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條英機(東條英機/とうじょう ひできTōjō Hideki，1884年12月30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第四十任日本首相(1941年-1944年)，二戰甲級戰犯，侵略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最要罪犯之一。條英機是昭和天皇最忠誠和最愚魯的手下，長於行動，短於思考，在關東軍因獨斷專行、兇狠殘暴有“剃刀將軍”之稱。
東條英機生於日本東京一個軍閥家庭，自幼受到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薰染，1915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1933年3月晉升爲少將，1936年12月晉升爲陸軍中將。1937年3月出任關東軍參謀長。1940年7月任陸軍大臣，期間參與提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口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於1941年10月任日本首相，並被授陸軍大將銜。任內參與策劃珍珠港事件，同時發動太平洋戰爭。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瘋狂侵略、踐踏中國、東南亞和太平洋共計10多個國家和地區，造成了數以千萬無辜人民的死亡。因戰爭後期日軍屢遭重創，於1944年被迫辭去一切職務。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12日，日本頭號戰犯東條英機自殺未遂，被捕入獄。1948年11月12日，東條英機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犯有發動戰爭、侵略別國、反人道罪等罪行判處死刑;12月23日被執行絞刑。
東條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希特勒、墨索里尼齊名的三大法西斯頭目之一，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亞洲、侵略中國的首要戰爭罪犯之一，造成數以千萬計的生靈塗炭。
家庭環境
東條英機1884年12月30日出生於巖手縣的一個武士家庭。在其出生後不久，便舉家遷往東京。其父東條英教中將是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首席畢業生，德國梅克爾少校的得意門生。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著有兵法《戰術麓之塵》。因受軍隊的長州藩排擠，不得志而死。東條英機是家中的長男，但事實上，他是東條英教與妻子德永千歲所生的第三個兒子，前面所生的兩個孩子都因爲生病而夭折了，東條英機這樣才成了家中長子。東條英機的名字是祖父東條英俊取的，其中“英”字是按東條家譜排下來的，“英機”在日語讀音中是特殊的前訓讀後音讀的念法，據說這樣取名，能驅災避禍，使孩子健康成長。
少年時期
東條英機出生在一個軍人世家，受家庭氛圍薰陶，他很早就渴望當一個軍人，能爲天皇效忠，馳騁疆場，飛黃騰達。少年時代的東條英機曾先後就讀過東京四谷小學、學習院小學部、城北中學、東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和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東條英教爲了培養兒子的武士道精神，專門請人教東條英機學習“神刀流劍舞”。雖然東條英機對唸書不用功，但對這種劍舞卻很熱衷，練習得很刻苦，進步很快。練了一些武術之後的東條英機更把學習拋到腦後，常在外邊打架，有“打架王”的綽號。如果打輸了，東條英機也倔強地不肯認輸。他小學院時期的老校長深井鑑一郎回憶起當時的東條英機時曾說：“東條君可真個是屬於好打架這一窩的。要論成績，是排不到前一二名的，可是論頑強和不服輸，那確實是屬第一的。”
