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假如一個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會像追捕逃犯一樣將其抓回，交給主人。逃跑者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合同期滿後，大部分妓女將被送回日本。
披露日軍組織賣淫業內幕
上個世紀末，一位中國史學工作者在整理資料時，偶然發現了一個名叫阿馬利多·維斯帕的意大利間諜在30年代寫下的自述。自述詳細而真實地記錄了他在中國東北期間爲日軍做事，後來幫助中國抗日遊擊隊的曲折經歷，自述揭露了日軍統治東北時令人髮指的暴行，，這其中還包括了一個日本派7萬妓女到東北爲國家賺取軍費的故事。
遭關東軍威逼當了日本間諜阿馬利多·維斯帕是意大利阿格拉人，生於1888年。24歲時，他作爲一名記者周遊世界，足跡遍及南美、澳洲和亞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受僱於協約國，來到中國東北蒐集情報，開始了間諜生涯。一戰結束後，他進入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的特務機關，並於1924年加入中國國籍。
1932年2月的一天，一個日本軍人突然闖進維斯帕的家，聲稱關東軍特務機關頭目土肥原賢二要見他，將其強行帶走。土肥原在“九一八”事變前就與維斯帕相識，對維斯帕的情況十分了解，他覺得能讓維斯帕這樣一個老牌間諜爲日本工作，對控制東北大有好處。於是，他用威逼、恐嚇的手段迫使維斯帕就範。
一見面土肥原就說：“維斯帕先生，我不是邀請你，而是通知你，從今天起，你必須替日本工作，你的家人已經被我們控制。我的習慣是槍斃那些顯然對日本抱有惡意的人。”“九一八”事變後，維斯帕親眼目睹了日軍的殘暴，但在土肥原的威脅下，他別無選擇。
隨後，他被帶到日本關東軍情報局局長的辦公室。局長說：“日本是一個很窮的國家，我們必須設法讓中國人支付日軍佔領滿洲而花費的高額費用。爲此，日本當局已經向一些可靠的商人發放了壟斷經營權，包括在中東鐵路走私貨物、經營鴉片煙館、輸入日本妓女、開設賭局等。這些商人會向日本政府交納鉅額款項。因此，我們諜報部門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保護他們的利益。同時，我們還要用間接的手段，強迫中國人、俄國人，特別是猶太人，交出他們的大部分財產，而不讓他們知道這是日本人乾的。你的任務就是利用西方人的身份，祕密從事這一工作。”維斯帕被逼無奈，只好答應了日軍的要求。從這時起，維斯帕成了一名日本間諜。在此後近5年的時間裏，他參與和目擊了日本人乾的許多罪惡勾當。後來，他把所見所聞詳細記錄了下來。
披露日軍組織賣淫業內幕維斯帕在自述中，記錄了日本官方經營的賣淫業的盛景。
開設妓院是日本獲取高額利潤的手段之一。“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專門指使一些商人成立公司，從日本國內輸入妓女。這些公司把許多日本婦女送往中國東北，供給妓院、茶室、酒吧、舞廳和飯店。爲了擴大規模，日本許多大公司和銀行也都在這個行業裏大量投資。
在哈爾濱，輸入日本妓女的公司開設在托爾戈伐亞大街。門口由日本憲兵把守，不論國籍或人種，任何人都可以進去包租女子。那些開設大妓院的日本老闆進入時，會受到熱情接待。他們往往被領到一個豪華、漂亮的歐式房間裏，翻看大本的影集;影集上的每一名女子照片旁邊都有一段文字，標明這些女子是否是處女、高矮胖瘦、文化程度以及歌舞技藝等等。
如果人選能夠確定，雙方要簽訂一個合同。合同規定了包用的價格和時間。大多數合同規定的包用時間是5年，老闆要預付25%的包銀。大約半個月或20天后，老闆就會接到銀行的通知：“貨物”到了，請支付“貨”款的其餘75%。於是，老闆就會到銀行交清“貨”款，取得收據，把收據交到公司，然後在公司職員帶領下，到一個彙集女子的旅館當面提“貨”。
按照哈爾濱的慣例，每當一家妓院包到一批新的女子，都要把她們打扮一番，然後讓她們乘坐彩車招搖過市。車上有大幅廣告，上面寫着這些新來的姑娘的種種優點，而寫得最明顯的自然是妓院的地址。
日本妓院老闆的獸性在遠東是臭名昭著的，他們把手中的女子當作奴隸，任意踐踏、辱罵、毒打甚至殺害。假如一個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會像追捕逃犯一樣將其抓回，交給主人。逃跑者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合同期滿後，大部分妓女將被送回日本。維斯帕經常會聽到妓女這樣說：“幾個月後我的合同就要滿了，我要回鄉去，跟父母爲我找的男人結婚。”妓院的存在往往伴隨着煙館、賭場的出現。這些在日軍統治下具有合法地位的陰暗場所，充斥於東北三省。在黑龍江和吉林共有550家合法妓院，擁有7萬多名日本婦女。僅哈爾濱一地就有妓院112家、煙館56家、嗎啡商店194家。
日本用妓女的錢發動戰爭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認爲兒女是家長的個人財產，家長有權力決定子女的終身，無論是買賣還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國的法律制訂律令的時候，就把中國法律中的“十惡”中禁止近親買賣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惡”改成了“八虐”。
日本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因爲當時日本買賣兒童和近親結婚的情況十分普遍。很多窮人由於生活所迫，都會把孩子賣掉，特別是江戶時期，人口買賣的情況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於交不起年貢，就拿子女當作抵押。
