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軍創建伊始，李鴻章倡導“借材異域”，僱傭了大量有西方近代技術的洋員，其中有一位美國人，不遠萬里，服役北洋海軍長達10年之久，身前身後始終與北洋海軍共榮辱。他就是菲里奧·諾頓·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 1897)，中法戰爭期間來華，先後在天津水師學堂，威海水師學堂任職。甲午戰爭期間，作爲“鎮遠”號鐵甲艦大副參加了“大東溝海戰”，奮力抗擊日本聯合艦隊，身受重傷，隨後又參加了“威海保衛戰”，爲免遭清政府對甲午戰敗清算，偷渡回國後，著書演講，還原甲午海戰和北洋將士奮勇抗爭的歷史真相，糾正西方社會對甲午海戰敗因的歪曲認識。因不堪忍受外界誤解和身體傷病痛苦，飲彈自殺，並留遺囑穿北洋海軍軍服和覆蓋大清國國旗下葬，捍衛了一名軍人的尊嚴，其英雄事蹟永遠激盪在波濤洶涌的黃海之中……
馬吉芬出生于軍人世家，祖父參加過獨立戰爭，父親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是中校，在美墨戰爭中晉升爲上校。因此，馬吉芬算是行伍世家出身。
馬吉芬自小就有雄心壯志，不甘於在和平美麗的小鎮終老，年輕的他給州國會議員寫信，請求他推薦自己去報考位於安那波利斯的海軍學院。1877年，馬吉芬如願成爲一名海軍學員。
馬吉芬在學校是淘氣和勇氣並存的學生，曾經半夜裏將學院草坪上陳列的六門參加過墨西哥戰爭的大炮，灌上火藥點燃，連整個衛戍區的部隊都被驚動，因此受到處罰。有一次，一位教授家的房子着火，他衝進去搶救出兩個小孩，因爲這件事，他也贏得了海軍部長的表揚。但命運捉弄，那時期的美國是孤立主義盛行的時代，美國海軍規模不大，所有海軍軍官加起來恐怕還沒有今天一艘航母的軍官多。
馬吉芬臨近畢業時，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只有當軍艦上有缺員時纔將學員遞補上去。按照這條法案，馬吉芬那屆102個學生只有學習成績前12名纔有機會進入海軍。馬吉芬沒能考入前12名。六年下來馬吉芬到手的只是一千美圓，但他畢竟在最好的海軍學院裏學習過，那也是他唯一的資本。
他在國內無法將學識付諸實踐，只好到國外去尋找機會，這樣可以保留海軍資格，或許還能有回到心儀已久美國海軍的機會。
機會總會留給有準備的人，有一天，馬吉芬無意中從新聞上看到中法戰爭爆發的消息，遂決定與其荒廢學業，倒不如到黃龍旗下的大清海軍去碰碰運氣。
他於1885年動身，但在1885年，去中國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馬吉芬先到了舊金山，然後從舊金山前往日本長崎，再從長崎到上海，這一路走了兩個多月，將一千美圓幾乎花光了。但馬吉芬還在船上的時候，中法戰爭就已結束，不論和平還是戰爭，不論有沒有機會，馬吉芬需要找工作，因爲此時的他連返程的船票都買不起了。
馬吉芬沒有放棄，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到：“親愛的母親：我沒有什麼心情寫信，因爲我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我花了一大筆錢纔來到這裏，如果沒有點收穫，那我真是個傻子。最後終於停船上岸了。我和一個工程師Brace Girdle來到一家旅店，聽到的第一個消息是------戰爭結束了(中法戰爭)!我回到船上無法入睡。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如此沮喪。我知道如果他們不僱傭我的話，我就完了。我已經沒錢離開中國。我一晚上都沒睡着，到了次日早上，覺得還不如找個地洞鑽進去。我肯定瘦了10磅。早上10點我出去轉了一圈，找到美國副領事派曲克(Pethick)，請他把我的求職信轉交李鴻章。他答應了。我回到船上，當聽說船長要上岸去見李鴻章時，我千方百計跟了去。”