教育這個不肖之子成爲效忠天皇的“有用之材”，東條英機的父親也頗費了一番苦心，效果卻不甚了了，他學習仍不長進，但這種情況後來卻“一夕之間”發生了變化。1899年，東條英機進入東京地方陸軍幼年學校學習。他是該校第三期的學生，另一個侵華大戰犯土肥原賢二是他的同學。進入軍校，東條英機父親爲榜樣，渴望成爲“效忠於天皇的合格軍官”，爲日本“征戰建立功勳”。他身材短小、行動敏捷，打架很厲害，但學習成績還是不好。
不過，在東條英機升入二年級時，卻突然開始拼命用功學習了。這個意外的轉變，據說是因爲有一天，他一個人跟好幾個同學打架，自然被別人羣起而攻之，打得遍體鱗傷。經過這次的慘敗，他想：“力氣再大，只能對付一個敵人，要戰勝衆敵，還得靠學問。”於是，他像換了個人似的，開始奮發用功起來。
在陸幼學習三年之後，1902年9月，19歲的東條英機進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學習。由於當時正值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進一步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野心。東條英機在學習期間，就感受到日本國內對侵略中國得逞的“狂喜”。日俄戰爭爆發前後，日本國內更是舉國動員，日本政府積極加緊擴軍備戰，軍界則猖狂叫囂，對俄“復仇”，準備與沙俄大戰一場。培養軍官的各級軍事學校，爲侵略戰爭服務，相應地實施“戰時教育方針”，一面縮短了學制並加緊教育和訓練，一面極力向學員灌輸軍國主義侵略思想。
初次出陣
1904年的日俄戰爭，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而言是“命懸一線”的關鍵一戰。而恰恰在這時，東條英機由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升入陸軍士官學校。戰時體制下的陸軍士官學校自然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四平八穩地進行爲期兩年的學習與訓練了。爲了排遣心中鬱積的蠢動，利用星期天午後的半天假，東條英機經常和一羣志同道合的同學，到士官學校後面的市谷臺高談闊論。站在市谷臺的山坡上，他們迎風眺望遠方，在腦海中演繹着日俄戰爭的炮火烽煙;坐在石臺上，捧一杯苦茶，耳聽薩摩琵琶蒼涼的《川中島》、《城山》樂曲，他們似乎感受到了戰場上位於東京市谷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硝煙撲面而來……每到了此時，東條英機便會跳出來向大家展示他那套並不十分專業的“神刀流劍舞”。衆人的陣陣喝彩使東條英機忘乎了所以，極度的亢奮使他完全陷入對未來的狂想而不能自拔。
歐洲之行
畢業後，作爲精英分子的一部分，東條進入了陸軍省實習，接着外放任日本駐德國大使館武官，正好碰上裕仁皇太子游歷歐洲，接見駐歐洲各地日本武官，在閒院宮載仁親王等皇族前輩名將的引見下，以永田鐵山爲首的青年軍官向皇太子宣誓效忠，發誓剷除軍內長州閥元老勢力，清除政黨勢力對皇權的干涉。隨後巴登巴登三羽烏(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和岡村寧次)擬定了計劃大綱。作爲在巴登巴登的第四個人，東條英機當時負責在門外放哨。1921年夏天，他到德國遊覽，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長時間接觸非亞洲環境，年底在參觀完華盛頓會議後，他匆忙的乘火車穿越美國，返回日本，他對德國的印象比對美國深，這可能是因爲他懂德語而不懂英語的緣故。
沉浮之間
回國後東條又先後當過陸軍大學的教官、陸軍省軍務局參謀等職，在軍隊中祕密發展橫向聯絡。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聯隊聯隊長，1931年8月任參謀本部整備局動員課大佐課長，“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各政黨對軍部所持放任態度不滿，東條英機馬上對政黨發表的不利於軍部的言行進行了“調查”，指控這是“挑撥軍民關係”。
1933年3月，東條英機被任命爲陸軍少將，同年11月任軍事調查部部長。而當時的軍務局長正是永田鐵山。作爲東條英機的學長，他以其對日本社會的洞察力，曾說過的一句影響東條一生的話：“東條是將來肩負日本陸軍的人物。”當時，在日本陸軍，永田鐵山以其聰慧被譽爲軍中第一大腦，而且政治能力很強，是統制派公認的老大，是衆所周知的“肩負着日本陸軍未來的重頭人物”，能對東條這個報名三次才考上陸大的平凡人物作出如此高的評價，足以使東條英機感激終生。