日本販賣兒女主要的對象還是女兒，在日本的封建社會後期，娼妓的情況十分嚴重。很多女孩被賣掉之後都會成爲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這些女孩維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記載顯示，普通的農村女孩賣給妓院只能換到十三兩錢。即便如此，被賣掉的女孩也毫無怨言。因爲她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爲了家的利益，爲了孝敬父母，犧牲自己的幸福是應該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爲了家庭而被賣掉，不僅沒有人鄙視，甚至還會受到人們的稱讚。日本有一個賣身奉養母親和弟弟的女子，還因爲“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認爲武士爲領主、大名家服務是奉公，僕人爲主人服務是奉公，而女人出賣肉體同樣也是奉公。明治時期，明治維新之元勳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國《每日新聞》記者提問的時候說，“我不希望廢除遊廓”，這裏的遊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來說，做妓女是高尚的，因爲她們是爲了盡孝道纔去出賣身體的。
當時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買賣少女的行爲，其實這種事情還是普遍存在的。雖然日本人表面上說是“出賃”，但這個事情的性質依然是買賣，而且很多父母也願意爲了幾百元而賣掉女兒。
他們和買賣少女的經紀人談妥之後，經紀人會付給父親一筆錢，然後把女兒留下。女兒之後需要做的就是靠出賣身體賺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愛之後，女兒都能拿到一些小費，用這些錢就可以逐漸還清這筆債務。不過一般都需要幾年的時間，除非遇到有錢人，願意付出一大筆錢把少女從妓院買回家。這對於日本的賣淫女來說，是一個美麗的夢。
雖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對以上的現象頗有微詞，甚至有些人還提議取締它，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表示無所謂。那些喜歡光顧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員還建議應該讓妓院更加繁榮，以此帶動消費的動力，增加國庫的收入。
明治時期色情業繁盛
德川幕府制訂的“遊廓政策”，導致當時的日本人大約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和國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到了明治時代，妓院的繁盛情況不僅沒有減弱，甚至還藉助“中日甲午戰爭”而更加興旺。歷史記載顯示，在1894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之時，日本的軍人在一年之內就在人口只有10萬的出兵港口廣島，留下了2000多個私生子。
明治後期，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嫖娼的情況也因此更加嚴重。有人在當時做了一項調查，在吉原遊廓的門前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統計一下進入遊廓的嫖客人數。在晚上八點到九點，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4歲以下的大約有50人左右，14-17歲左右的大約是170人左右，17-24歲的大約500人。當時的年輕人後來回憶嫖妓的經歷時說：“那時逛妓院就像上廁所”。
明治時期色情業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戶時代德川家康提倡的“遊廓政策”一樣，當時的明治政府對遊廓表示出了相當的支持和保護。當時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廢除遊廓”，被日本人男人視爲“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認的“色男”。據說平時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藝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藝妓出身。伊藤博文認爲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明治時期之後的大正時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大正時期沒有多久，但是這一時期卻將嫖娼業發展到了極致。明治後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經營爲主，而到了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藝伎館和私娼館相繼出現，數量比公娼多出了兩倍還多。
“慰安婦”制度
昭和時期，由於日本東北地區的饑荒和“太平洋戰爭”，更令日本的色情業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賣女兒的情況在此時最爲嚴重，“慰安婦”制度也在此時出現。
由日本長久以來的娼妓歷史中，就可以發現色情的繁盛和衰敗和日本社會的經濟、政治是緊密相關的，同時也和日本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關係。日本男人爲了主人犧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則爲了男人奉獻身體。漸漸的，男人爲了國家犧牲，女人爲了戰士獻身，都成爲了十分正常的事情。這也爲日本妓女爲了國家經濟海外賣淫，爲了鼓舞軍人的鬥志而做慰安婦奠定了基礎。
