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清軍入關時，曾強迫民衆“剃髮留辮”，釀成許多屠城血案，乃至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說。有沒有辮子，始終是有清一朝，衡量漢人是否歸降、是否接受清廷統治的重要標誌。按常理，這種屈辱性標誌物，在清廷滅亡之際，在民國政府宣佈“剪辮令”之後，自會馬上被民衆拋棄，成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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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清廷滅亡了，民國發布“剪髮令”，但大多數民衆不願意剪辮子
1912年6月，梅蘭芳剪掉了自己的辮子。此時距離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佈“剪髮令”，已過去了3個月。梅的行動顯然稱不上積極，但相對身邊的其他人，卻已可算走在時代的前沿。比如，爲梅管理服裝和處理雜物的“跟包”，無論梅怎麼勸，就是死活不願意剪掉辮子。梅只好趁他們睡覺的時候強行動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聾子，我勸他們剪辮子，怎麼說也講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們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聾子的辮子剪掉。等他醒過來，感覺到腦後光光的，非常懊喪，把個大李嚇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總是臉衝着外睡.好讓我沒法下手。結果，我趁他酣睡的時候，照樣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淚，手裏捧着剪下來的半根辮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訴苦……過了好久，他談起來還認爲這對他的身體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在當年是真有這許多想不開的人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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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卻不肯剪辮子。這樣的情況，具有普遍性。在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辮子，但未必皆是出於自願。革命軍當年發起的強制剪辮運動，曾引起頗多民怨。在南京，1912年2月，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注意到：“(浙軍)帶着剪刀作爲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髮的中國人的辮子。……南京人民對浙軍的暴行感到非常憤恨。”②同期，在成都、長沙、昆明等地，也因軍隊強制剪辮而引發了民衆恐慌，甚至發生了血案。再次一級的城市及鄉村，沒有革命軍的強迫，剪辮者更少。比如，雲南軍政府於11月5日限令民衆5天之內剪掉辮子，但在騰越縣城，英國駐當地代領事史密斯觀察到：“公衆輿論對革命是冷淡的。
人們沒有任何熱情……在街上很少見到剪了辮子的人。”③革命軍勢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樣情形——在上虞縣，“自光復後，剪辮者寥寥”，雖經新政府一再勸喻，但“該處人民終觀望不剪”;在嘉興縣，竟有“頑民千人之衆，以反對剪辮爲號召”，把積極推動剪辮令的官紳之家搗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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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民國成立後，相當數量的中國人，仍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辮子。1914年，赴美留學的胡適，收到來自家鄉安徽績溪的書信，信中說道：“吾鄉一帶，自民國成立以後，剪去辮髮者已有十之九，其僻處山陬(如上金山、張家山、寺後十八村，並歙之內東鄉各處)，剪髮者只有半數。”⑤在山西，直到1918年，閻錫山仍在大力推行“剪髮”政策，派出政治實察員至各縣，逐級追查剪辮情況，縣促區，區促村，村促戶，縣區官員到村蹲點，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辮子纔算大致剪完。⑥1923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中華全國風俗志》，對各地民衆留辮情況，也頗多介紹。如河北保定，留辮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開埠雖早，但“蓄辮之惡俗，反較他埠爲獨甚。無論上中下三等人，剪髮者殆居最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