然而，永田鐵山卻並沒有成爲對東條英機後來的平步青雲起決定性作用的人物。對於東條英機其人，日本陸軍內部對其的看法可謂譭譽參半。以永田鐵山爲代表的一類人對其行動能力極爲看重，但同時更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其思想能力提出過質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被譽爲日本第一軍事家的石原莞爾。在石原莞爾的眼中，東條英機不僅無德無能，甚至連相貌都令他不能忍受。在背地裏，石原說東條的壞話可謂司空見慣，什麼東條只能保管十挺機槍，超過十挺就無能爲力了。石原莞爾曾當面稱已經晉升爲陸軍中將的東條英機爲“東條上等兵”，引得聽到此話的人無不忍俊不禁。日本陸軍的元老級人物宇垣一成在日本戰敗投降後曾經回憶說：“提起東條，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經的樣子，動不動就拿出筆記本不停地記這記那，根本就無法想象這樣一個人竟然也能當上一國的總理大臣。”看來，石原莞爾的“東條上等兵”並非沒有知音。
1934年3月，東條英機在軍事調查部長的位置只坐了四個月，便被調到陸軍士官學校，隨後又先後任職於步兵第24旅團和第12師團司令部。幾經異動後，東條英機最終只落了個閒職，特別是到了第12師團司令部後，他已經到了無人關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連辦公桌都未給他安排。1935年9月，陸軍部人事局長後宮淳，東條英機在陸軍幼年學校時代的校友力薦東條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而東條英機正是以此爲跳板開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權力中心的衝擊。
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儘管並不是什麼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對於東條英機來說無疑是很重要的。“不鳴則已，一鳴必驚人!”51歲的年齡，對東條英機也對自己發出了警告，他必須讓陸軍高層注意到他的存在，讓天皇知道陸軍還有一個名叫東條英機的“實幹家”。後來有個評論家說道：“被踢出東京到關東軍，對東條來說，就像一個人掉進陰溝而撿到一塊金錶一樣。” 日本以武力強佔我東北後，爲了實現對僞滿洲國的所謂一元化統治，於1932年便出臺了所謂的《八八》決議，隨後又於1934年將日本駐僞滿洲國的機構進行重新整頓。自此時起，關東軍實際上掌控了僞滿的政治、軍事、外交以及經濟大權，關東軍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東條英機所任憲兵司令官一職，按照規定同時兼任日本駐滿行政事務局長的要職。東條英機到任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黨羽。在此之前，關東軍憲兵隊僅僅是一個編制僅200人左右的隊伍。這點微不足道的力量，當然無法滿足東條英機的需要。於是他迅速從日本本土、臺灣以及朝鮮等地調集了一批得力干將，併爲他們在憲兵隊裏安排要職，在短時間內培植了對其忠心耿耿的親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關東軍憲兵隊便猛增到1000多人，並在東北各地下設了憲兵隊、分隊和派出所，編織了一張由他所控制的勢力網。
與此同時，東條英機還通過實施警憲統一，既擴大了憲兵隊的實力範圍，又解決了多年的棘手問題。在當時的僞滿洲國，實際上存在着三個系統的警察組織，即僞滿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領事館的警察和關東廳的警察。圍繞着廢除治外法權的問題，持反對觀點的關東廳警察和持促進觀點的領事館警察之間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面對這一局面，東條英機不容分說，斷然決定將兩部分警察統一置於憲兵司令部的指揮之下。東條英機的這一“剃刀”作風，使得關東軍內部許多對他持懷疑態度的人受到強烈的震動，他也通過此舉大大提高了在關東軍中的“威望”。爲進一步樹立威信，加強對憲兵隊的控制，東條英機還向全體憲兵隊員發出“要忠於職守”的訓示，同時還特意將自己的肖像貼在印刷的訓示上。一時間，東條英機的肖像貼遍了僞滿憲兵各分駐所的牆壁。