明治時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產興業”政策，主張優先發展工業。這個政策導致大量農民破產，農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針對日本經濟實力不強、資本積累不夠、在國際上影響甚微的情況，提出了“富國強兵”的目標。爲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人再一次發揚了他們的傳統，從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覺得既然爲了家庭可以賣身，那麼爲了國家賣身又何嘗不可呢?於是甘願成爲日本政府振興國家經濟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稱爲“黃色娘子軍”的日本婦女，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來到了海外。
日本“南洋姐”
據1911年統計顯示，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2萬人。這些日本妓女被人們稱爲“南洋姐”。
“南洋姐”這個稱呼，如果使用中國漢字寫的話就是“唐國行”。“唐國行”指的是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時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大正中期，那些遠離家鄉到外國賣身的日本妓女。當時，在西伯利亞、中國內地，東南亞各國，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這些日本妓女的籍貫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最多。
雖然當時中國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現，不過上海、香港、關東地區、南洋地區則是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時的中國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數大約是700人左右，而這裏的設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館，其餘的就是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幾家雜貨鋪。香港的情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03年，俄國在中國關東地區的租借地旅順做了一項調查，在這個地區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當時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前，而到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根據統計顯示，關東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佔到當時日本人人總數的一半還多。估計當時在滿洲各地的5000多個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另外，從上世紀初年以來，妓女就開始聚集到南洋地區，當時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採，南洋地區經濟十分繁榮。日本的妓女到來之後，憑藉她們的溫柔和美麗很快就成爲好色男人們的寵兒。
日本妓女爲了國家甘心出賣自己的身體。日本的山崎朋子針對“南洋姐”的悲慘歷史，創作了一篇紀實作品《望鄉》。之後這部作品還被改編成爲了同名電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現的淋漓盡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賣春女的代名詞。
《望鄉》的主角阿崎婆的命運十分悲慘，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運甚至比阿崎婆還要悽楚、悲涼。《望鄉》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關海外妓女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慘的命運。
有一個18歲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親是一名海軍軍人，在父親病死3年之後，她的母親包辦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爲不想結婚而離家出走到了神戶。到神戶之後，她遇到一個男人說要介紹一份好工作給她，於是八木品美就隨着這個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後淪爲了妓女。
也有些性格剛烈的女孩寧死不從。例如山口縣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對姐妹，姐姐19歲，妹妹17歲，她們一上岸之後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無法忍受這種生活，她們決定自殺。一天早上，她們趁着其他人還在睡覺的時候，光着腳跑了出來，尋找自殺的地方。當她們來到海邊的大棧橋準備投海自盡時，被人發現。
在加藤久勝創作的《船長日記》和《海員夜話》中，記錄了很多開往中國的日本輪船上的事情。
人販子在船上的時候，一般都會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裏。這裏無論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裏面的溫度越高，就好像蒸爐一樣。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幾個女孩藏在運煤船裏，由於人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懷疑，所以不能給女孩送水和食物，這些女孩只能忍飢挨餓。
