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東北軍閥張作霖從關內返回奉天，途經皇姑屯時座車遭預設炸藥的襲擊，張作霖身亡。可以說，正是皇姑屯事件，以及諸多從此衍生出來問題，最終導致了日本的侵華戰爭(從1931年到1945年，即日本史料中的“十五年戰爭”)。
皇姑屯事件，可以說中日歷史上最爲弔詭的事件。其脈絡痕跡，至今語焉不詳，不僅是在中國，在日本史學界曾經全面檢討侵華戰爭中陸軍所爲的背景下，似乎依然如此。這纔是最令人詭異的問題。
所謂皇姑屯事件之詭異，不是在於事件的過程。皇姑屯事件的過程，中日史學界難得非常一致的指認，策劃人是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直接埋設的炸藥的是獨立守備隊中隊長東宮鐵男大尉。這是除了眼下某些無聊的“良歷青”，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吧。而且即便當時，日本政界也立即辨認清楚皇姑屯事件中關東軍的痕跡，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在事件發生後立即表示“這太可疑了，雖然不能對外界講，元兇一定是陸軍那幫傢伙”(《原田日記》第一卷第三頁)，而時任首相的田中義一也立即明白是關東軍所爲，派憲兵司令官峯負責調查此案，並在12月24日上奏天皇，保證“嚴肅處理”。也就是說，即便是1928年的當時，即便是在日本，刺殺張作霖是日本軍人，具體說是關東軍軍人所爲都沒有疑問，那麼爲什麼皇姑屯事件會成爲中日曆史上最語焉不詳，最爲弔詭的事件呢?
今天，我們說到皇姑屯事件，往往會說，這是因爲“北洋軍閥也愛國，不願意受日本操控。日本鬼子狗急跳牆，刺殺了張作霖”。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下文再敘，倒是日方史學界的解釋更爲搞笑：關東軍本來就沒有指望過張作霖，倒是對他的兒子張學良有所期待(馬場伸也《走向滿洲事變的道路》)-----言下之意，就是河本大作認爲，殺了張作霖，張學良就會成爲關東軍的好傀儡。難道從甲午戰爭以來已經三十多年，日本人居然不知道在中國“不孝”是大罪，“殺父之仇”不報是爲世人所恥笑的嗎?河本大作有這種想法，或者說他純粹就是一個政治白癡，還是別有隱情呢?
衆所周知，1928年國民政府正在北伐，節節順利;張作霖敗退平津，而日本方面則要求張作霖退守奉天，“調解南北爭議”，而當時日本執政的田中義一及其側近鈴木貞一，森恪(後二人爲史學界認爲《田中奏摺》的真正作者)正鼓吹“滿蒙非中國”，通過“調停南北軍”，打算實施將滿洲領土和中國隔離開，通過軍閥的傀儡統治而實現將滿洲成爲日本勢力範圍的方針。就在這時，發生了皇姑屯事件，從而導致半年後東北易幟(12月29日)，中國民國統一，田中內閣的外交政策全面破產，而田中義一因無法處置軍方“獨走”而遭到日本天皇訓斥下臺(當年日本裕仁天皇不是戰後某些人描述的不管事的“傀儡”)，不久去世(1929年9月)。也就是說，皇姑屯事件，徹底破壞了日本政界的政策，不僅造成東北軍的困難，對於國民政府當時也並非有利事件(這點後面詳述)。日方居然導致自己的敵人聯合起來，簡直就是一件極其無聊的豬頭事件。
最近研究日本右翼的發展史。瞭解到了一些頗爲驚人的事情，或許能說清楚皇姑屯事件爲何發生，爲何在這個事件，這個節骨眼上發生這樣奇怪的事件呢?
