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跟大家講述的是羅馬時期的歷史。在蓋約·格拉古去世後不久，他的兒子也去世了，提比略·格拉古的兒子也沒有活到成年。只有他們的母親科涅莉亞·阿菲莉加娜還活着。
根據普魯塔克的撰述，科涅莉亞·阿菲莉加娜提起兩個兒子時，沒有流淚，也沒有哀嘆。有人推斷，無情的歲月接二連三的打擊已經使這位老人麻木了。當然，這些人無法理解，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高貴的人在面對自己多舛的命運時，“與其默默承受，不如擡頭面對”。
貴族們以爲除掉格拉古兄弟後他們就能重掌大權，但他們很快發現，接下來的對手遠不及格拉古兄弟仁厚。清算蓋約·格拉古的慘案發生在公元前121年。公元前119年，《瑪利亞法》頒佈，這是第一部重拳打擊羅馬貴族統治的法律。
瑪利亞法規定，每個羅馬人都可以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參加選舉。該法律對任一公職都適用，目的是防止參與競選的官員拉票。法案一出，便引起了貴族的強烈反對，雖然他們造成了一定的聲勢，但最終還是沒能阻止《瑪利亞法》的實行。
陰謀詭計是貴族們最有力的武器，但他們的權勢已經變得岌岌可危。由於相互嫉妒，他們不願接受他人的領導，一盤散沙似的等待其他派系將其推翻。共和政體已經名存實亡，即便如此，貴族們還是屢次挑釁對手，但這種反動行爲只能加速他們的滅亡。因爲現在每個人都有投票權，所以貴族們收買了一些地痞流氓爲他們投票。他們不敢幹預蓋約·格拉古的《糧食法》，也不敢改變亞洲行省的稅收制度。
十七年前，他們遏制不了騎士階層的壯大，十七年後，他們依舊不敢廢除從騎士階層中挑選審判員的制度，但在他們“敢”做的事情上，他們絕不手軟。譬如，迫害格拉古黨人，將波比留·利納斯從流放地召回等。再如，奧皮姆斯被控利用職權公報私仇殺害了一位公民，元老院竟然將其無罪釋放。
但對以同樣罪名被控訴的帕皮禮烏斯·卡爾博，元老院卻拒絕釋放他，因爲他曾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儘管他後來脫離了格拉古陣營。因此，奧皮姆斯下臺後，他的代言人被迫自殺，這是一個從事可鄙職業的人應有的下場。
很快，迴光返照的貴族們開始加強他們對羅馬政務的控制。《巴比亞法》保護了在迦太基獲得小塊土地的殖民者，但元老院廢除了蓋約·格拉古曾經規劃的殖民地，除涅普頓尼亞外，所有的殖民事務一律終止。接着，他們連續發佈了三道政令，廢除了《農業法》，使曾因這部法律獲得喘息的意大利再度回到了衰退的軌道上。
這三道政令是：第一，允許土地持有者轉賣土地。提比略·格拉古曾明令禁止轉賣土地，但現在，富人可以買下小土地主手中所有的土地，並使用各種手段將小土地主驅逐出去。
第二，一個叫鮑里斯或托裏斯的保民官禁止繼續分發土地，並撤銷了土地委員會。這兩道法令將大面積的公地雙手送給了羅馬和意大利的富人，這些富人輕而易舉地獲得了頭銜。但在格拉古時代，想要獲得頭銜必須通過煩瑣的申請程序。轉賣土地雖然是一個冒險行爲，但足具誘惑力，因此農民對這一政令選擇保持沉默。之前被德魯蘇斯廢除的地稅現在開始重新徵收，獲得的利益被貴族們瓜分。
第三，由於人們對上述愚蠢政策的姑息縱容，貴族們從中嚐到了甜頭，他們唆使一個叫凱厄斯·巴比斯的保民官廢除了所有地稅。這項在公元前111年出臺的法律通常被稱爲《託利安法》，但真正的《託利安法》可能在公元前118已經開始實行。