幾天之後，由於船室缺水，終於有人打開了煤艙的門，發現了裏面滿臉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還發現了幾個女孩的屍體，她們都咬住水管，滿嘴鮮血。在一旁還有兩個男人的屍體，身上都是抓傷和咬傷。
除了煤船上發生過這樣的慘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幾個女孩被人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們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水流進了空水槽裏。女孩們嚇壞了，不斷的喊叫，但是沒有人聽見。水一點一點的漫過了她們的身體，幾天之後，船員發現從水管接出來的水有頭髮和白泡，而且還散發着一股臭味。於是，船員去水槽查看，發現由於南方氣溫高，水槽裏的屍體已經高度腐爛了。
其實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遠比當妓女的要幸運，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國沒有任何生活保障，老闆對她們隨意打罵。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會有人給她們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惡化，全身潰爛，含恨死在異鄉。
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匯款大約數百萬元，而在這些錢中，至少有63萬都是來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積累中，充滿了妓女的艱辛和痛苦。她們不僅爲了家庭和國家，犧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
在《福岡日日新聞》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國》中寫道：“從島原的小濱署管轄內的4個村子遠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鄉的父兄匯款達1萬2千多元。全島原的30個村子，合計突破30萬元。”
日本著名的人販子村岡伊平治在他創作的《村岡伊平治自傳》中，談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馬尼拉等地開設妓院的經歷。他說：“她們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不僅夫家，孃家也富裕起來。不僅這樣，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隨之建起雜貨店。從日本叫來店員，店員獨立開業，成立公司的駐外辦事機構。女郎屋的丈夫不願被叫做姘夫而經營商店，一年左右土地開發者就迅速增多。隨之，日本的船隻到來，那塊地方繁榮起來了。”日本在明治時期和大正時期是資金最缺乏的時候，當時日本妓女的賣身錢，對富國強兵政策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響。
“慰安所”
“慰安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日俄戰爭之後，“慰安婦”的作用就是爲了滿足日本軍人的獸慾，以便提高軍人的戰鬥能力。
1904年12月，日本軍人在安東地區建設新市街，1905年這條街上的飲食店，組織開設了專爲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妓院“醉雷亭”。雖然“醉雷亭”不是軍隊經營的，不過這明顯是對軍隊表示支持，也是後來“慰安所”的雛形。
在戰爭開始之後，日本軍隊每到一處便會首先建立兵營以及慰安所。所謂“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蓆圍成一個小屋，然後在地上鋪一塊褥子而已。每當“慰安”的時候，在“慰安所”的門口都會排着長長的隊伍。日本的士兵爲了節省時間都會先把衣服脫掉，由於慰安婦的數量有限，所以軍隊需要輪換。一個慰安婦在3個小時裏，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軍人。
遭到日軍官兵野獸般蹂躪的慰安婦，情況十分悲慘。在被稱爲“色性地獄”的慰安所裏，很多慰安婦在躺下之後，就再也沒有站起來。有的被虐殺致死，有的不堪蹂躪自殺身亡。如果稍有不從或是反抗，日軍輕則施以飢餓，重則用軍刀割她們的乳房、剁她們的手腳，甚至讓狼狗把她們一片片撕爛以警告其他人。
雖然“慰安婦”在日本侵略軍中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聞社的記者千田夏光纔在偶然間發現了一張以1938年徐州會戰作爲背景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穿着冬裝的日軍隊伍裏卻有兩個穿着和式服裝的年輕女人。日本軍法是不允許女人隨軍的，那麼這兩個女人是誰?於是千田夏光開始了相關調查，在經歷了5年的調查之後，終於把“慰安婦”公諸於世。他著寫的《從軍慰安婦》一書出版之後，轟動了全世界。
“慰安婦”的問題從此開始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人們逐漸瞭解了慰安婦的種種悲慘遭遇。日本“從軍慰安婦”是日本妓女之中命運最悽慘的一種妓女。在日本慰安婦中，雖然也有一些風塵女子，不過最多的還是因爲家裏貧窮而欠債的農村女孩。日本政府對這些家庭做出了允諾，只要把身體當作交換條件去戰場做慰安婦，就可以把欠債一筆勾銷。
