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青史成灰。每當人們回首已經跨越時空的樁樁件件的往事時，常常不禁發出如此感慨。
當然，也有這樣的人，就是他的那副遺骸已經被燒成灰，他的後代、他的鄉親們也不願意讓這個人的歷史“檣櫓間灰飛煙滅”，或者是著書立傳，或者是樹碑銘志，總而言之，千方百計要把他的歷史傳播下去。走進日本兵庫縣佐用町三日月村，在明光寺內看見一座“顯彰碑”的時候，我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座立於1965年的“顯彰碑”，紀念的是從這個村莊裏走出的一個日本軍人。稍微熟悉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的人，對這個人物都不會生疏。他，名字叫“河本大作”
我看到嶙峋的“顯彰碑”上嵌刻着這樣一行文字：“作爲戰犯在收容所病死”。立碑者的署名是“故鄉有志者一同”。顯然，這些立碑者，知道河本大作在中國曾經被認定爲戰犯，他們所說的“收容所”，在中國叫做“太原戰犯管理所”。但是，他們揣着明白裝糊塗，就是要爲這樣一個出自家鄉的“戰犯”樹立碑石，因爲河本大作在他們心目中是家鄉的“英雄”！這，就是不同的歷史觀，就是中日兩國恐怕永遠難以拆解和化解的歷史怨結。
說到河本大作，我就會想到日本有關他的兩本傳記。一本是平野零兒寫的《滿洲的陰謀者 河本大作命運的足跡》（日本自由國民社出版，1959年），一本是相良俊輔寫的《降落在滿洲原野的紅色夕陽 鬼才河本大作的生涯》（日本光人社出版，1985年）。儘管這兩本傳記對河本大作的描寫各有側重，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在傳記中指出：河本大作是1928年在中國“炸死張作霖事件的首謀者”。今天看來，這起事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暴恐襲擊事件，而是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九一八事變”的先聲，是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七七事變”的鋪墊。因此，我可以準確地說，河本大作是日本現代史上侵華戰爭的萬惡的肇始者之一！
仇視中國的童年
簡單說來，河本大作是1883年（明治16年）1月24日出生在兵庫縣佐用町（當年稱爲“佐用郡”）三日月村的，他的老爸是一個地主。木村武雄在《戴高樂、毛澤東、河本大作》（日本講談社出版，1972年）一書中這樣講述：“1894年，正是大作初小畢業進入高小的時候。那一年，日清戰爭（中國稱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勝利的捷報不斷傳來。受此影響，大作和小夥伴越來越喜歡戰爭遊戲。以前，他玩遊戲的時候，常常出手傷害小夥伴。回家後總會被父母臭揍一頓。現在，父母好像也理解這個時代了，對大作把小夥伴打傷的事情不再處罰。當時，大作最喜歡讀《少年世界》雜誌，對刊載在上面的日清戰爭的豪傑鬆崎大尉、樋口大尉、山路獨眼龍等極爲欽佩，立志要做這樣的英雄。”讀到這裏，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河本大作成年後敢於在中國東北暗殺相當於當時中國國家元首的大帥張作霖，應該與他童年時被洗腦是有關的。他幼小的心靈中，早已經埋下一顆蔑視中國的種子！
河本大作後來沒有在家鄉拼爹！高校小學畢業以後，背上行裝走出鄉村，先後上了大阪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以及位於東京的中央幼年學校。值得一提的是，河本大作從中央幼年學校畢業的時候，學習成績處於中下等，那一屆有235名畢業生，他的成績位居第137。不過，明治天皇出席了這屆學生的畢業典禮。這讓河本大作興奮不已。
那一屆畢業生都侵華
1903年（明治36年）11月30，河本大作又作爲陸軍士官學校的第15期畢業生走出校門。這一次，學校有414名畢業生，河本大作的成績位居第82。看起來，比以前用功了一些。讓他難以忘懷的是，明治天皇也出席了這屆學生的畢業典禮。這是他第二次見到天皇了。注意啊，不要小看這第15期畢業生，正如魏風華在《抗日戰爭的細節》（中國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指出的那樣，“這是具有分水嶺標誌的一期。從此期到25期，出來的都是日本侵華的中堅分子。”
畢業之後的第二年，河本大作就參加了1904年的日俄戰爭。與他在陸軍士官學校同期的同學、“軍神”乃木希典的二兒子乃木保典在這場戰爭中被打死了。身爲第37聯隊第1中隊小隊長的河本大作算是命大的，出師未捷先受傷，在戰場上只落得一個右大腿被彈片擦傷、右肺被子彈擊穿的“重傷”。如果他與乃木保典當時一起在戰場上戰死，他也就不會有後來暴恐炸死張作霖事件“首謀者”的稱呼了。需要讓我們讀者記住的是：河本大作受傷的這場戰役，是在中國東北瀋陽城外打的。也就是說，少年時代就蔑視中國的河本大作，青年時代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俄羅斯老毛子。他對中國會是什麼樣的情感，不說也罷。