步步侵華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盧溝橋事變後，在軍部中央形成了強硬派與謹慎派兩大派別，前者以陸軍大臣杉山元、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及參謀本部第3課課長武藤章等爲代表，後者則以參謀本部第1部部長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爲代表。兩派對時局的分析迥異。強硬派認爲，中國已是不堪一擊，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時機。而謹慎派則堅持認爲，時機尚不成熟，由於日本須全力準備對蘇作戰，如貿然發起對中國的大舉進攻，有可能泥足深陷，這樣不僅不會取得良好的作戰效果，同時也有可能使對蘇作戰處於被動地位。在大同火車站指揮察哈爾作戰時的東條英機在兩派的論戰中，一開始是謹慎派略佔上風。但是，由於當時的近衛文麿內閣在大政方針上搖擺不定，因此軍部很難達成協調一致。
在近衛看來，兩派的說法都有道理，他既想接受陸軍內部的強硬論，趁勢向華北增派兵力，又不想擴大事態，希望通過和平交涉解決問題。就近衛的本意來看，他的如意算盤是既想伺機進攻中國，又不想使事態過分擴大，更不願因此而影響到對蘇作戰，最好是魚和熊掌能夠兼得。武藤章及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等中堅軍官正是看透了近衛的這一心理，遂反覆向其灌輸主戰理由，聲稱進攻中國不僅不會使事態擴大，相反還會有利於日本鞏固在滿蒙的權益，從而使日本更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蘇作戰當中去。
察哈爾作戰計劃從8月份正式執行。這次的作戰計劃由關東軍作戰參謀綾部桔樹制訂，東條英機親自帶領察哈爾兵團執行。由於東條英機擔任指揮，所以這個兵團也被叫做“東條兵團”。該兵團是關東軍本多旅團、筱原旅團、酒井旅團和堤支隊分別抽出部分兵力組成的混成旅團。8月19日，東條英機在張北設立了混成旅團司令部，便於臨近指揮。東條英機採取慣用的“閃電戰術”，沿平綏線依次進攻南口、居庸關、懷來和張家口等軍事要地。這一地區的中國國民黨軍隊約3萬餘人，而東條兵團則只有幾千人。但由於中國國民黨軍隊抵抗決心不足、守備虛弱。日軍憑恃機械化武器裝備瘋狂進攻，中國國民黨軍隊不得不節節退卻。8月22日，張北守軍國民黨軍劉汝明部被擊潰。29日，張家口失守。張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線抗擊日軍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湯恩伯部面臨着腹背受敵的危險。於是，只得收縮防線，隨着張家口和南口阻擊戰的失敗，察南地區再無屏障，日軍輕輕鬆鬆地將察哈爾全省納入其控制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個月結束中國事變的陸相杉山元被趕出中央，由板垣徵四郎取而代之，東條英機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擔任陸軍次官。1938年11月初，近衛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這實際就是日軍獨霸東亞的宣言。升任陸軍省次官的東條英機“廢寢忘食”地爲日本對外侵略出謀劃策，甚至連假日都不肯休息。隨着日本侵略中國的戰局進入相持階段。此時大本營的高層就結盟問題發生了分歧。在7月份召開的五相會議上，陸相板垣力主與德國保持步調一致，締結德意日三國同盟，而海相米內光政和外相則反對。兩派斗的天昏地暗，此後不久，關東軍在張鼓峯挑釁蘇聯，結果大敗，昭和天皇大怒之下，將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罵得狗血噴頭。然而，天皇真是罵錯了人。事實上，更加頑固主張要“對蘇支兩國同時正面作戰”的卻是陸軍次官東條英機(當時普遍認爲石原莞爾和東條英機是板垣徵四郎的左右手)，而這一念頭，東條英機早在關東軍時期就已經開始醞釀了。