在運送慰安婦去海外的時候，她們的代名詞是“軍用品”。她們就和真正的軍用品一樣，一旦到了戰場，就不再有人在乎她們的死活。一般在2000-3000人的日軍部隊中，只配備五六個慰安婦，這些女人要給大多3000個男人提供性服務。常常因爲連續接客數量太多，使很多慰安婦大小便失禁，甚至一些慰安婦剛剛生過孩子，也要繼續爲軍人提供性服務。
慰安婦女們忍受的折磨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她們是戰爭中最悲慘的犧牲者。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戰爭中，創造了歷史上數量最龐大的“戰地妓女團”。這些“慰安婦”基本都會被疾病、飢餓、屠殺、自殺奪去生命，即便生存下來的人，也終身生活在痛苦的回憶中。
美國國務院在2004年6月14日，發表了2004年度《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其中指出了日本國內存在嚴重性奴隸問題，這是美國首次就這個問題對日本進行抨擊。日本每年的色情業收入大約是900億美元。日本每年性行業的交易額，已經佔了日本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這和日本每年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
色情業給日本政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面對日本龐大的色情業市場，再次證明了日本國民對色情行業的支持態度，這也是造成日本性奴隸嚴重的根本原因。日本國會議員表示，造成日本色情業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爲日本社會是男性支配的社會，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社會結構使日本社會對色情業的存在並不在乎。
由於國際社會上的壓力，日本的色情業曾經進行了多次改革，不過卻是越改越繁盛。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是妓女輸出最多的國家。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妓女是不符合“文明開化”精神的，但是日本爲了國家的利益，一直持支持色情業的態度，直到祕魯船“瑪麗盧斯號”事件發生之後，才發生了變化。
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佈了“娼妓解放令”，又稱“牛馬解放令”。娼妓、藝伎等僕役按照法律規定得到了解放。不過，這次的解放是由於外界施加壓力造成的，並不是日本自願的，所以雖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卻只是表面現象，背地裏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業主的關係，不過是由過去一次性契約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賃的形式，人權依然沒有得到保障。色情業的發展不僅沒有受到阻礙，反而更加順利。
1880年，第二次萬國廢娼聯合大會向日本政府遞送了廢止公娼制度的公告，並邀請日本政府派代表參加大會，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時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廢娼議案，又遭到了否決，理由是“收入較少的獨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認的賣春地帶”。另外，日本帝國的國土擴張也需要妓女來安慰士兵。
1946年，在美國佔領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視廳發佈了“關於廢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詐在文件中顯露了出來，文件稱：“不承認賣淫爲合法的工作，但有一個例外，不禁止個人爲了生計而自發的賣淫活動”。這看起來像是取締了賣淫活動，其實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權威辭典《廣辭苑》中，對“公娼”的解釋是“得到了公家承認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釋則是“沒有得到公認而營業的娼妓”。那麼按照這個解釋理解的話，這個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經是合法的公娼賣淫現在不合法了”，而“曾經不被承認的私娼賣淫現在合法了”。
1985年，日本的色情業又進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這一次發表了“賣淫防止法”，這個法律針對的只是賣家，處罰的對象主要是“助長賣淫的行爲”。意思很明顯，想要繼續賣淫就必須改變形式。
日本的色情業給日本政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黃色娘子軍”爲日本的原始積累、經濟輸出、軍事侵略作出的“傑出”的、慘烈的奉獻更是不可忽視。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本色情文化，還深深影響着日本人民的“性觀念”和價值取向。
荷蘭學者伊思·布魯瑪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書中把日本稱爲“無罪性娛樂天堂”，妓女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樣，對一個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響。日本的作家野阪昭如在《色情者》小說中，稱妓女在日本文化環境中對男性具有“母親”的象徵主義。