“我們進了總督府，經過許多曲折的走廊，在屋裏見到了李大人。我們坐下後，一邊喝茶和吸菸，一邊通過翻譯交談。他轉頭來問我：你爲什麼到中國來?我回答：到中國的部隊服役作戰。他想了一會兒，然後說：我要看看哪裏有需要，現在是剛開始，月薪100兩可以嗎?我說：那要看看是什麼工作。(其實我很滿意)會談後，他說如果我幹得好，會將我派到艦隊的旗艦上去。突然他看着我問：你今年多大了。我告訴他我24歲，我知道他很失望，在中國，男子在30歲前還被當成是孩子。他說我什麼也幹不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怎樣才能讓他信任我。不過最後他同意，如果我能通過軍械局水師學堂的多學科評估考試，那麼就僱傭我。”
“考試最初定在第二天，後來又推遲了一天。這天我被叫去，坐在一羣戴着花翎圓帽的人面前，接受了一次拘謹的考試。我是勉強通過了。考題內容涉及船舶駕駛，槍炮使用，導航，航海天文學，代數，幾何學，球面三角學，二次曲線，其他不同的曲線以及積分運算。每個專題的五道題我大概能回答三道，但第一組的五題我全答對了。因爲每組題的時間大概只夠我回答三道題。最後，一個考官說我不需要把題做完了，他對我已經很滿意。我幹得不錯，明天他會把情況報告總督。他又看了我的第一份答卷----船舶駕駛，說我這部分成績最好。我會在這裏待下去，您不必擔心。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領事，他也很高興-----他是個和藹的人。”
馬吉芬雖然在安那波利斯海軍學院連前12名也排不上，而且沒有在海軍裏實踐的機會，他覺得自己只答了所有卷子的六成，但是中方考官認爲這個24歲的洋人已經令他們滿意了。於是他在軍械局獲得了教員的差使，負責領航和航海天文學的課程，講授如何構築防衛工事，以及訓練陸軍和炮兵的學員。最初，他月薪130兩銀子，因爲表現不錯，而且當時中國海軍缺乏人才，又被指派去指揮一艘有裝甲防護的訓練艦，軍械局還給他安排了獨立花園的住所，兩個僕人和一個廚師。這樣的待遇，馬吉芬估計來中國前根本沒有想到，他只是剛畢業的學員而已。這樣優渥的待遇，也激發了馬吉芬的熱情，他寫信給美國家裏，要求把關於槍炮使用，大地測量，船舶駕駛，數學，天文學，代數，幾何學，球面三角學，二次曲線，積分學，機械學以及所有其他書脊上寫着“海軍研究所出版”的書都裝箱給他寄來。
在馬吉芬的許多信件中，他都透露出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國海軍服務的願望。他從未放棄過這個念頭，這是一個美國軍人對祖國的誠摯的熱愛。這時，一份關於重新召集被遣散的海軍學員的議案已經被提交國會，可惜的是依然被否決，馬吉芬失去了回到美國海軍效力的機會。這一時期的馬吉芬，心裏一直盤桓着他的“曲線就業”夢想，他還是一直期望以在中國海軍工作的資歷，來換取或者說保持着進入美國海軍的資格。
馬吉芬在中國從教的10年中，不斷提職加薪，但他從未近水樓臺先得月，在購買軍火時吃過回扣，這點與當時腐敗的軍官迥然不同，李鴻章因此對他更加信任：他曾帶領一組中國官兵前往英國造船廠驗收訂製的軍艦，他建議在威海創辦一所新型水師學堂也被接受，並委以威海水師學堂總教習。
馬吉芬在中國度過了他一生中美好的10個年頭，他也把自己最好的年華給了中國，第十年，他34歲。馬吉芬想回家鄉休個假，但就在他回國前夕中日宣戰。
他在戰前給父母親發回這樣一封信：“中國和日本馬上就要開仗了，我們很可能就此永別，但我必須留在崗位上。在中國服役的10年裏，他們始終以仁慈對我，如果這個時候遺棄他們，將是多麼可恥。”
參加海戰的“定遠”“鎮遠”兩艘裝甲艦是北洋海軍的主力，開戰前，馬吉芬被任命爲7430噸的“鎮遠”號戰列艦的幫帶(相當於副艦長)。在海戰中，馬吉芬見證了彈盡後的鄧世昌欲率“致遠” 號撞擊正在逃離的日旗艦“吉野”號，欲以和倭寇同歸於盡的壯烈場面。隨後馬吉芬也多處負傷幾近雙目失明，最終昏迷被擡進船艙，馬吉芬本人在戰後留下了頭裹棉紗、渾身是血的照片。