日本歷史學家崛幸雄，爲了描述在《日本戰前國家主義運動史》一書“滿洲事變”節下，列出這麼一張年表。我抄錄於下：
1926-4-21 張作霖和吳佩孚組織聯合政府(張作霖進入北京)
1926-7-9 蔣介石開始北伐
1927-2-17 幣原外相在貴族院闡述不干涉中國內政原則(giga子按：日方的此時“中國”概念，一般不包括東北即“滿洲”)
1927-3-24 南京事件
1927-4-20 田中義一內閣成立
1927-5-24 (日本)內閣決定第一次出兵山東
1927-6-1 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出任安國軍大元帥
1927-6-27 東方會議開始舉行(giga按：日本外務省和軍部高官開會，商討《對華政策要綱》，要點就是確立“日本在東三省的特殊地位”)
1927-8-13 蔣介石宣佈下野
1927-10-15 山本條太郎(滿鐵社長)和張作霖簽訂密約
1928-1-1 蔣介石復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1928-2-20 日本第一次普選，民政黨大勝
1928-4-9 (國民政府)宣佈北伐
1928-4-19 (日本)內閣宣佈第二次出兵山東
1928-5-3 濟南事件
1928-5-18 日本宣佈維護滿洲治安。日本公使謙澤芳吉“建議”(本引號爲giga加)張作霖返回東三省
1928-6-4 張作霖返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1928-7-7 國民政府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通告廢除日中通商條約
上述年表大致可以反映出當時中日雙方政局的變化，當然，崛的年表中並未加入“青山會議”(可能在他看來，此次會議和他所要描述的滿洲事變和日本右翼國家主義運動關係不大之故吧)。
如果加入如下條目，
1927-11-5 蔣介石和田中義一在青山會晤，根據現存史料分析雙方可能存在“箱根密約”
如此一來，當時中日雙方在北伐問題上的博弈，giga子大致歸納如下：
蔣介石第一次北伐受阻於南京事件，清黨問題(4.12)和日本政府出兵山東(也就是說不準北伐軍繼續北伐)。1927年8月下野後蔣介石東渡日本，和剛剛擔任日本首相的軍界要人田中義一等協商，達成日方不干擾國民政府北伐，國民政府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權(即不出兵東北)的“箱根密約”。這點是和田中等人的“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匹配。
而日本方面田中義一成爲日本首相，通過“東方會議”形勢首次將日本在東北之特權正式提出。並通過第一次出兵山東阻止國民政府北伐，從而迫使蔣介石以日本在東北的特權來換取日本對於國民政府北伐的“默許”。應當說從日方看來，是一次成功的外交。
而且，田中內閣，除了第二次出兵山東(嚴格說第二次出兵山東不是爲了阻止北伐，而是爲了阻止有“過激”傾向的國民軍佔據山東，從而確保山東將由和田中有協議的國民革命軍佔領)，的確嚴守了田中-蔣介石約定。當北伐軍和奉軍在關內(平津)激戰期間，日本藉口“調停南北”，一再要求張作霖撤兵東北，5月18日，日方提出《關於維護滿洲治安措施案》，即中國軍隊進入東北的將一律解除武裝以“維護治安”，藉口是“戰亂擴大至京津地區，將禍亂滿洲。爲了維護滿洲治安，帝國政府將不得不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甚至一度準備出兵錦州，但是被外務省和參謀總長鈴木莊六阻止。
以此，可以看出田中內閣對於北伐後期張作霖的處置是“強迫其退往奉天，脫離和國民革命軍的接觸(當時平津地區由東北軍控制，山東一度是東北軍附庸直魯聯軍的地盤)”，這和田中義一“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的政策以及青山會議--箱根密約的外交政策是一脈相承。其特點就是將“中國”(國民政府)和“滿洲”(張作霖政府)從政治上強行分開。而1928年6月初，張作霖無法抵禦來自日本外務省和關東軍的壓力，順從其老友田中義一(田中義一和張作霖的關係非常深)的要求退出華北而返回奉天，田中-蔣介石的約定似乎就要實現時，事情突然向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發展了。
張作霖返回奉天，北伐軍打到平津地區，田中義一分隔中華爲“中國”，“滿洲”的計劃就要成功之際，忽然被人插了一槓子。這是誰幹的呢?爲什麼這麼做?又造成了什麼後果?
