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從“女人家”到政治家
讀史最無趣的是什麼?就是對某段歷史或某位歷史人物，只有一種聲音、一種評價。一直以來，主流宣傳對慈禧的評價，無一例外地說她好奢華，善權謀，頑固守舊，禍國殃民。確實，慈禧統治中國的時間長達近半個世紀，在這四十多年裏，要找出一個人的善惡之跡，易如反掌，但要以某件事來概括她的一生，就需要謹慎了。一個人從青年漸漸成長，邁入中年、老年，思想、生活習慣、脾氣性格等都會發生諸多變化，風華正茂時所作出的考慮與決定，會與古稀之年大不一樣。分析歷史人物，不僅要有“階級分析”，還要有性格分析、家庭分析、師承學歷分析等等。慈禧一生的每個時期、每個決策，都與她當時的年齡、健康、見識、心情以及誰在她身邊等細節，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非“頑固守舊，禍國殃民”可以蓋棺論定的。
慈禧當政時，正值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四方雲擾幅裂，慈禧作爲最終的決策者，固然要爲中國一步步淪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負主要責任，但只要客觀地對待史料，不難發現，其實在每一次事件初起時，慈禧的判斷與決定大體上都是切合實際的，至少不那麼糟糕，最後卻總經不住耳邊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令她陷入惑亂，改變了初衷。總體說，在對內的問題上，慈禧較能堅持自己的定見，讓事情朝好的方面發展，如洋務運動、立憲運動;但在對外問題上，她卻經常不能堅持立場，左搖右擺，最後往往倒向了讓事情變糟的一面，如甲午戰爭、庚子之變。
慈禧搜刮了海軍軍費嗎?
同治年間，以李鴻章爲代表的一批臣工，被鴉片戰爭的炮聲驚醒，痛感中國處於亙古未有的變局之中，決心學習西方，變法自強。但當時朝廷上下阻力之大，寸步難行，臺官御史對洋務派的彈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動輒幾十人聯名參劾，幾乎從未間斷。李鴻章要修鐵路、建工廠、買軍艦、辦輪船招商局、辦電報、辦銀行，所得只有一個回覆：反對!
保守派反對修建鐵路，理由無奇不有，有說鐵路會割斷地脈，破壞風水;有說會使車船失業，引起暴動;甚至說鐵路一開，“冠裳化爲鱗介，禮義必至消亡”，總之，禮崩樂壞、亡國滅種，都是因爲有了鐵路。但慈禧不顧反對的聲音，讓李鴻章在西苑修一條鐵路，從紫光閣到鏡清齋全長三華里，意思擺明了：說鐵路破壞風水?我偏把它修到皇家禁苑裏來。西苑鐵路建成後，慈禧受不了車頭冒的黑煙和噪音，乾脆不要車頭，讓太監拉着火車走。這成了歷史學家拿來嘲笑取樂的題材：瞧，多愚昧無知!其實，在西苑建鐵路本身，已產生巨大的示範作用，爲在全國興建鐵路掃清了障礙。不管慈禧是用人拉車也罷，用毛驢也罷，甚至車廂光擺在那兒不開也罷，她作爲鐵路“形象代言人”的意義，已將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洋務派提出的建設方案，雖然經常遭到保守派阻擊，慈禧有時出於政治平衡的需要，也會順從守舊派的意願，予以否決，但往往是今天否決了，明天換個名堂又通過，拖慢了時間而已，並非真正禁絕。1866年，洋務派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分館，招收科舉出身的學員學習天文、算學。大學士倭仁上書慈禧，表示極力反對，慈禧明知他最恨洋務，故意調他去專辦洋務的總理事務衙門行走，不無侮辱之意。倭仁再三推辭，慈禧就是不肯收回成命，逼得倭仁以養病爲由，奏請開缺。慈禧馬上順水推舟，免去他的所有職務。
歷史學家往往揪住慈禧否決一兩項新政，大肆渲染，而對於她支持的新政則避而不談，或從動機上說成是爲了滿足她個人享樂慾望。試看李鴻章要辦鐵路、工廠、電報、銀行、礦山、海軍，一路跌跌撞撞，千難萬阻，儘管規模、進度不如人意，但最終幾乎都能如願以償。沒有慈禧的支持，李鴻章是半籌莫展。因此，李鴻章也明白慈禧的價值，在她生活奢華這點上，儘量滿足她的慾望。這是一種交換，雖然這種做法容易被人詬病，但換來了中國有鐵路、有輪船的局面，權衡之下，筆者認爲還是利大於弊。
慈禧是皇太后，食肉衣綺、宮苑園林，生活華靡，這是毋庸置疑的。雖然平息太平天囯起義後，朝廷財政已近乎竭蹶，但慈禧沒有臥薪嚐膽，沒有樹立一個恭儉爲治的榜樣。幾乎所有史書，都把慈禧動用海軍經費修三海、修頤和園作爲一大污點，甚至將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的責任也歸咎於她——批判慈禧生活奢侈當然可以，但基本的史實還是要搞清楚：
其一，海軍經費不等於海軍軍費，海軍經費相當於海軍衙門的辦公費用，並不是購買軍艦和練兵的軍費。中國曆年購買軍艦的錢是哪來的?據李鴻章報告：買定遠、鎮遠兩艦，是淮南北鹽商議捐報效一百萬兩，又從招商局拿了一百萬兩;買靖遠、致遠、經遠、來遠四艦，是戶部提用神機營借英商怡和洋行洋款二百四十八萬兩，海軍衙門轉商戶部指撥各省展限海防捐輸銀七十五萬兩及江海、閩海、浙海三關洋藥稅釐二十六萬六千兩，總計近三百五十萬兩買的;扣去購艦費用，還有六萬多兩餘款，用於旅順船塢工程;利用神機營借款撥歸購艦費用存銀行的利息七萬八千兩，再補一些錢，又從英國購得頭等出海大魚雷艇。也就是說，購買軍艦的錢，本來就不是從戶部每年劃給海軍衙門的“海軍經費”中出的。
其二，拿去修頤和園的二百六十萬兩“海軍經費”，也不是戶部每年劃撥的固定經費，而是經李鴻章動員，由他聯合兩江、兩廣、湖廣、四川省的四位總督，湖北、江西兩省巡撫，共同報銷的。當時打着海軍經費的招牌，號稱存款生息，以補正雜款之不足，但實際上用作修葺園林乃公開的祕密。海軍衙門解釋，修園林也是爲了“恭備皇太后閱看水操”之用(因爲在頤和園昆明湖畔有一個水師學堂，常在湖上操練)，總算與海軍扯上一點關係。
這筆錢如果不用來修園林，確實可多買兩艘軍艦。但反過來說，如果不是給皇太后修園林，那些封疆大吏還會這麼積極籌錢嗎?肯定不會。最理想的結局，當然是慈禧以修園林名義把錢收上來，然後宣佈園林修不成了，全用來建設海軍、開工廠，或者全分給窮人。但歷史不容假設。
“女人家”還是政治家?