其間，富人們不斷吞併窮人的土地，因此，當元老院廢除地稅時，真正的獲利者其實是他們自己。他們還通過合法方式一勞永逸地將公地轉爲私地我們稱其《巴比安法》。西塞羅認爲，制定這一法律的斯皮裏烏斯·托裏斯同時廢除了地稅，但據阿庇安記載，廢除地稅的是斯皮裏烏斯·鮑里斯。
據推測，很可能是西塞羅將這兩個名字弄混了，阿庇安記載的斯皮裏烏斯·鮑里斯實際上就是斯皮裏烏斯·托裏斯，而西塞羅提到的保民官斯皮裏烏斯·托裏斯實際上是另一人。不管怎樣，該法律使富人受益無窮，因爲他們是土地的主人。
爲了防止意大利人反抗，他們在法律中加入了一些其他條款。譬如，提比略·格拉古打算收回原來專門撥給拉丁城的一些土地，這些土地上的許多貧苦農民因爲被驅逐而心生不滿，但該法令將這些土地的持有權恢復到了提比略·格拉古立法前的狀態。也就是說，雖然元老院沒有給予這些土地持有者永久性頭銜，但也不干預他們佔有這些土地。
此外，如果意大利的自由居民和拉丁人交出蓋約·格拉古之前建立的殖民地的土地，就可以獲得豐厚的補償，而且貧苦農民也可以得到一筆補償，他們可以在仍舊屬於公地的牧場上放牧，但大牲口不得超過十隻，小牲口不得超過五十隻。
根據該法，原來由土地委員會掌握的土地司法權現在掌握在執政官、檢察官和裁判官手中。納稅人與稅收官的矛盾糾紛案由執政官、裁判官審判，因爲此類案件主要發生在外省，所以主要由各行省的行政長官處理。
阿庇安對這種反動立法的後果做了大致的總結：該法導致公民人口減少、兵源匱乏和稅收赤字。實際上這些結果已經清楚地擺在我們眼前：奴隸的不滿、大莊園的膨脹、人口的減少、土地的貶值…高奏凱歌的貴族們正一步步將這個國家推向毀滅的深淵。最後這段時間，貴族們不爲意大利的利益奮鬥，也不爲征服世界奮鬥，而是忙着鞏固羅馬在意大利的地位和自己在羅馬的地位。
財富和權力逐漸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據說在巴比安法頒佈後的十年，所有公民中只有兩千戶富人。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23年，昆圖斯·梅特路斯的四個兒子和兩個侄子都擔任過執政官，他本人也擔任過羅馬所有的高級職位。正像羅馬歷史學家塞勒斯特說的那樣，貴族的榮耀代代相傳。
羅馬還有不少殘存的格拉古黨，他們迫切希望改變烏煙瘴氣的社會現狀，但由於沒有一個精明強幹的領導人，再加上敵人的威脅恐嚇，他們敢怒不敢言。在努曼提雅戰爭中，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曾爲自己指定了一名接班人，他說如果自己戰死，這位年輕人可以接替自己的位置。
現在這位勇敢的將士已經從政，他一面忙着遏制貴族的勢力，竭力維持投票的私密性和有效性，一面忙着抵制分發穀物，對抗烏合之衆。然而，沒人知道他能走多遠，雖然他已經是一位裁判官，但還是常常遭到梅特路斯家族的排擠。蓋約·格拉古的死使元老院的統治延長了二十年，這二十年是內外交困、屈節辱命的二十年：朱古達戰爭的節節失利、西西里的二次奴隸起義、幽靈般的北方遊牧民族對羅馬軍隊的一次次打擊。
公元前105年的一次戰爭結束了這一切，這次戰爭比第二次布匿戰爭更慘烈。此時，元老院的腐朽墮落已經達到極致，雙手沾滿格拉古兄弟鮮血的劊子手也倒在了蓋烏斯·馬略的劍下毫無還手之力，他們受到千夫所指，無人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