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唐朝和北宋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5年)，安史叛軍最終還是攻入了大唐帝國的首都長安城。爲了活命，驚慌失措的玄宗皇帝帶領着自己的貴妃和文武百官連夜慌忙逃亡蜀地。逃亡途中，玄宗皇帝號召天下百姓出兵勤王剿滅叛賊，以求再興唐室。雖然“安史之亂”成爲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但是經過八年平叛唐帝國最終還是撲滅了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三百七十多年後，同樣是首都失守，北宋王朝卻沒有了大唐帝國捲土重來的實力和運氣，最終只得退守長江以南地區偏安一隅。面對同樣的境況，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兩個王朝有着截然不同的命運呢?爲什麼宋朝不能像唐朝一樣收復故地，重振朝綱呢?
上圖_ 唐玄宗入蜀避安史之亂 《明皇幸蜀圖》
上圖_ 安史之亂
強幹弱枝，地方實力遭過度削弱
不同於唐朝地方權重，爲了避免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面再次上演，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便在行政、財政和軍事等方面採取一系列措施來着手加強中央集權，從而削弱地方與中央叫板的資格。
1. 行政方面
在加強中央集權方面，宋代政府最典型的一個做法便是委派文官擔任各地方長官，不再讓武將擔任地方行政長官，以此徹底斷絕武將割據的政治土壤。
除了委派文官，宋代還將地方行政權力分爲不同部分，使各個部分之間互不統屬，相互牽制，除了中央誰也不能獨霸一方。
以宋代地方行政最高一級“路”爲例，在宋代，每一路的最高長官爲四個監司官，分別爲安撫使(掌一路軍事)、轉運使(掌一路財賦)、提刑按察使(掌一路司法)和提舉常平使(掌一路大災救恤)。這四個長官，在行政級別上爲平級，彼此之間互不統屬，直屬中央管轄。
一旦地方有事，便在中央的指導下統一議事，然而一旦中央有變需地方支援，那麼這些一下子沒了主心骨地方長官便會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彼此之間相互推諉扯皮，根本沒有辦法有效地組織起本地的力量去援助中央。
上圖_ 廣南東路、廣南西路(遼、北宋)
2. 財政方面
在唐朝，地方稅收除了上交中央一部分外，絕大部分還是由地方自己保留的，但到了宋朝確實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形。
爲了斷絕地方割據的財政基礎，北宋建立之後便規定地方財政收入除了衙門日常開支外其他的全都由轉運使負責解送中央。這種做法幾乎相當於把地方財富全都轉移到了中央，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地方政府財政日趨貧弱。地方一旦發生緊急狀況，除了仰仗中央財政撥款，地方政府根本就束手無策。
上圖_ 宋朝軍隊
3. 軍事方面
宋代軍隊分爲兩種，一種爲禁軍，即中央衛戍部隊;一種爲廂軍，即地方留守部隊。
爲了將軍事大權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手裏，宋代開國後便將挑選各地方精壯士兵進京衛戍，稱爲禁軍;而各地留下的老弱病犯、不能作戰的部隊只負責在地方打雜，地方政府有什麼力役需要徵召勞力，便讓這些人去做。
由於地方廂軍大多都是擺設，根本沒有什麼作戰能力，因此各地方對於中央就沒有了軍事威脅，但同等道理，這些地方廂軍面對外敵入侵時，也同樣沒有任何戰鬥力。面對金軍入侵，連國家精銳中央禁軍都不能抵擋，就不要說戰鬥力更差的地方廂軍了。
上圖_ 燕雲十六州
消極防守的立國政策
與大唐帝國積極開拓進取的心態不同，由於北宋立國之初國防形勢和國防資源的劣勢，久而久之北宋統治者及其官僚集團便採取了一種消極防守的國家政策。
自五代時期後晉開國皇帝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讓與遼國後，中原王朝便盡失北方藩籬。從燕雲十六州到黃河沿岸地區皆是一片大平原，而北宋又恰恰定都開封，這樣開封便完全暴露在地方鐵騎威脅之下。除了黃河，開封便無險可守。
從北方燕雲十六州進攻，北方少數民族鐵騎可如入無人之境，不到一週時間便可直達黃河岸邊，進而直接威脅北宋都城。可以說自北宋立國伊始便是沒有國防可言的。
上圖_ 唐朝時期的重騎兵
除了國防形勢的劣勢外，相比於唐朝北宋的國防資源也是處於劣勢之中。
衆所周知，要想對付北方少數民族，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是十分重要的。而自古以來中國馬匹產地只有兩處，一是西北地區，一是東北地區。
儘管唐朝“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朝暫時丟失了東北地區的優良馬匹，但是西北馬匹產區仍牢牢控制在唐帝國手中，因此軍隊所需馬匹仍可得到充足供應。而宋朝開國時，不僅東北地區被遼國牢牢佔據，連西北地區也被西夏所拿去。
面對國防形勢和國防資源的劣勢，無奈之下北宋整個時期的立國政策都是處於消極防禦之中的。消極防禦久了，便慢慢喪失了主動進攻的勇氣和實力，地方也會慢慢放鬆武備，一旦國家有變，地方便很難整合力量進行反擊。
上圖_ 李亨(711年—762年)，即唐肅宗
重文輕武，皇帝和文官集團對武將的處處掣肘
“安史之亂”後期，唐王朝之所以能夠翻盤逆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唐朝對於武將集團的重視。因爲唐肅宗對武將的重用，放心地將軍權交給了李光弼和郭子儀，所以他們才能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鎮壓安史之亂。
在宋朝立國之初因爲趙匡胤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國策，這樣也便定下了文官集團高於武將集團的政治前提。對於宋代文官集團來說，無論是國家利益還是民族大義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武將集團不能動我文官集團的奶酪。
上圖_ 宋朝官員
由於對武將集團的不信任，宋朝歷次對外戰爭中無一不是由文官甚至太監擔任最高統帥和進行戰略決策。儘管宋朝出現過范仲淹、文彥博和和虞允文這樣文武雙全的文官，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居廟堂之高的文官集團是根本不瞭解前線戰事瞎指揮的。
更有甚者，由於擔心武將集團在戰爭勝利之後地位超過文官集團，不顧國家安危臨陣換將的景象成爲了宋朝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北宋著名將領狄青，正是因爲名望日隆引起了皇帝和文官集團的猜忌而被出判陳州，最終落得個抑鬱而終的下場。
武將在外拼死作戰，皇帝和文官不僅不能全力支持，反而卻處處掣肘，這樣的朝廷焉能不敗?無論是被高宗連續用十二道金牌召回並冤殺在風波亭的岳飛還是報國無門、只能將滿腔激情寄寓詞作中的辛棄疾，我們都能看出宋朝武將報國無門的無奈和憤懣。
上圖_ 嶽鄂王像(《南陵無雙譜》) 岳飛像
中央集權的不同程度是唐宋兩朝面對同一境況不同結果的最根本原因。北宋時期，由於集權中央，北宋可謂是傾全國之力供養中央，地方政府的力量受到了極大的削弱。首都陷落後，相當於北宋全國的大半力量都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再加上帝國長期以來消極防禦的國策和統治者的懦弱無能、文官集團對武將的處處掣肘，全國力量根本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宋朝的全線潰退是早已註定的事情。
參考資料：
【1】《宋史》 脫脫
【2】《中國通史》 呂思勉
【3】《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錢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