靠着鄉里之間對他的評價來對這個士人進行品鑑卻不能全方面的瞭解這個人，從這點上來說就導致在選拔人才的問題上出現了不求實際，不能把一個人放到實際的崗位上。
從這幾點來說的確是具有很大的弊端，夏侯玄、劉毅、衛瓘等人的確具有其遠見性，可是在那個時代正好是屬於門閥勢力的上升期，就算他們看到了制度上的弊端，卻也無法從根本上根除這些弊端;相反統治者也需要依靠世家的力量來維持他的統治，故而縱使他們已經預料到了未來的戰亂，某種程度上也是無力迴天。
縱使“九品中正制”有如此多的弊端不過看待歷史要有公平公正的方式，而從正面意義上來說“九品中正制”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性：自東漢初期開始形成的豪強勢力至魏晉時期已經形成了規模，在朝野之中擁有絕對的影響力，故而統治者爲了自身統治的需要則必須拉攏世家豪門，所以從這點上來說“九品中正制”的形成是其歷史的必然性，“九品中正制”的出現又可以說是另類的“時代進步”。當然，這種看法是基於古人的看法。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述說“九品中正制”的出現又是歷史的倒退：戰國時期爲了消除世卿世祿制的影響商鞅變法實行“軍功爵制”，讓每一個人都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獲得爵位。然而“九品中正制”之下的“世家豪門”則等同於“世卿世祿”，憑藉家世就可以獲得很好的爵位，相反那些出身寒微的寒門士子就算是靠着軍功進入了高官的行列，在那個時代也終究被人看不起，比如苟晞、陶侃、劉牢之等都是證明，從這點上來說其又是歷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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