那個無端生出是非的混小子，大家都知道，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
說到關東軍，大家都知道那是日本著名的精銳部隊，其實當時關東軍不過指日本屯駐滿鐵的護衛部隊，人數不多，據說大約也就一萬多人吧。至於說到“高級參謀”是什麼，看過《軍國幕僚》一書的學友都知道，日軍的指揮系統中，實際上指揮軍隊的，就是這些軍銜不高“高級參謀”。
上文說到，關東軍司令村岡長太郎要求“出兵錦州”而被參謀總長鈴木莊六和外務省制止一事。即可以看出其中背後即有河本的策劃影子。前文已經說明，田中義一之所以要求張作霖退回奉天，是爲了履行“青山會議-箱館密約”精神，即將國民政府和張作霖分隔的企圖。所謂“張作霖如果不及時退回奉天，以後想回來也回不來了”云云，其實是對張作霖的訛詐，以便張接受田中內閣的要求放棄東北軍在關內的地盤。而關東軍一旦真的成兵錦州，十多萬關內奉軍無法出關，豈不是真的要逼着張作霖下不來臺嗎?
張作霖的後臺，其實也就是田中義一。1928年之際，中華大地正在展開北伐，而田中義一事實上和交戰的南北兩軍都存在“特殊利益”，可以說外交策劃是出人意料的成功。可是關東軍居然有人故意拆田中的臺，這點實在詭異的很。
其實一點也不詭異。
皇姑屯事件發生後，田中義一曾經在12月24日上奏“嚴肅處理”(即處置攪事的關東軍軍官)，接着1929年1月25日第56次議會上，民政黨議員中野正剛提出追究“滿洲某事件”(這是日本官方對於“皇姑屯事件”的說法)。遭到日本軍部的反擊，田中無法壓制陸軍的敵意，只能對於處置含糊了事(河本大作“停職”，齋藤桓參謀長和水町竹三少將“反省”，村岡長太郎司令官“待命”，處分令於1929年7月1日下達)，處分的理由是“警備的疏忽”，完全否認了關東軍涉及“某事件”的事實。1929年6月26日田中義一向天皇上奏“是南方軍隊所爲”，裕仁“首相所述不是前後不一致嗎?”(事實上，根據《昭和天皇獨白錄》，當天他甚至直接說出“你就提出辭呈吧”)。處分令下達的次日(1929年7月2日)，田中內閣總辭職，田中義一隨即垮臺。
可以看出，這個事件中，故意給田中義一，有蓄意製造事端破壞田中策劃的河本大作，有軍部中爲河本叫好，支持河本而故意給田中出難題的將官們，甚至，不得不說。關於此事，裕仁天皇也不是他自己回憶錄中寫的那麼“清白”!
皇姑屯事件後支持河本的日本軍官名單：
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畑敏四郎、山岡重厚、磯谷廉介、板垣徵四郎、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山下奉文等人，採取堅決維護河本的方針，反對以軍法或司法程序處置河本。同時也得到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及陸軍上層人物荒木貞夫、小磯國昭等參謀本部首腦的支持，形成陸軍全體結成維護河本的陣勢。
熟悉昭和軍閥史的，應當一下子就認出來這些人是誰了吧。第一批，永田鐵山，岡村寧次等人，就是二戰期間執掌日本軍政的著名的“統治派”成員，而山下奉文，荒木貞夫，則是以搞出“二二六事件”聞名的日本“皇道派”軍人，日本陸軍被稱爲“皇軍”就是這些傢伙搞出來的花樣。
田中之垮臺，是由於日本陸軍派閥鬥爭的結果。日本倒幕運動，西南諸藩中出力最重的是薩長二藩，日後由於“徵韓論”中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垮臺，陸軍中長州藩的勢力極度膨脹，出現了山縣有朋這樣執日本軍政牛耳之人物。
日本早期政府，有一種籠統的說法即是“伊山時代”(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輪流執政)--“桂圓時代”(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輪流執政)。其中山縣有朋就是長州閥的鼻祖，桂太郎就是山縣有朋的大弟子。一度間，陸軍非長州閥難以出頭，成爲一種常識。當然長州閥，尤其是山縣有朋那種跋扈的行爲，也令他人所側目----其中對山縣最討厭的，莫過於日後成爲天皇的裕仁了。
