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一詞，在中日關係史上風波不少。
事實上，“支那”原本是佛教對東土的稱謂，近代日本借用後，纔開始有了侮辱中華的含義。而就過程而言，最開始也沒有那麼政治化。
在辛亥年前，中國人對日本使用“支那”一詞並無意見。如1884年，晚清地理學家姚文棟亦在其發表的《琉球說略》一文中使用過“支那”一詞。
庚子年前後，在大量中國學子赴日本留學的熱潮中，很多人就大大方方地借用了“支那”一詞。
如梁啓超辦《時務報》時就用過一個筆名叫“支那少年”，後來還用此筆名出版了一本《支那四千年開化史》。
康有爲流亡各國後，其女兒康同璧萬里探父，後作詩記述自己的行程：“若論女子西行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同一時期，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維新人士也常用以“支那”一詞來自稱中國。寫給日本人的文書中，孫中山也曾29次提到這個詞。
清末十年，“支那”一詞更是在新派的年輕知識分子尤其留日學生中廣爲使用。
如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5年，宋教仁、黃興等人在日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
就連一向鄙視沿用日本名詞的嚴復，也未能免俗，其在批評《巴黎茶花女遺事》，“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據實藤惠秀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的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學1907年度中國畢業生題名錄中，署“清國”者12人，署“中國”或“中華”者7人，署“支那”者18人。
由此可見，國號稱謂的混亂與“支那”一詞的泛濫，在清末已經十分嚴重。
對此，士人中間也有過較大爭議，如孫寶瑄竟認爲不該用“中國”一詞而改用“支那”一詞，黃遵憲則在《日本國誌》中提出使用“華夏”來稱中國。
戊戌年時，湖南王先謙、葉德輝等保守士人即反對使用新名詞，尤其反感“支那”一詞。如葉德輝即諷刺梁啓超等人曰：
“更可笑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
論其語，則翻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爲鄰女竊笑耶!”
1901年後，梁啓超也在國名問題有所反思。是年9月，其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其中提出使用“中國”的國名：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遺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國民，猶之不可也。
於三者俱失之中，萬不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
應指出的是，當時日本的正式公文仍稱中國爲“清國”、“大清國”，民間所稱“支那”，但尚無明顯的歧視與惡意。
此時的侮辱事件，多由國人腦後的長辮引起，即所謂“豬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清國奴”之類。
類似事件，甚至導致首批13名官費留學生中有4人憤而回國。
從這個角度而言，當時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歧視似乎集中在辮子上，而非“支那”二字上。
直到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隨着國內反對日本的情緒不斷升溫，“支那”一詞開始爲國人所反感。
與此同時，部分日本人更是有意借“支那”一詞侮辱國人，這才導致“支那”一詞迅速變臭，最終成爲中國人所不能接受的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