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登勤是山東省魚臺縣谷亭供銷社退休職工，國家特一級攝影師，魚臺縣第二、三、四、五屆政協委員。1941年，6歲的康登勤跟着父母從山東老家逃荒到了東北哈爾濱，在那裏一直生活到全國解放後才返回山東老家。康登勤一家曾住在日軍兵營附近，當他和小朋友在日軍兵營前玩耍時，親眼目睹了日軍投降的歷史性一幕。
日本孩子在學校裏仗勢欺人
我叫康登勤，出生於1935年2月，家在山東省金鄉縣化雨鎮袁集村。1941年，我6歲，家裏生活十分困難，父親康於林就攜家帶口去關外謀生。一大家十多口人經過20多天的奔波，終於趕到了哈爾濱，找到了已在哈爾濱生活多年的康登玉。康登玉當時在日本人辦的康德火磨(麪粉廠)和日軍老巴鐸糧庫幹苦力，經他介紹，我父親和幾個本家也都跟着幹起了苦力活。
幹苦力活的收入很低，只能勉強填飽肚子，我的父親每天都要扛着200斤重的糧袋，從車上運到倉庫裏去。由於乾的活太重，我父親落下了病根，後來經常吐血，1947年就去世了，當時年僅34歲。父親不想讓我長大後也像他一樣做苦力，就想送我去上學，後來託人送進了一所官辦學校，老百姓俗稱爲“洋學”，不用交學費。當時的洋學是僞滿洲國政府辦的官辦學校，實際上受日本人控制，學生平時學漢語和日語，學校的教師絕大部分是中國人，也有少部分是日本人。我們班裏有50多個學生，其中40多名學生是日本孩子，都是日本關東軍軍官的子弟。班裏的日本孩子仗着自己的家長是日軍軍官，經常欺負我們。
1944年秋天，一天下午放學後，我和鄰居金小田等四五個中國孩子一起結伴回家，這時有六七個上三四年級的日本孩子從我們身邊經過，他們故意挑釁，還動手打我們，我們幾個中國孩子就和他們扭打在了一起。這幾個日本孩子平時嬌生慣養，打架不是我們的對手，被我們打得哭爹叫娘。幾個日本孩子把這件事告到了學校，說我們欺負他們。老師爲了討好日本人，逼着我們寫檢查，並對我們進行體罰，用竹板打我們的左手手心。大約過了七八天，我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又和那幾個日本孩子相遇了。幾個日本孩子知道我們受到了老師的體罰，就幸災樂禍地嘲笑我們，還罵我們，我們都很生氣，就上去把他們幾個按倒在地上一頓狠揍，打得他們頭破血流。我們打架的地方就在南崗區的一個日軍軍營的門口，這個日軍軍營比較大，駐有大量日軍，當地老百姓都叫它“大兵營”，聽大人說裏面駐紮有好幾千名日軍。軍營外面是一圈鐵蒺藜圍成的鐵絲網，裏面是很大的操場，平時經常有幾十人一夥的日本兵在裏面操練。
親眼目睹日本鬼子投降
以後我們才知道，我們痛打的日本孩子中，有幾個孩子的家長是日本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學校爲了討好日軍，就把我們幾個都開除了。我父親不甘心讓我就此輟學，只好找到一傢俬學，每月交15塊錢的學費，又讓我上了大約半年的學。後來實在交不起學費，只好輟學了。就這樣又過了大約半年的時間，日軍投降了。
雖然事情已經過去近70年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日軍投降那天我看到的情景，以後看有關資料才知道，那一天應該是1945年8月15日。當天上午11點左右，我和幾個小朋友在南崗區日軍大兵營的外面，透過大兵營的鐵絲網看裏面操場上的日軍訓練。當時在操場上訓練的日本兵一隊隊的，至少有好幾百人。突然，大兵營裏響起了警報聲，警報聲響過後，就看見日本兵停止了訓練，有軍官上前對他們說了一陣日語，接着就看到日本兵們把步槍刺刀朝上，槍托朝下，十幾只步槍豎着堆在一起放在了操場上。接着，讓我們感到更震驚的一幕出現了：日本兵們統一把頭上的帽子倒了過來，帽檐朝後，帽子的飄帶往前，接着全部把雙手舉起來，集合在一起聽軍官講話。我們看到這些都感到很奇怪。這時到中午了，我們就各自回家吃飯去了。回家的路上，我就聽到大人們在興奮地議論：“聽說了嗎？小日本投降了！”“這下好了，鬼子完了！”“日本鬼子完蛋了，我們今後不再是亡國奴了。”這時，我們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蘇聯紅軍開着軍艦來了
後來有一天，剛吃過早飯，我就聽到鄰居們議論，說蘇聯紅軍開着軍艦來了，許多人就跑着到松花江邊去看，我和金小田等小朋友也跟着人羣往江邊跑。到了江堤上，只見江裏密密麻麻的到處都是船，有大軍艦，也有稍小些的鐵船，一眼望不到邊，船上面站着很多挎着衝鋒槍的蘇聯紅軍。當時江邊到處都是圍觀的人羣，有不少人舉着小旗，喊着“歡迎蘇聯紅軍”的口號，那場面比過年時還要熱鬧。蘇聯紅軍隨後列隊進入日軍大兵營，接收了大兵營。
那時候，我和小朋友們經常到大兵營門口去玩，就看到很多日本兵老老實實地站在操場上，聽蘇聯軍官訓話。原先很多不住在大兵營裏面的日本商人和僑民，也都被蘇聯紅軍集中到了大兵營裏。以後的幾個月，我們明顯能感覺到社會上很亂，經常能聽到槍聲。蘇聯紅軍中有很多士兵軍紀很壞，經常買東西不給錢。還有很多蘇聯兵公開在大街上搶東西，遇到反抗就開槍打。可讓人感到意外的是，蘇聯紅軍的軍紀還很嚴。我就親眼看到過有好幾次，有蘇聯兵在街上搶東西，正好後面有蘇聯軍官走了過來，被搶的老百姓就趕緊向他們反映蘇聯兵搶劫的事，蘇聯軍官聽完後二話不說，掏出手槍就把搶劫的蘇聯兵槍斃了。我們看了後都嚇得心驚肉跳，同時也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蘇聯紅軍的軍紀這麼嚴，怎麼有些當兵的軍紀會這麼壞？
幾十年後我在報刊上看到伍修權、呂清等人的回憶文章才知道，原來蘇聯紅軍在與德軍的激烈戰鬥中大量死傷，造成兵員補充不足，戰爭後期將許多刑事犯補充到軍隊裏。八路軍東北松花江軍區司令員盧冬生就因制止蘇軍士兵攔路搶劫，而被蘇軍士兵打死。八路軍軍區司令員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遭遇更可想而知。這種混亂的情況一直持續了好幾個月，一些壞人也趁機進行偷搶。有人趁混亂把日軍大兵營的樓房拆了，把樓房的木料拆掉運走了。蘇軍還把很多工廠的機器設備拆卸下來，用火車一車車地運往蘇聯。平房區有個日本的倉庫，倉庫很大，裏面存放有糧、油、布匹等大量物資，也被人燒了，光是倉庫的大火就連着燒了很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