黃海大東溝海戰結束後，清廷表彰了7位加入中國海軍並作戰英勇的洋人，馬吉芬得到頂帶花翎和三等第一級寶星勳章。但當1895年2月17日，日軍攻破威海衛，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後政局突變，還在養傷馬吉芬，突然聽到一個令他更爲不解的消息，朝廷打算把戰爭的失利算到他這位勇於爲中國參戰的洋人顧問頭上，他將成爲這場戰爭失敗的替罪羊。馬吉芬是非常機靈的人，他不能理解這前後變化的原因，但他決定一走了之。比他來中國時艱難百倍地被人藏在一艘美國貨輪中，偷渡回國。回國後，身負重傷的馬吉芬被送進醫院，人們知道他曾爲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帝國而戰，稱他爲“馬吉芬少校”。
偷渡回國後以正視聽
馬吉芬作爲唯一親歷中日甲午海戰的美國人，曾任7000噸的“鎮遠”號裝甲艦幫帶，回國後一度引起同胞的關注。他參加過的這場海戰實在太特殊了，這是世界第一次爆發的現代化以蒸汽機爲動力軍艦之間的海戰，儘管它發生在遠東的黃海上，但是西方社會所聚焦的是，中日雙方如何操縱現代化艦艇、這些現代艦艇的運用對於戰爭以及國際關係，將帶來怎樣的變化。西方各國輿論都認定日本海軍訓練有素、打得很勇敢，同時中國海軍的慘敗被認爲是指揮不力，素質低下，總之一無是處。
頭部和眼部傷痛經久不愈的馬吉芬不能任由西方傳媒的歪曲，爲了給與自己並肩作戰的中國軍人“正名”，他開始四處演講，他要讓世界知道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中國海軍到底敗在哪裏?馬吉芬在他的著作《鴨綠江外的海戰》中有一段話：“中國海軍，不是你們所說的那樣貪生怕死、昏庸無能。我們的同胞，總是在侮辱中國海軍。可是，逃跑的僅是1艘輕型巡洋艦、1艘炮艦。絕大多數中國海軍，都在奮力與日本艦隊拼殺。雖然，我們處於技術上的劣勢，但不要再侮辱我們，我們和那些陣亡將士，應該得到美利堅同胞的尊重。”
由於在戰爭中馬吉芬的大腦受了重傷，他的同胞認爲他精神有些問題，因而他的努力被認爲是瘋狂之舉，他所說的話也被當成笑談。因爲人們只看戰爭的結果——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馬吉芬對於中日甲午海戰的講述，一開始還是新聞，後來被當做瘋人瘋語。這也因爲馬吉芬本人在醫院中表現出了一些瘋狂跡象：他煩躁不安，還揚言要殺人。他的病歷中寫着：“右眼視神經損傷，耳鼓膜損傷，肋部、臀部仍有殘留彈片。”
1897年2月12日，這一天是馬吉芬所尊敬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和他的好友“鎮遠”艦署理管帶楊用霖自殺兩週年的日子。在美國的海軍醫院裏，37歲的馬吉芬，在要做眼球摘除手術前一天，讓護士拿來他從中國帶回來的那隻小箱子，支走了護士，他從箱子中掏出一把左輪手槍，像“鎮遠”艦署理管帶楊用霖那樣，冷靜地對準了自己。他選擇了這個特殊的日子，遠離了中傷和痛苦，去陪伴他異國他鄉的北洋海軍戰友們。
馬吉芬在自殺前還在給《世紀》雜誌寫他所經歷的這段戰爭史：“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溫和的紳士，他迫於濫命和強敵作戰而一敗塗地。及見大勢已去，盡畢生最後的職責，爲了麾下將士的生命而與敵簽約。這是他自己的決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國的不仁，對他的冷酷待遇將要超過不共戴天的敵國。在夜半孤燈之下，左思右想，飲鴆而逝。老英雄當時的感情究竟如何?”
這是馬吉芬最後的筆墨，這位年輕時一心想加入美國海軍的軍人世家子弟，在死後以一套嶄新的北洋海軍軍服下葬，按照他的遺囑，棺槨上是他曾經效力的國家的海軍旗——黃龍旗，這面軍旗曾在馬吉芬與日本激戰的鎮遠艦上飄揚過，是他出于軍人的忠誠專門從中國帶回家鄉的。人們看見他的病牀上留下了一張紙條：“我的心屬於中國，屬於北洋水師。”馬吉芬的墓碑，背面雕刻有中美兩國國旗，正面寫着：“謹立此碑紀念一位深愛着自己的祖國，卻把人生獻給另一面國旗的勇士。”當時的美國海軍，還是一個狹小的圈子，馬吉芬的經歷和他的自殺傳遍了幾乎整個海軍。
二戰勝利後，馬吉芬的後輩們，以及他的美國海軍學院校友們從日本海軍部收繳了包括大清海疆地圖、陳設炮等原鎮遠艦指揮艙內物品，收藏於美國亞洲文化學院歷史博物館，或許，這是對馬吉芬最好的紀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