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出任地方官，清朝和宋朝官員的反應爲何截然不同?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在清朝，京官出任地方官，是一件大喜事，以至於產生了俗語“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
可是，如果我們來到宋朝，就會發現畫風完全變了。如果一名京官被外放爲地方官，他不但不會興高采烈，反而會愁眉苦臉，一幅苦大仇深的樣子。
這裏有一個蘇軾的故事。
在1071年之前，蘇軾除了兩次分別爲母親、父親守制外，一直在朝廷裏做京官，過着悠哉樂哉的日子。1071年是蘇軾官場上的第一個坎。這一年，他因爲上書朝廷，討論新法存在的問題，惹得王安石不高興。在王安石的指示下，御史謝景在宋神宗面前批評蘇軾。
很快，宋神宗將蘇軾外放到杭州，擔任通判。通判與知州平起平坐，掌管糧運、家田、水利、訴訟等事項，還負有監察知州的責任，頗有實權。但蘇軾心裏是鬱悶的，哪怕是面對旖旎的西湖美景，依然發出“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紜自唯阿”的感慨，筆下傾斜着一股淡淡的悲傷。
好在西湖是一個人文薈萃之地，湖山之中隱居着不少有道高僧。蘇軾來到杭州後，與許多高僧結爲好友，漸漸地看淡了官場生活的起伏跌宕和人生命運的悲歡離合，以更加豁達的心態，思考人生的價值、生命的意義。
除了蘇軾，晏殊、歐陽修、王安石、寇準等官員都是如此。有宋一朝，大多數京官被外放爲地方官時，都沒有什麼好心情。
既然都是京官出任地方官，爲什麼清朝官員興高采烈，宋朝官員愁眉苦臉?
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歸根結底只有一條，就是京城和地方資源的不對等。
我們先來看宋朝。
宋朝創建之初，充分吸收了唐朝和五代十國藩鎮割據的慘痛教訓，將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儘可能地集中在朝廷手裏。
對於原本是地方大員的節度使和觀察使，則儘可能地削減權力，使之變成了一個虛職。至於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員，雖然依然存在，但受到了較大的限制。比如，朝廷在知州、知府之外，另外設置同等級別的通判。知州、知府發出文件，必須通判簽署後才能生效。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牽掣知州、知府的權力。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從京城外放地方的官員在這樣的環境裏辦事，一定會很鬱悶的。
在宋朝時期，由於開發程度的不一致，京城開封是最繁華、最發達的地方。在開封之外，越遠離京城，越是經濟落後、交通閉塞、物產匱乏的地方。一名京官從開封舟車勞頓地跑到當時還是窮山惡水的廣東、海南去上班，收入也下降了許多，心情會好嗎?
我們再來看清朝。
清朝入關之初，地方官員的權力也不大。後來，地方官員的權力日漸增加。特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隨着以陶澍、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爲代表的漢人地方官員的崛起，地方官員的實權超過了京官。總督、巡撫不光是成爲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還有可能影響到朝廷制定政策。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等人在遇到重大事項時，總是會諮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意見。
當權力已經傾斜到地方時，京官外放爲地方官，是一件非常體面的事情。
不僅如此，地方官收入遠超京官。
清朝最初學習明朝的制度，實行“低俸制”，京官和地方官的收入都差不多，大家都過着苦哈哈的日子。雍正期間，朝廷出臺了“養廉銀”制度，地方官員多了一筆養廉銀，收入猛增，遠遠超過了京官。更何況，在地方上做官，還有很多灰色收入，也是京官們夢寐以求而不得的。
在這種情況下，京官巴不得外放到地方，哪怕是降一級也無所謂。畢竟收入纔是硬道理。
明朝、清朝以來，京城不再是最繁華、最發達的地方。江南一帶纔是中國最繁華、最發達的地方。事實上，全國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開發，各方面的差距縮小了很多，在京城做官和在廣東做官，並沒有什麼不一樣。因此，爲什麼要呆在京城當一名窮京官，去地方上賺銀子不香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