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經濟上那麼強盛，爲什麼老是打不過北方的遊牧民族呢，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有一種觀點，認爲宋朝軍隊之所以積弱，趙匡胤難辭其咎。
須知，唐末五代戰亂不斷，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藩鎮權力過重，尾大不掉，藩鎮手中有地盤、人馬、刀槍，又控制着財權，很容易從中央脫離，形成割據一方的獨立政權。
爲了改變這一弊端，趙匡胤的策略是“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削奪其權”，即將藩鎮所轄的州郡收回，由中央改派文官擔任知州，又加派官員到該州任通判，以監督知州。
“制其錢穀”，即地方財權收歸國家，各州府的賦稅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地方財政收入歸朝廷在地方設立的轉運司管理。
“收其精兵”，則要求各地檢查所統屬禁軍，把驍勇者挑選出來編爲上軍送往京師。宋朝的軍隊分禁軍、廂軍、鄉兵、蕃兵。禁軍是主力，擔負着保衛京師、戍守邊境、對外作戰、對內平亂等主要軍務;廂軍是地方軍，直接歸地方指揮;鄉兵即民兵;蕃兵則是少數民族的部落軍隊。
通過這三項措施，地方勢力大減，再也無力與中央相抗衡。但兩宋之亡，不亡於內，而亡於外來侵略。由於宋朝過多削弱了地方實力，每有異族入侵，各州府只能坐以待斃。文天祥就曾說過:“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而建州邑，雖矯一時尾大之弊，但國力也逐漸削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
此外，地方勢力雖然被大幅度削減了，但中央禁軍的迅速強大，也使中央禁軍的將領權力大增，威脅到了中央政府。怎麼辦?
趙匡胤用了一個很巧妙的方法——“杯酒釋兵權”，在吃飯喝酒的談笑間解除了手下宿將的兵權。
但這些兵權還是得有人掌的，由誰來掌、怎麼掌纔不會對中央構成威脅，仍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趙匡胤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採取的做法是:
一、將禁軍的軍權分成三份，分別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統領，即所謂的三衙統領。注意，三衙雖然統兵，卻無權調兵。調兵之權由樞密院執掌。北宋的樞密院有別於前代，以文官主事，僅有調兵之權。樞密院與三衙之間，各自獨立，相互制約，誰也無法單獨作亂。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兵權已經轉到了文人手中，宋朝以文制武的制度就此形成。
二、將全國軍隊分成兩半，一半屯駐京師，另一半戍守地方。京城駐軍與地方駐軍實力相當，同樣形成制約，誰也不敢貿然發動叛亂。三、實行兵將分離制度，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某部禁軍在這兒駐守了一段時間，就要變更到另一個地方駐守。京城禁軍和地方禁軍之間，也常進行對調。這樣一來，就剝奪了將領們的募兵權，將領們對士兵只有管理權，沒有所有權，從根本上避免了士兵成爲將領私人武裝的可能。
這一番動作下來，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
但這樣一來，軍隊中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且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統兵將領失去了練兵的熱情，士兵又樂得自在，軍隊的戰鬥力不斷下降，軍事上就越來越疲軟。
趙匡胤又與趙普等重臣商討“可以爲百代之利者”，討論來討論去，最後的結論是:“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即只有養兵一法才能保證國運長久。他還說:“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他覺得，每逢災年，百姓就會叛亂，而百姓之所以叛亂，不過是爲了口吃的，把他們招到軍隊中來，由政府管飯，叛亂自然會平息。而在正常年份，即便有軍隊作亂，而百姓也不會參加。
由此，建立了由國家財政養兵的募兵制度，將無以爲生的破產和流亡的農民招募爲兵，可以防止他們當盜匪。
應該說，這種做法對緩和社會矛盾還是起到了很有效的作用的。
但實行這種募兵制，軍中發放的錢糧，不但供應軍士，還必須養活兵士家屬;軍營中不單屯駐軍人，也得居住家屬。養兵百萬，實際上是養五六百萬人。用鉅額軍費養活大批脫離生產的人口，漸漸成爲宋朝的痼疾。
而且，百姓一朝應募爲兵，則被輸入官府軍籍，終生爲兵，行不得經商，居不得爲農，生老病死皆不許脫籍爲民，兵營裏處處充斥着老弱病殘之兵。爲了增加軍隊的戰鬥力，政府不得不繼續招募精壯之兵。如此一來，形成惡性循環，“冗兵”問題也就越來越突出。
不過，種種弊端在趙匡胤時代並沒顯露，趙匡胤主要針對的還是消除藩鎮割據、諸侯混戰局面。實際上，這方面他完全做到了。要說宋朝軍隊疲弱，也不能完全歸咎於他一人。畢竟，後來發生的事，誰也不能預料得到點到位。而且，如王安石所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後世既然發現了問題，完全可以變革的嘛。
而且，趙匡胤時代的軍事實力還是很強的。趙匡胤本人出身於行伍，有勇有謀，是打仗的一把好手。
當年跟隨周世宗會戰北漢、遼國聯軍於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在周軍初戰不力的情況下，他身先士卒，奮勇血戰，終於力挽狂瀾，扭轉了頹勢，並在周世宗的指揮下，一鼓作氣，取得了空前勝利。