在日本，不論是平民還是政府，都對色情文化十分寬容，而現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隸等等問題，正是因此纔不斷出現。
日本女間諜禍害中國50年之久
19世紀末期，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力迅速上升，對亞洲大陸的野心也日益膨脹。爲實現其侵略計劃，日本人培訓了大量間諜。這些日本間諜，尤其是女間諜紛紛潛入中俄朝等國刺探情報，成爲日本侵略軍的幫兇。鮮爲人知的是，這些女間諜中有相當部分出自札幌妓女間諜學校。
“西伯利亞阿菊”色誘白匪頭子
甲午戰爭後，日本與沙俄爲侵略我國東北地區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爲加強對俄情報工作，在日軍高層的支持下，日本黑社會組織玄洋社於1896年在札幌開辦了一所語言學校，名爲“俄語學會”。根據日本情報機構的規定，該校學員中“將校軍官”和“民間志士”各佔一半，所有學生均經過嚴格挑選。該校主要講授俄語和俄國的風俗人情，並進行各種間諜技能培訓，學員畢業前還要潛入西伯利亞進行實習。此後，該校又增設了漢語課程，校名也改爲“俄華語學校”，重點培訓女間諜，訓練她們運用美人計獲取情報的本領。由於這些女間諜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爲掩護，人們便把她們統稱爲“阿菊”，這所學校也獲得了“妓女間諜學校”的綽號。
在大量的“阿菊”當中，最出名的要數“西伯利亞阿菊”、“滿洲阿菊”和“大陸阿菊”。“西伯利亞阿菊”原名山本菊子，她於1886年出生在日本九州，7歲時因家貧被賣入妓院。一次偶然的機會，山本菊子遇到了日本特務頭子內田良平，後者很看重菊子身上的間諜潛質，於是將她送入妓女間諜學校精心培養。很快，菊子就學會了一套運用姿色搞情報的絕技。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18歲的菊子潛入西伯利亞充當妓女，獲取了大量俄軍重要情報，在日本情報界初露鋒芒。
1918年，日本夥同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出兵西伯利亞，佔領了俄遠東地區的一些城市，對俄國革命實施武裝干涉。爲消滅蘇俄紅軍，扶持傀儡政權，日軍在遠東廣設特務機關，由於山本菊子精通漢語、俄語和朝鮮語三門語言，於是便被派往中俄邊境一帶活動。她幾乎走遍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地區，與白俄匪軍和中國東北的馬賊相互勾結，蒐集到蘇俄紅軍的許多重要情報，“西伯利亞阿菊”的大名逐漸響亮起來。
後來，白俄匪軍被紅軍擊敗，25萬殘匪退入中國東北地區。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看中了這股力量，於是他命令山本菊子設法拉攏白匪頭子謝苗諾夫，拉幾萬白俄殘匪到哈爾濱、大連一帶，爲日本侵略中國服務。然而，謝苗諾夫對日本人的建議並不感興趣，因爲大部分白俄殘匪是俄中邊境地區的地主和農民，他們只希望在家鄉附近活動。遭到拒絕的山本菊子沒有死心，她先是使出“美人計”，把謝苗諾夫迷得暈頭轉向，接着又向其提供“絕密情報”，稱蘇俄特工人員已潛入中國東北，伺機暗殺他，只有投靠土肥原賢二纔有出路。在山本菊子的軟硬兼施下，謝苗諾夫最終帶着隊伍投降了。
此後，山本菊子又裝扮成中國人，收買了20多股馬賊，在中國東北地區到處蒐集情報，並瘋狂襲擊反日武裝。1923年，37歲的山本菊子因病死在哈爾濱，結束了她短暫而罪惡的一生。
“滿洲阿菊”將“皇姑屯事件”知情人送入虎口
“滿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父母雙亡的她自幼就被送進妓女間諜學校培養。15歲時，河村菊子已出落成非常漂亮的姑娘，日本情報機關便派她潛入中國活動，在此過程中，她與一名日本間諜勾搭成奸，但沒過多久她的情人便被沙俄軍隊處死，從此她與俄國人結下了深仇大恨。
日俄戰爭爆發後，河村菊子奉命來到東北，化名“小金鳳”，嫁給了中國馬賊楊大新，在她的矇騙下，楊大新屢屢攻擊俄軍補給線，併爲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報。楊大新戰死後，河村菊子掌握了這股土匪武裝，她帶領這股馬賊在中俄邊境地區流竄多年，後來還配合日軍刺探蘇聯紅軍和抗日遊擊隊的情報，獲得了“滿洲阿菊”的綽號。
1928年，河村菊子奉命參與“皇姑屯事件”的“善後工作”。當時，張學良正在東北地區嚴查此案，發誓要抓到殺害父親張作霖的仇人，查明真相。由於日本人擔心參與此事的漢奸劉載明泄密，決定把劉載明弄到大連後處理掉。爲了防止劉載明在路上被東北軍查獲，日本情報機關決定派河村菊子出馬，她與劉載明扮成一對中國富商夫婦，成功地混過了東北軍的檢查，乘火車連夜逃到了大連。火車剛一到站，河村菊子就把劉載明交給了大連的日本憲兵，劉載明此後下落不明，河村菊子因此立了大功。
“大陸阿菊”迷倒不少中國達官貴人
在派遣間諜進入中國東北的同時，日本情報機構又在關內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漢口等地開辦大量高級妓院，把一大批女間諜派往這些妓院充當妓女，她們被統稱爲“大陸阿菊”。這些“大陸阿菊”年輕貌美，引來許多中國的達官貴人、紈絝子弟、高級軍官和祕密社團頭目到妓院尋歡作樂，成爲日本情報機構的“獵物”。“大陸阿菊”們充分施展在妓女間諜學校學到的“本領”，把“獵物”玩得神魂顛倒，並從他們口中套出了大量重要情報。哥老會的一次反清起義就是被“大陸阿菊”破壞的。當時，哥老會成員唐彩章從海外募集了一筆爲起義軍購買武器的經費。日本情報機構發現他的行蹤後，將唐彩章騙進上海的日本妓院裏，結果這筆經費很快就被“大陸阿菊”們榨乾，哥老會起義因武器不足而被清政府血腥鎮壓。
在近50年的時間裏，日本“阿菊”們成爲了日本侵略計劃的重要工具，她們的間諜活動雖然堪稱成功，但卻無法逃脫侵略者最終滅亡的命運。隨着1945年日本的投降，“阿菊”們在亞洲大陸的猖獗活動最終畫上了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