河本大作作爲傷病員被送回到大阪陸軍病院。這一路上，白衣天使精心護理他。後來，他說自己對女人的愛，就是被護士點燃的。當他給老家打電報要錢要和玩一把的時候，家裏以爲他已經在瀋陽戰中死去，正準備墓地呢。
話說回來，或許是對這種重傷的安撫吧，10年後，也就是1914年，河本大作作爲日本陸軍大學校第26期的畢業生進入到日本陸軍的軍官序列。當時的成績位居第24位。
“炸死張作霖事件”的話外題
正如川田稔在《昭和陸軍全史》（日本講談社出門，2014年）所說，1928年（昭和3年）6月4日，震驚中外的暴恐炸死張作霖事件發生以後，日本新聞媒體神祕地將其稱爲“滿洲某重大事件”，指出“張作霖不堪蔣介石的北伐壓力從北京返回滿洲”，“很有可能在途中是被中國國民黨的便衣隊炸死的。”其實，許多日本記者很早以前就知道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正在預謀暗殺張作霖。但是，知道歸知道。按照行業潛規則，一個記者能夠寫出來的事情常常是他知道事情的十分之一。就是知道，也不能說，還要繼續裝傻充愣，或者睜着眼睛說瞎話，或者乾脆嫁禍於人。這是日本媒體在日本侵華戰爭的一貫手法。因此，今天閱讀日本媒體有關當年侵華戰爭的報道時，不得不進行分辨啊！
對此，還值得引述的是大畑篤四郎在《簡明日本外交史》（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2009年）中的一段論述：“根據原計劃，本來關東軍打算將這次事件嫁禍於中國，並以此爲藉口向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但是計劃敗露，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很快就知道這起事件由日本方面策劃。中國國內民衆對日本的感情急劇惡化，事態發展與關東軍的希望恰恰相反。”這種“嫁禍於人”的手法，在日本侵華戰爭中也是屢見不鮮的。而森山康平在《滿州帝國50個謎》（日本商業社出版，2012年）一書中則指出：“當時，軍隊和政府高層人士都知道這是關東軍做的事情，但他們隱瞞了事實的真相。日本國民則是從1945年戰後東京審判上才瞭解到這起事件的真相。”這樣說來，至少在“暴恐炸死張作霖事件”上，日本老百姓整整被欺騙了17年！
我還看到桃井四六寫的《昭和?平成日本的暴恐事件史》（日本寶島社出版，2004年），裏面收錄了河本大作在這起事件發生前幾個月給東京朋友的一封信，信中寫道：“讓一兩個張作霖橫屍街頭也不會影響什麼吧。下次，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我現在只希望滿蒙能夠降下血雨。”由此可見，殺死張作霖，已經是河本大作內心中醞釀已久的事情了。事實上，當時日本在中國的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也已經下達“內部命令”，讓竹入義晴中佐安排“支那駐屯軍”來做“抹殺”張作霖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竹入義晴把這個“內部命令”泄密告訴給心腹河本大作了，反正後來是河本大作首先行動起來。這裏面不僅有泄密行爲，更有越權行爲、貪功搶功行爲！這樣的軍隊不鬧事，什麼樣的軍隊鬧事？！
關於張作霖張大帥是如何被炸死的，我這裏不準備多講了。不是因爲許多人都講過了，而是要放到其他操作實施的人物身上去講。要說的是這件事情連累了包括當時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內的許多人。特別是這個田中義一，就此問題向裕仁天皇上奏時，兩次居然說法不一，一次是說此事如果與關東軍有關就應該嚴厲懲處他們，另一次則是遭受到軍方壓力以後閃爍其詞隱瞞事實。這下，惹惱了裕仁天皇，感覺他拿着天皇不當幹部，就讓整個田中義一內閣統統下崗 內閣總辭職。
不過，也有很多人暗中通過各種渠道、各種關係保護河本大作。通常，做出這類越權指揮的人是會被送上軍法會議遭到軍事審判的，說不好還會像後來參與1936年“二 二六兵變”的那撥官兵一樣捱上槍子。河本大作則是被重重拿起、輕輕放下。河本大作在《我殺了張作霖》（刊載於日本《文藝春秋》月刊，1954年12月）的一文中寫道：“昭和4年（1929年）7月，我被貶到金澤，當了第9師團司令部的隨員。同年8月，受停職處分而退出了軍職。於是投靠舊伏見連隊時代的親戚，決定臨時客寓在京都伏見深草，表示一心閉門思過。在這種閉門思過的生活中，我抓住了仔細的沉思的時機。社會上傾向於自由主義的風氣很盛，對武力解決滿蒙問題，全力進行非難攻擊，在極端的議論者中，甚至有主張 滿蒙放棄論 的外交官。 我爲了責己和反省，虛心深刻而有力地把握時代的脈搏，進行了努力與鑽研，我曾求教於許多京都帝國大學的權威學者，還連日到京都帝國大學的圖書館廣泛涉獵了政治經濟學的書籍。”對於陸軍省這樣的“處罰”，不知道那個同樣在侵華戰爭中成名的陸軍大將鬆井石根爲什麼一直耿耿於懷，直到最後都要求嚴厲懲罰“炸死張作霖事件”的“首謀者”河本大作。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日本每日新聞社出版，1974年）中指出：“對有關人員作輕微處分，表明軍部中央已無力控制駐外機關，爲此後默認軍部駐外機關獨斷獨行留下了先例。”或許，鬆井石根也擔心軍權分散吧。
