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是鄭和七下西洋的首航600年紀念。西洋，是沿用當時的舊稱，指中南半島、南洋羣島、孟加拉灣、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以及非洲東岸的海域。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這個海洋大國，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自己的輝煌，也曾是世界歷史上頭等的海洋強國。600年前，從1405年至1433年，鄭和先後統率威武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橫跨印度洋，遍訪亞非三十餘國。這一航海壯舉，想起來就令人感到鼓舞，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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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自鄭和以後，中國的海洋開拓精神消失了。鄭和這一壯舉，也被執政當局視爲弊政，連有關檔案資料也被視爲廢物，遭到銷燬。鄭和和他開拓的偉大事業，也被人遺忘一空。幸好在1905年，梁啓超先生發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吸引了人們對鄭和航海壯舉的注意，揭開了鄭和研究的序幕。由梁啓超先生開創的“鄭和研究”距今正好一百年，這也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由於鄭和遠洋航行的檔案資料被銷燬一空，許多基本問題至今仍是一團迷霧，甚至是什麼人出於什麼動機銷燬了這批檔案，也說不清楚。正史中沒有記載，幾種明人筆記上提到是劉大夏銷燬了這批檔案，但似乎還是證據不足，“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還不能定案。
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卷一說，劉大夏“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燒燬的動機難以服人。陸樹聲《長水日抄》卻是另一種說法，說劉大夏“已先檢得，匿其籍”。只說是“匿”，未說是“毀”。再晚些時候，焦竑在《玉堂叢語》卷五中說：“劉先檢得之，匿他處。”也是隻說是藏匿，沒有說是銷燬。後來有人詰問：“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劉大夏微笑說：“三保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如果這個記載是可信的，充其量只能說明劉大夏知道這批檔案的去處，還不能肯定是他銷燬的。也可以據此說他敵視、藐視這批檔案，有銷燬的動機，但也不能肯定是他銷燬的。而銷燬的動機與顧起元所說的這些檔案內容詭譎怪誕又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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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鄭和遠航的檔案被銷燬，畢竟找到了一個嫌疑人劉大夏，但鄭和的那支龐大的“特混艦隊”的下落呢?是誰藏匿起來了，還是被誰銷燬了?是焚燒，鑿沉還是拆解?那麼多的龐然大物，藏匿或銷燬都比檔案資料更難掩人耳目。可是至今還沒有找到嫌疑人。
由於檔案被銷燬一空，鄭和下“西洋”最大的船有多大也是一個謎。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卷一中有《寶船廠》一條，內載：“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裏、滿剌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辦、水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明史·鄭和傳》中記載與此大致相同：“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成書最早的《瀛涯勝覽》也有同樣記載，而作者是隨船的翻譯，應該是可信的。但是折算成今天的公制，最大的船長約150米，寬約61米，排水量約在2萬噸以上，相當於一艘航空母艦。寶船的主桅杆高達72米，相當於24層樓房那麼高(按每層高3米計算)。這些數字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木材能否製造成這麼大的帆船?木質帆船能否承受洋麪上的狂風巨浪?僅以風帆爲動力能否推進這樣的龐然大物?這需要多大的風帆?9桅12帆需要多少人來操作?這樣大的船如何入港靠岸?據雍正《崇明縣誌》記載，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鄭和遠航歸來，由於船大吃水深，竟進不了浩蕩的長江。有的學者則用他們的船舶專業知識結合歷史文獻肯定地說，9桅萬噸級木質帆船，不僅在明代，即使在當今高科技的時代都是建造不出來的。以當時中國的科技水平和綜合國力造不出來，要完成下西洋的各項任務也不需要這麼大的船舶，古今中外也沒有過那麼大的木帆船。另一部分學者則用船舶專業知識結合歷史文獻記載和水下考古資料肯定地說，考古出土船舶文物、大量的文獻資料以及木帆船建造工藝的調查研究可以證明，肯定可以造出44丈長、18丈寬的鄭和寶船，並預言水下考古還會進一步給以直接的確證。
由於鄭和遠洋航行的檔案資料被銷燬一空，不僅寶船的大小成了一道待解的難題，甚至連鄭和最遠究竟到哪裏也說不清楚，於是又引發了一團又一團的迷霧，而這些迷霧又化合成了一個接一個的“世界第一”。比如：鄭和最早發現了南極大陸，鄭和比哥倫布早72年發現美洲大陸，鄭和是環遊世界的第一人，“唐人街”是鄭和七下西洋形成的，鄭和七下西洋之前還曾下過東洋。這些說法雖然足以令人興奮，引爲自豪。但冷靜考察一下，究竟有多少可信的論據支撐這些說法?
