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是咋來的。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是件難度係數很高的事情，德、意的事情好說，是因爲這兩個故事的前半段幾乎等同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個人發家史——一個狂人忽悠了一羣人，進而忽悠一個國家。但對於他們的東方同夥日本來說，似乎很難找出一個具體的人來“堪此大任”。可能很多讀者會說，臭名昭著的東條英機不是跟前面那倆人齊名嗎？找他不是正合適？也好，本篇就從他寫起，去看看日本軍國主義的另一面。
選個庸人當罪魁
說來有意思，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東條英機似乎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總代表，但在日本右翼內部的圈子裏，他卻是個阿斗級的人物，根本“不配”享有頭號戰犯的“殊榮”。
東條英機，1915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1937年3月出任關東軍參謀長，1940年7月任陸軍大臣，1941年10月任日本首相，任內參與策劃珍珠港事件，同時發動太平洋戰爭，並因此成爲二戰後東京審判中被美國人選定的首席戰犯。
2005年，日本戰敗60週年之際，日本右翼的旗幟性人物石原慎太郎發表“紀念文章”，要求將東條英機移出靖國神社。當然，石原這麼說不是他良心發現，而是覺得東條“死沒死相”，有辱“皇國”尊嚴：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面對美軍的逮捕，身爲首席戰犯的東條英機曾在慌亂中掏槍自殺。然而，東條挑了一支很難打死人的柯爾特袖珍手槍，身爲軍人的他竟然沒打中自己的心臟，結果前來逮捕他的美軍士兵看到的是一個正疼得在地上打滾、啼哭嚎啕的小老頭。這一幕讓一心想抓個與希特勒齊名的大boss的美國人很失望，當時就吐槽說：“大將怎麼就這德行，搞錯了吧？”
東條英機在勇氣上不符合日本右翼的“武士道”精神，智商又如何呢？也不咋地。他的大學校友兼同僚、曾經策劃了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曾經在戰後受審時十分辛辣地損他：“(東條)頂多能當上等兵。能管好倉庫裏的二十挺機槍，但多於20挺就很難說了……東條能不厭其煩地把所有東西全部記在筆記本上，但如何運用這些筆記就超出他的能力範圍。”總而言之，他就是個庸人。
日本首相扒垃圾
當然，好歹是當過一任日本首相的人，要說東條英機沒一點過人之處也不對。但攤開東條的生平一看，此人身上唯一值得一說的“優點”，是所有日本人都多少有點的那種性格——死板。
有關東條英機的行跡有許多小段子。比如東條走到哪裏都必備一個“手帳”(小筆記本)，將一切看到的、想到的東西都記在上面(很多日本人至今仍有此習慣)。晚上再將筆記分類，梳理出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哪些事情已經結束，何事需要向上級彙報、何事需要向下級訓示。據說東條英機在外駐軍時，甚至曾經把給妻子的家信都認真地進行了編號，以防止丟失、方便管理。
這種搞笑的死板氣質，在東條榮升首相後變本加厲。面對日本二戰後期資源緊缺的困局，東條英機曾經提出過一個“贅沢大敵”(反對奢侈)的口號，號召日本人民“勒緊褲腰帶搞侵略”。爲了監督該運動的執行，首相大人不辭勞苦，經常下班後跑到居民區去扒垃圾箱，以便抽查是否有人吃肉違反了規定。
當出身畫家的希特勒聽瓦格納音樂思考自己民族的“優越論”時，他的東方齊名者卻奮戰在垃圾堆裏尋找蝦米皮和魚骨頭，要硬說這二位是同一類人，恐怕誰都不信。像東條這樣一個死板的人，可能會成爲某種罪惡最忠實的執行者，但若說他能憑空創造出某種罪惡，實在是有點“擡舉”他。
在這一點上，主持戰後審判的美國人始終沒搞明白。在東京審判中，美國檢方一直堅持將東條想象成一個希特勒式的人物，認爲贊成其觀點的就是法西斯分子，而如果反對其觀點，那就是“反戰人士”。這導致跟東條英機交惡的日軍軍官基本都逃過一劫。後來連石原莞爾對這一甄別制度都看不下去了，禁不住吐槽說：“東條是沒有自己的意見的人，和沒有意見的人怎麼可能發生意見對立？”
美國人顯然聽不懂石原莞爾的話，一個國家，怎麼可能將自己的國運託付給一個“沒有自己意見的人”呢？更何況，這個“沒有自己意見的人”居然還替日本做了史上最大的一個決定——向比其強大數倍的美國開戰，帶領這個國家走向了毀滅？
首席戰犯也拼爹
東條英機能以如此平庸的資質榮膺首席戰犯的“大任”，很大程度上因爲他爹悉心培養的結果。說得時尚點，東條英機是個拼爹的人。