他心中的想法是，若想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實現日本長期霸佔中國的野心，就必須先掃清道路。而蘇聯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戰場，同時又會對中國提供強有力的支援。因此，兩線作戰是即便“明知不可爲也必須爲之”的選擇。東條英機的野心真是昭然若揭。1938年11月28日上午9點30分，在軍人會館召開的“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他大放厥詞，宣稱日本要“對蘇、中兩國同時作戰，同時也準備同英、美、法開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國內巨大震動。不僅對日本經濟界產生了強烈衝擊，致使東京的股票市場狂瀉，同時也令戰爭狂人云集的軍部感到無法接受，紛紛指責其過於“輕率”。陸相板垣徵四郎聲稱東條英機目的只是想鼓勵日本軍需生產，這只是一種宣傳的手段而已。壓力之下，這個上任剛剛半年的陸軍次官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臺，改任航空總監去了。
但東條英機的野心並未因此而有半點收斂。1939年5月，諾門坎戰役爆發，又見東條英機上躥下跳。在此次戰役中，蘇聯紅軍和日軍都動用了大批現代化武器裝備，特別是飛機、坦克和裝甲車。然而，戰役的結果卻讓東條英機顏面全無：在蘇聯紅軍的強大攻勢下，日軍再次遭到重創，參戰的主力部隊第23師團幾乎全軍覆沒，關東軍出動的兵力，死傷近1/3，重武器損失高達87%。就此，關東軍妄圖北進的野心只得放棄。但東條英機卻並不吃虧，他將此役中陸軍航空兵的戰績無限誇大，爲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1939年8月，希特勒爲了專心征服歐洲大陸而與斯大林祕密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德的“友好”加之蘇聯紅軍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北進”的野心。1940年7月17日，經歷了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米內光政幾任走馬燈似的內閣更迭之後，近衛文麿再次出山組閣。在近衛的這次組閣中，強硬派軍國主義分子東條英機被起用爲陸相。
開戰先鋒
1940年7月19日，東條內閣近衛召集陸相東條、外相松岡洋右等，確立了新內閣執政方針，包括：強化日、德、意三國軸心;日、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要將“東亞新秩序”擴展到英、法、葡、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即準備“南進”;盡全力排除美國的實力干涉。27日，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通過了軍部的《適應世界形勢演變處理時局綱要》，該綱要規定，“關於對南方的施策，應利用形勢的轉變，抓住良機努力推進之”;“如果內外形勢的發展特別有利，也可以使用武力”。29日，日本迫使法國維希政府駐印度支那殖民當局簽訂了《日法共同防衛印度支那協定》。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展開“南進”第一步，這極大地損害了英、美等國在東南亞的既得利益，美國開始向日本施壓，凍結日方在美資產和要求日本放棄對中國和太平洋領土的野心。而日本暫時不想與美國起正面衝突，並且由於深陷中國戰場，不敢貿然起事，因而選擇了與美國進行談判。但實際上，“談判”只是像東條這樣狂熱鼓吹“南進”擴大侵略的好戰分子們拖延時局、進行備戰的幌子而已。談判桌上的日方根本沒有“誠意”，他們要求美國承認“滿洲國”，同意日本可以從東南亞獲取資源。雙方各不相讓，矛盾分歧越來越大。8月1日，外相松岡洋右公開宣稱“我們當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據皇道的崇高精神，建設以日、“滿”、華集團爲鏈環之一的‘大東亞共榮圈’”。此時日本的侵略野心已不侷限於中國，而是要建立一個更大範圍的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了。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訂。