由於鄭和遠航的檔案被銷燬，鄭和留給我們最有價值的是他的極具遠見卓識的名言：“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據說這是鄭和嚮明仁宗朱高熾說的一段話。這麼精闢的言論，對我們這個具有遼闊海疆和漫長海岸線的國家，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憑他說出了這句至理名言，他就是我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比“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說得更富有進取精神，更具有積極意義。這句話只出現在法國學者費朗索瓦·德勃雷的《海外華人》一書中。此書由趙喜鵬譯，1982年新華出版社出版。這一段至理名言，不知爲什麼在中國典籍中至今還沒有找到蹤影。由於此書發行範圍很小，不易找到，有的學者只能從鄭一鈞先生《論鄭和下西洋》一文中轉引，大多數文章乾脆不注出處。如果當年鄭和對海洋力量確有如此深刻的認識，並且還說得那麼透徹那麼明確，此後歷朝歷代治國平天下的帝王將相們都應該受到批評。我們的國家落後捱打，不就是自鄭和以後不重視海上力量，“置海洋於不顧”嗎?
當然，破解這些謎的希望還是有的。雖然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被銷燬了，但隨鄭和出航的幕僚、譯員留下了許多重要的親歷記錄，如《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等書，還有當時一些文人的筆記和近年出土的水下考古資料。現存資料使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橫渡印度洋實現洲際航海的鄭和，率領的船隊規模之大，造船技術之精巧，航海經驗之豐富，航程之遠，結交國家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遠非幾十年後稱霸海上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所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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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自鄭和以後，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事業，不但沒有發展，反而停滯甚至倒退了。
明清兩代政府爲了對付東南海疆的敵人，採取了消極的禁海政策。以封鎖敵人爲目的的“遷界”、“禁海”，實行的結果卻是封鎖了自己。這種消極防禦戰略延續了幾百年。這幾百年，正是歐洲各國獎勵航海的時代。歐洲資產階級掀起了以掠奪殖民財富爲目的的航海探險高潮，各國競相擴展海外貿易，爭奪海上霸權，尋找新航線，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熱。而這一時期的中國，明清兩代政府，扼殺了曾在世界上遙遙領先的造船和航海事業。造船和航海事業衰落，海軍建設無從談起，萬里海疆實際上是有海無防。執政者長期不重視海洋，缺乏海洋意識，沒有認識到海上力量關乎國家富強。兩次鴉片戰爭接連慘敗，才驚醒了清朝統治者，感到海防落後的危險性，部分督撫大員在自己權力範圍內，辦洋務以求自強。從“天朝無所不有”到“師夷之長技”，這個認識過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而這個認識主要是從戰敗中得出來的，對戰敗的認識又主要歸結爲武器不如人，因而“自強運動”又是從購買洋槍洋炮開始的。明末清初從外國引進了紅衣炮，兩百年後仍然要從外國引進新一代的槍炮。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靠購買那些居心叵測的侵略者的武器來鞏固國防，那國防還能鞏固得了嗎?
一個擁有近二萬公里海岸線的國家，竟然沒有一支由中央統領的遠洋艦隊。一個曾經擁有海上優勢的國家，曾幾何時竟然淪落成只有幾支互不統屬的類似近代海岸警察的外洋水師，甚至是不合格的海岸警察。對付海盜，對付走私分子都難以勝任，如何守衛祖國的海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