東條英機的老爹叫東條英教，這個名字對於中國人來說也許十分陌生，但他在日本陸軍史上很出名，而且出名的方式相當奇特——是考試考出來的。此人是日本陸軍大學首屆畢業生中成績第一名(日語簡稱“陸大一期首席”)。這個名頭在咱中國人看來似乎也沒啥，尊你一聲“學霸”也就完了，但放在日本當時環境下，卻是另外一種感覺。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很捨得在軍隊建設上使用頂尖人才——當中國人還在信奉着“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民諺時，日本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完備而又嚴格的軍事人才選拔制度，天資聰穎的孩子往往從小就被選拔出來，一路過關斬將，經歷陸軍幼校、陸軍士官學校，最終考入日本陸軍大學。在這所已經精英雲集的學校裏，日本人還要進行再選拔，畢業成績前六名的學生可獲得天皇御賜配刀，因此也叫“軍刀組”，首席畢業生更是享有在天皇面前演講的殊榮。東條英機他老爹就是全日本第一個享此殊榮的人。
遺憾的是，東條英教這個人讀書雖然好，卻像如今不少大學的高材生一樣眼高手低，還處處受到當時軍界權勢熏天的“長洲藩”勢力的排擠和打壓，軍旅生涯一直不得志，早早以中將軍銜退居預備役，於是不得不把畢生未酬的壯志寄託在他兒子身上。更遺憾的是，東條英教的高智商似乎沒有遺傳到兒子身上，東條英機整整考了三次才被陸軍大學錄取——據說還是看在他爹當年首席畢業生的份上，校方拉不下面子才破格的。
這樣一個爹和這樣一個兒子的關係當然可想而知。東條英機被硬生生教導成了一個呆板、生硬的複製品，他的頭腦中已經塞滿了他父親未竟的迷夢。按理說這樣一個死板的人在健全的社會不太可能有大出息，但東條英機偏偏走了狗屎運。
“精英們”綁架國家
以“軍刀組”爲核心的日本陸大畢業生們，雖然是全日本捧着的精英，卻有個軟肋。這幫人從小就生長在軍校的封閉環境中，普通的民衆在想什麼，政治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根本就搞不清楚，也壓根就沒想搞清。對於他們來說，唯一的邏輯是落後就要捱打，強權即是真理。
當然，這套理論在19世紀末還是蠻吃得開的，畢竟那會兒世界上講的就是“拳頭大的是哥哥”的硬道理。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道就變了。1921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日本的軍費爲七億三千萬日元，1930年則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
但是，面對“偃武修文”的大好形勢，有一幫人跳出來高聲反對，領頭者就是那幫陸軍大學的畢業生。當時的日本軍人日子確實不好過，經濟大蕭條，大裁軍，一個接着一個。最好的學生不報考軍校了，軍人下館子吃飯不給打折了，甚至連坐公交車還得見個人就讓座。
這讓當年的天之驕子們很是受不了，他們痛定思痛之後，決定閉起眼，繼續按着當年弱肉強食的遊戲規則玩下去。
於是，以陸大畢業生爲核心的右翼軍官社團成堆地冒了出來，什麼櫻會、一夕會。名字聽起來挺藝術範兒，但會上嘮的嗑其實都比較無聊。大家把在陸大學過的那套陳舊思路拿出來，對着已經變換的國際形勢瞎分析一通。而這時東條英機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雖然他腦子笨，但筆記記得好啊。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下進行推演，最蠢的那個人往往會走得最遠，因爲他總是最後才發現自己錯了。東條英機就這麼隨着他的團體，在荒謬的堅持中一步步攫取了日本的核心權力，並把這個國家拖入了戰爭深淵。
有關東條英機“上位”的臨門一腳非常有戲劇性。1941年7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近衛內閣召開最後一次會議，主題是討論面對美國的最後通牒，到底是懸崖勒馬還是硬着頭皮開戰。據說，當時會場上曾出現過長達數分鐘之久的冷場——所有人都知道對美宣戰是找死，但說投降又不敢擔責任。
在令人尷尬的冷場中，大家看到已經擔任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站起身來，慢慢掏出他那個招牌式的小筆記本，抑揚頓挫朗誦起了“皇國至此已無退路，陸軍已下定決心奮戰到底”。這次朗誦，坐實了東條英機的戰犯地位，註定了舊日本的滅亡。
後來日本學者考證說，這稿子其實是東條的參謀們事先準備的，根本就沒考慮到當天會議上要做如此重要的決斷，只是想照例喊一下口號。
但不管怎麼說，時任首相的近衛文磨頓時瞭然——頂缸的總算來了。於是數月後，近衛內閣總辭職，東條英機成爲首相，又過了數月，日本空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打響。
東條英機的故事，對於日本和遭其荼毒的鄰國來說都是一個悲劇，更是一個寓言——起初，國家把命運託付給了一羣精英。後來，這羣精英爲自己的私利綁架了整個國家，他們選出了一個“沒主意”的庸人來代表自己。最終，這個庸人的盲動引來了一場潑天大禍。這聽起來很荒唐，但通向它的邏輯鏈條卻如此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