膽小鬼留守山西成爲戰犯
到了1932年，河本大作正式“軍轉民”，開始出任日本的“國策公司” “滿鐵”的理事。1934年擔任滿洲煤礦公司理事長。有人說這是關東軍讓河本大作一個人承擔起“張作霖炸死事件”責任後對他的一種補償性獎賞。1942年，在第一軍參謀長花谷正的斡旋下，河本大作出任日本在中國的另一家“國策公司” 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
1945年，日本戰敗。山西產業株式會社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改名爲“西北實業建設公司”。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按照中國民國政府的指示，河本大作作爲這家公司的“總顧問”，留下來繼續運營這家公司。不用說，這是經過當時在山西掌政的“山西王”閻錫山同意的。
戰前在這家公司工作的日本民間人士，戰後有半數很快地回國了。但是，還有半數享受着戰前的待遇留了下來。他們加上家屬大約有1200多人。從表面上看，他們是聽從了河本大作的勸說，很仗義地留了下來。其實，他們知道，那個時候回到日本，真要過一種“飢寒交迫，食不果腹”的日子了。
接下來，河本大作擔任了“日僑俱樂部委員長”，他和在太原的日本人一起，與閻錫山的中國國民黨的山西軍共同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太原，河本大作成爲俘虜，作爲戰犯被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
值得提及的是，河本大作在接受訊問期間，真的是大大地狡猾。他一邊被迫接受勞動改造 每天糊火柴盒，一邊經常兜圈子，拒絕交代實質性罪行，對自己和家裏的女傭人以及女傭人的親閨女同居的事情津津樂道。這類牀上的“八卦”事情，並不是中方後來組建的“山西省調查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罪行聯合辦公室”所需要的，也就經常被阻止敘述。
河本大作還經常說謊。當審問人員問他：“1949年4月20日，太原機場有最後一班飛機起飛，你爲什麼不逃跑呢？”他狡辯說：“我當年在日本駐朝鮮公使館當武官時，岸信介就是我手下的僱員。如今，岸信介當了日本首相，我怎麼有臉回國作岸信介的臣民。”後來，河本大作才承認：沒有逃離山西回國的真正原因，是“擔心被美軍關入牢房”。原來，他是一個膽小鬼！
最後，河本大作還是交代了自己的一些主要罪行，並且說：“我輸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窮兵黷武政策輸了，天皇的大陸政策以及發動的 聖戰 徹底輸了。我們給自己挖掘了墳墓，我認罪，罪有應得。我願在認罪供詞上簽字劃押。” 他一次又一次當着大家的面，懊喪地跪在地上叩頭，爲自己的罪行懺悔，謝罪道歉，請求中國人民寬恕。
“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或許是應驗了中國這句古話，1955年8月25日，虛歲73歲的河本大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病死。據記載，直到河本大作病死之前，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一起被關押的日本人都罵他：“就是因爲你，我們才落得這麼一個下場！”
1955年12月18日日本《朝日新聞》的晚報報道，當天，河本的遺骨與新中國政府遣返的第12批日僑一起乘坐“興安丸”回到位於京都的舞鶴港。也算是葉落歸根了！
1956年1月31日，河本大作的葬禮在東京青山火葬場舉行。大批的舊陸軍官兵和僞滿洲國的相關者出席。保阪正康在《昭和陸軍的研究》（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 2006年）特別指出，致悼詞的就是那位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憑藉裝瘋而逃脫戰犯懲罰的大川周明，他作爲友人代表神志清醒地評價說，河本大作“身心具有不可思議的柔軟與強韌，他伸屈自如決不折服，做事小心但又大膽，縝密思慮，周到準備，斷然執行。”後來，河本大作的骨灰一分爲三，一部分埋在東京郊外多摩墓地附近的東鄉寺院內，一部分埋在老家三日月町的明光寺院內，一部分埋在高野山麓。
《歷史羣像系列 滿洲帝國》（日本學習研究社出版）一書介紹河本大作的故鄉出版了一本《三日月町史》，編纂者認爲河本大作的“報國至誠以及果斷決行應該永遠地被記錄下來。”正以爲這樣，1965年，他們纔在河本大作家旁邊的一座寺廟 明光寺裏面，給這個戰犯建立一塊“顯彰碑”。
在我看來，這個“顯彰碑”，正是河本大作一生侵略中國的可恥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