爲了配合不斷升級的侵略戰爭，日本政府極力在國內煽動戰爭狂熱。首相近衛文組織起“大政翼贊運動”，而陸相東條英機則大肆鼓吹武士道精神。1941年初，東條英機以陸相身份簽發了《戰陣訓》，鼓吹全軍和全體“皇國臣民”應向天皇效忠，每個人都要有“獻身奉公”的精神，以實現“大東亞新秩序”。1941年6月22日，德國偷襲蘇聯，蘇德戰爭全面爆發。與美談判不成的日本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7月2日，東條英機參加御前會議，在其鼓動之下，最終商討確定了《適應形勢變化的帝國國策綱要》，準備爲“南進”不惜與英美開戰。因爲東條英機認爲“在中國駐軍對陸軍是生死攸關的問題”，絕對“不能妥協”;“如果完全屈從於美國的主張，中國事變的成果就將毀於一旦，滿洲也將難保，朝鮮的統治也將陷於危機”。 此時，首相近衛文麿仍沒有勇氣直接與美國衝突，而要求陸相東條對重大決策應“謹慎”行事。東條英機則頗爲不屑地說：“有些時候，我們也要有勇氣去做點非凡的事情——像從清水寺的平臺上往下跳一樣，兩眼一閉就行了。”東條英機還叫囂：“關於撤軍，我半點讓步也不做!”如果撤軍就意味着“美國把日本打敗了——這是日本帝國歷史上的恥辱”
!近衛文麿這個貴族臨陣退縮，於1941年10月16日宣佈內閣總辭職。近衛內閣總辭職的第二天，經重臣會議提名東條組閣獲得通過。選中他不是因爲他孚重望(他是不孚重望的)，或者他是個侵略主義者(他是個侵略主義者)，而是他對軍事紀律具有獻身精神，人們認爲他在危難時機能控制魯莽的軍隊，並且忠於皇室，精力充沛。1941年11月17日下午，天皇召見東條英機，晉升其爲大將，誥命他以現役軍官身份擔任首相出面組閣，並身兼陸相。這使他的地位比前幾任鞏固的多，當時處在戰爭邊緣的日本需要一個趟地雷的傻瓜作招牌，日本人選擇了東條英機，東條也自覺的踏上了這一步。1941年11月18日，東條內閣正式成立，這是一個發動戰爭的集權“內閣”，東條英機一人身兼陸相、內相，以後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軍需相等職，集各種大權於一身。在就職聲明中，這個戰爭狂人叫囂“完成支那事變，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帝國之國策，要在“皇威之下，舉國一致，爲完成聖業而邁進”。
急轉直下
日本1942年已被戰爭耗空的國家內部的形勢變化也使東條英機處於政治破產邊緣。剛上臺時，東條英機身兼首相、陸相和內相三職，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爲了鉗制人民思想，東條英機實行了恐怖的憲兵政治，1943年在軍事參議官任上的西尾壽造去關西視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隨口說了句：“這個事情我不知道，你去問那個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傢伙吧，他知道。”這實際上說的就是東條英機。因爲東條的愛好之一便是去檢查垃圾箱裏的垃圾，看看有沒有人吃大魚大肉，在國家困難的時候奢侈浪費。這可觸怒了心胸狹窄的東條，立馬下令把前輩西尾大將編入了預備役。這種肆意鎮壓、獨裁使他的政治名聲日益敗壞。他的親信被人冠以三奸四愚稱號(三奸”是指甲級戰犯鈴木貞一中將，北支那憲兵司令加藤泊治郎中將，東京憲兵隊長四方諒二少將;“四愚”是指甲級戰犯木村兵太郎大將，佐藤賢了中將，陸軍省軍務局長真田鑲一郎少將，陸軍省軍務科科長赤松真雄大佐)。同時，如此大規模的戰爭使資源本來就十分貧乏的日本雪上加霜，人民日益不滿，上層勢力也開始紛紛倒戈，拋棄東條英機。
無可奈何的東條英機祕密訪問了老對頭石原莞爾退役中將，尋求解決之道。石原早就對天皇的密使高鬆宮宣仁親王說過：“現代戰爭在沒有制空權的地方不可能得到制海權，制空權既然已經落到對方之手，我軍應該立即放棄所羅門羣島，裨斯麥羣島和新幾內亞。這樣我軍可以確保補給線，西面從緬甸邊境開始，中部放棄菲律賓，堅固以新加坡，蘇門答臘爲中心的資源地帶，並且把本土周圍的塞班島，特尼安島和關島建成難攻不落的要塞”。天皇都沒敢下決心這樣做，表面上的大人物東條更是沒有魄力和威信去實行的，東條承認，在日本軍隊中，沒有那一個人敢違背天皇的意志，失去了天皇的信任就意味着失去政治生命。總理大臣權利再大，也不過是月亮反射太陽的光輝。所以知道實情的石原莞爾根本不想和東條廢話。直截了當地說：“從一開始就知道你不具備指導戰爭的能力，這樣下去日本會亡國的，所以請儘早辭去內閣總理的位置”。