日本陸軍軍官醞釀倒長，由來已久，其中最出名的大概算是“陸軍三羽烏”，日本陸軍少壯軍官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畑敏四郎在歐洲“觀戰”，大正十年(1921年)三人在德國的巴登巴登聚首商討陸軍改革問題，根據岡村寧次的問題，他們主要討論的議題就是“長州閥壟斷陸軍人事的制度必須打破;打破日軍陸軍獨立實施統帥權的局面”
此三人回國後，組織同志，於1927年建立“二葉會”(二葉是位於東京澀谷的一家法國料理店)：成員爲陸軍士官15期至17期的畢業生：河本大作，山岡重厚(以上陸士15期);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磯谷廉介(以上陸士十六期);東條英機，渡久雄，鬆村正員(陸士十七期)(上述資料引自《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同時並且出現“櫻會”，“一夕會”這樣的組織。其矛頭均指向當時在陸軍有巨大勢力的長州閥。
以此，可以說，日本陸軍少壯派軍官，對於當時身爲長州閥的首領，成功進行外交策劃而確保“日本在東北的特殊權益”是不滿意的，與其說是對張作霖不滿，倒不如說就是對張作霖的後臺是田中義一這點不滿。所以，由倒長州閥的積極分子發動刺殺張作霖的行動，即可以破快東北“受日本保護的局面”以便實施全面佔領，更可以破壞田中義一的威信，對於長州進行最致命的打擊(田中死後，長州閥主要人物只有一個不被人看好的寺內壽一，而當時長州旁系的主要人物宇垣一成，實際上是統制派的真正創始人)。
那麼，關於東北(滿洲)問題，長州閥和陸軍少壯軍官的矛盾究竟在哪裏呢?撇開公認是言必稱“我是帝國主義者”的森恪和鈴木貞一僞造的《田中奏摺》不談。即從皇姑屯事件的前的博弈就能看出，長州閥雖然是軍閥，但是秉承當年倒幕之藩閥思維的後果，其主旨是“確保日本的特殊利益”，所以甲午戰爭期間，日本陸軍擊敗清軍主力打算攻打山海關，被藩閥出身的伊藤博文所制止。因爲從善於搞“間接統治”的藩閥而言，這種開銷不大的“委託管理”遠比直接佔領來的便宜。甲午戰爭，日本的收益達到兩億多兩銀子，要是滅了滿清帝國，誰幫它去履行“馬關條約”的割地賠款條約呢?同樣，在藩閥統治時期，日本利用中國代理人，在東北只保留了一支一萬多人的部隊，在華北只保留了一支4千人的部隊即維護了日本“在華特別利益”。而到了統制派軍人執政，其在東北居然使用了60萬軍隊，華北諸軍也達到數十萬之譜!可以說，從維護日本利益的角度看，不能說田中同時拉攏蔣介石和張作霖進行“間接施壓”的做法是一種軟弱的行爲。
而統治派通過皇姑屯事件清算了長州閥，通過“國體明證論”驅逐了政府內左翼民主勢力，通過“二二六”清除軍部內部極端右翼勢力。即走上全面侵華擴大戰爭的道理。石原莞爾發動“滿洲事變”(918事變)是爲了“關東軍直接領有滿洲”爲其《世界最終戰爭論》服務。可以這麼說，在田中內閣時代“日本在滿洲特殊權益”的思維下是難以實施的。而到了918事件之後，佔領東北使得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歡愉雀躍，最後卻導致日本走向二戰覆滅的道路。
應當說，皇姑屯事件，敲響了日本最後藩閥勢力的喪鐘，也敲響了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穩步發展圖強的喪鐘。田中義一，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無論是從私德還是其施政講，都不可能有什麼好評。但是皇姑屯事件後田中的垮臺，對於中華而言即意味着日本不斷的正面侵華行爲即將開始，對於日本而言，原子彈的第一根導火索，事實上就是獨立工兵聯隊的東宮鐵男大尉親手埋下的。也許對於此人而言，這是他唯一“名垂青史”的機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