其後，在征討南唐的過程中，趙匡胤更是連戰連捷，成爲亂世中一顆璀璨的將星。
塗山一戰，趙匡胤設伏下套，乾淨利落地攻拔了南唐水師大營;清流關一戰，正奇結合，分兵夾擊，將南唐軍打得落花流水;滁州城下，力擒南唐悍將皇甫暉，更彰顯其武勇本色。
以上戰績，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名摧城拔寨的優秀將領;真正把他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時期，是在他稱帝之後。他從全局上調度，戰必勝，平定海內，可謂運籌於帷幄之內，決勝於千里之外。
其代表是平二李(李筠、李重進)之亂，收荊南，奪湖南，破後蜀，取南漢，滅南唐。
當然，滅國戡亂，統一宇內，是每一個開國君主都必須經歷的，似乎也不足以說明其過人之處。
縱觀中國歷史，哪一次由亂入治、由大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不伴隨着白骨成山、流血漂櫓的慘烈戰爭?國與國之間的搏殺，政權與政權之間的鬥爭，從來就是你死我活，陪葬的是億兆生民。
然而，北宋代周，卻是一次幾乎沒怎麼流血的政變，其過程充滿了人性化，後周皇室得到了保全，百姓沒受到什麼驚擾，整個政權和平過渡。收荊南，兵不血刃;奪湖南，僅僅用了一個月時間;破後蜀，歷時六十六天;滅南漢，用時半年;滅南唐，時間最長，花了一年。整個統一戰爭的時間總和不足兩年。每一次戰爭，宋軍都順風順水，一路高歌猛進，沒有遇到什麼強硬的對抗就滅掉了敵國。對對方殺傷少，自己也基本沒什麼損傷，堪稱奇蹟。
做到這一點，是跟戰爭總策劃人趙匡胤的戰略眼光和軍事才能分不開的。兵家有云:“善戰者，無赫之功!”由趙匡胤指揮下的統一戰爭也許不夠精彩，不夠奪人眼球，但他所追求的不見殺傷而達到攻城納土的作戰方式，已達到了兵家的最高境界。
在波瀾不驚的表象下，他不慌不忙從容地收拾了好大一片山河，版圖面積擴至二百三十萬平方公里。更令人稱道的是，他曾三次嘗試攻伐北漢，三次都在形勢佔優的情況下收兵。他收兵的意圖很明顯，不願看到“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慘狀，他珍惜自己的士兵，也體恤敵國的生靈。作爲一代開國雄主，他斷不能坐視燕雲十六州被分離出中原之外。
但考慮到遼國軍力的強大，他把武力收復的方案放在第二位，而打算廣積錢糧，通過向遼人贖買的方式將之贖回。
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一旦贖買不成功，趙匡胤是不惜動用武力將之強行收回的。
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以趙匡胤的軍事指揮才能，也一定能成功收復!
可是，一代雄主，壯志未酬，就這樣離開了人世。繼承帝位的趙光義，卻是一個志大才疏的軟腳蝦。他看見兄長留下的擬將贖買燕雲的鉅款，嘆道:“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便將贖買的方案推倒，打算來個御駕親征，一舉克復。
而在趙匡胤餘威的影響下，南方僅存的清源軍和吳越兩個割據政權相繼納土歸降，北宋的勢力進一步擴大。
被大好形勢衝昏了頭的趙光義自我感覺良好，揮兵直取北漢。北漢在趙匡胤的兩次打擊下，國力凋敝，無力抵擋，獻城投降。
趙光義內心急劇膨脹，腦袋一熱，眼珠一轉，下了決心：攻打遼國，收復燕雲!
趙匡胤每打一次仗，都要反覆謀劃、論證。
試想，僅打兩年的統一戰爭，趙匡胤卻用了整整十六年的時間謀劃，這是何等的隱忍;其捕捉戰機的眼光又是何等之狠、何等之準!
面對遼國這種龐然大國，趙光義卻憑一時衝動，就做出了橫挑強梁的決定，其結果可想而知。
高梁河一戰，宋軍潰不成軍，趙光義本人中箭，躺臥在驢車上顛簸南逃。這一年是太平興國四年(979年)。
不服氣?再來。七年之後的雍熙三年(986年)，趙光義重整旗鼓，再次北伐。這次敗得更慘，折損的兵力近二十萬，相當於趙匡胤時代的全部禁軍兵力。而且，這一戰遭到了遼人的大舉反攻，不但蔚、朔、應、寰等州得而復失，邢、深、祈、德等州也備受蹂躪。
此戰過後，趙光義徹底死心，終生不敢再言戰事，對待遼人的挑釁和侵略，只能採取挖掘河道、開闢水田等低劣手段進行消極抵抗。這種忍氣吞聲的行爲，更加激起遼人入侵的慾望。鹹平六年(1003年)、七年(1004年)，遼人連續入侵，宋軍節節敗退，退至黃河北岸的澶州。危難之際，宰相寇準挺身而出，催促宋真宗趙恆(趙光義第三子)御駕親征，以振士氣。在北宋君臣做出的強硬態勢下，遼人同意和談解決紛爭，這就是史稱的“澶淵之盟”。
應該說，這是一個城下之盟，是宋朝在軍事有利的條件下籤訂的第一個屈辱性條約，宋朝每年向遼人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向外賠款，宋朝自“澶淵之盟”而始。
“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花錢買平安的思維從此成了宋朝處理對外關係的主流思想。
此後，宋夏議和、宋金議和無不深受“澶淵之盟”偏安思想的影響。“澶淵之盟”使宋朝統治階層完全放棄了收復燕雲的雄心，宋朝軍民也就開始丟掉僅存的血性，宋朝逐步淪爲苟安政權，爲日後的亡國，埋下了沉痛的伏筆。
賠款只是宋朝對外負擔支出的一部分，爲了與這些遊牧民族對抗，宋朝必須屯養數以百萬計的軍隊，甚至爲了組建騎兵，不得不耗費大量銅錢、銀、絹帛、茶等物資向西北各民族買馬，國家財政消耗巨大。
軍事上的積弱，終於導致了財政上的積貧。
注意，財政上的積貧，不是說國家貧窮。事實上，大宋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爲發達的巔峯時代。財政上的積貧，指的是國家財政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