最後一跳
東條不甘心失敗，想要最後掙扎一下，向天皇提出兼任總參謀長的職務，自己在海軍的朋友海相島田繁太郎兼任軍令部長，實施海陸軍一元化領導，彌補政略和戰略，海軍和陸軍脫節的現象。在天皇 同意下，他成了明治憲法下權利最大的一個人，被政敵稱爲幕府將軍東條，但他保持這個地位也僅僅不到5個月。爲了擺脫被動，東條英機於1944年1月孤注一擲地開始“一號作戰”計劃，命令在華日軍打通縱貫大陸的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交通線，企圖擺脫美國海軍的封鎖，使困於南洋的日軍獲得補給。豫湘桂戰役自4月打響歷時8個月，國民黨的正規部隊50多萬被日軍擊潰，140多座城市失陷。這是日本法西斯潰亡之前的最後一搏，雖然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日軍已無力鞏固這條線路。東條沒有看到這次戰役的結果就下臺了，因爲美軍6月16日開始攻擊馬里亞納羣島。開始攻擊東條規定的絕對國防圈。在馬里亞納海戰中，小澤治三郎指揮的日本聯合艦隊再次遭到慘敗，陸軍飛機損失殆盡。絕望的日本中太平洋艦隊司令南雲忠一在陸上剖腹。7月9日，美軍佔領軍事要地塞班島。B-29轟炸機羣開始直接空襲日本本土。戰場上的連續失敗，加劇了國內反對勢力的倒閣風潮。7月18日，失去了天皇信任的的東條英機召開了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後，向木戶幸一大臣遞交了首相辭職書。同日，他辭去參謀總長之職(梅津美治郎大將同日接任)，並陸續辭去陸軍大臣、內務大臣、軍需大臣之職，轉入預備役。22日，他向全國正式宣佈辭去首相的職務。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11日，被美英等國列入日本頭號戰犯，被排在第一批甲級戰犯通緝名單最上面中的東條英機看到院子外面的盟軍警察(M·P)進入住所，便用當年希特勒贈送給他的瓦爾特自動手槍向心髒開槍(幾天前，東條英機曾讓自己的私人醫生用炭筆在自己胸口的心臟部位畫了一個酒杯大小的圓圈)，但由於是左撇子且心臟畸形的原因，子彈打偏了，洞穿了肺部。美國大兵衝入室內時，東條已經瀕臨死亡，輸血救活了東條後，東條說自己朝心臟開槍自殺是爲了“讓別人能夠看清楚自己的臉，從而知道他已經死了”。對他這種自殺未遂事件，日本國民認爲“只是已經失去了信用，被拋棄了的傢伙的最後恥辱”而已。三個月後，傷愈出院的東條被直接送入了日本東京巢鴨監獄。
法庭之上
由於日本的大量戰爭罪行都是由東條英機授權的，因此東條英機被普遍認爲是對在亞洲戰爭死亡的千萬平民、被虐待的上萬戰俘盟軍、以及研究使用生化武器負有最高責任。
1946年11月9日A級戰犯前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左圖左)在東京法庭的一個房間內，埋頭閱讀有關其戰爭罪行的起訴書。戰爭期間，東條氣焰囂張，但是在接受審判的過程中，東條卻較其他的戰犯表現得怯懦、畏死。
1946～1948年受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在獄中，其他甲級戰犯都不和他說話，東條只能一個人專心寫自己的口供和辯護詞。他被囚在獄中期間，引用孟子的話“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顯示了他當時的心境，臨死時仍覺得“自己所相信的東西都是一場夢”。
在法庭上，在全部的55項罪行中，東條是最多的，佔了54條之多，當數首惡。1948年11月12日，東條英機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犯有發動戰爭，侵略別國等罪行判處死刑;1948年12月23日被執行絞刑。焚屍後美國大兵將骨灰拋入大海，但負責焚屍的三文字、飛田和市川並未將骨灰全部裝入箱子，讓美軍帶走。三文字、飛田和市川來到鬆井石根修建的興亞觀音寺，並交給伊丹夫婦剩餘部分骨灰，伊丹夫婦將其祕密保管起來。10年後建起了堂堂正正的“七士之碑”，由首相吉田茂題寫碑名。東條英機靈位被供奉在日本靖國神社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