慈禧統治時期，中國和外國打過幾場仗，打得都很“冤枉”，中法戰爭是爲越南打的，甲午戰爭是爲朝鮮打的，越南、朝鮮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國，但早已有名無實，到頭來自己七癆八傷，藩屬國還不領情。
這幾場對外戰爭，一開始慈禧都不太願意打，傾向於主和。以當時的情形論，選擇不開戰是明智的，一來沒有非打不可的迫切性，二來以中國的實力也承受不了大規模的戰爭，打了只會拖慢現代化的步伐。但國人歷來有一種奇怪觀念：凡主和都是賣國的，凡主戰都是愛國的，越是躲在後方無需負直接責任的人，主戰的調門越高。甲午戰爭前，京城內的御史、言官、給事中們，幾乎都把日本斥爲蕞爾小國，不足介懷，堂堂天朝，自可直搗東京，滅此朝食，此時虛驕之氣，充斥朝堂上下。慈禧的主和，當然也不是對世界大勢、國情實力有很深刻的認識，只不過是憑着直覺，加上一點弱國的自卑心理，害怕祖宗留下的一點本錢在自己手上敗掉。但她經不住左右的人整天在耳邊吹送“玉碎瓦全”的高調，於是“賭徒式”的僥倖心理漸漸佔了上風，鍾砣擺向了主戰一邊。
其實，主戰派哪裏真能打呢?劉坤一是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幫辦海軍軍務，平時慣唱主戰高調。甲午戰爭時，日軍已打入國境，他被授予欽差大臣銜，節制關內外各軍對日作戰，手握虎符，擁兵數萬，卻以“隊不齊，械不備”爲由拒絕出兵，坐看李鴻章的淮軍孤軍苦戰，一敗塗地。仗打敗了，面臨割地賠款的和談，主戰派靈魂人物、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極力反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朝堂之上，慷慨陳詞，但李鴻章只淡淡地回了一句：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和日本人談判吧?翁同龢登時蔫了下去，忙不迭擺手道：“若我曾辦過洋務，此行必不推辭，今以生手辦重事，怎麼可以!”
1901年李鴻章與俄國交涉，要求交還東三省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同聲反對李鴻章與俄國簽約，聲稱可以聯合英國、日本對抗俄國。但當慈禧問道，如果中俄在滿洲衝突，英國、日本會否出兵助我?與俄國開戰，你們有無把握?兩人頓時收聲，支支吾吾說“不能保證”。那些整天在慈禧面前熱血沸騰，作忠君愛國狀的人，大抵如此。
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如此，庚子之變還是如此，慈禧每次都在這些熱血大臣的鼓動下，從主和變成主戰;從頭腦清醒變成頭腦昏熱;從一心戒賭變成賭身家。直到“庚子之變”時，慈禧還是受着這種“賭徒”心理的支配，明知十賭九輸，但一入場就身不由己，抵禦不住僥倖心理的誘惑。每次賭輸，痛哭流涕，發咒誓願砍手指，但一看別人下注了，忍不住又想翻本。當義和拳在山東殺教士、燒教堂、拆鐵路、砍電線時，慈禧是主剿的，認爲義和拳雖然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但那些神功護體的法術太不靠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左右不少大臣都說義和拳民氣可用，法術可靠，甚至拿假情報來矇騙她，她頭腦一熱又“賭”上了。
人們或以爲慈禧身爲皇太后，可以窮情極意、爲所欲爲，其實相反，她不過是個做事顧慮重重，前怕狼後怕虎的女人家，許多主張受到大臣們的抵制，也不敢堅持，十分無奈。而且她也像很多女人家一樣，耳朵根軟，容易受人影響，受情緒左右，有時情緒一來，什麼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做。
戊戌變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慈禧本來是贊成變法的，她對光緒帝表態：“只要你留着祖宗神主不燒，辮髮不剪，我便不管。”但後來光緒帝在維新派的慫恿下，一味蠻幹，又是改孔子紀年，又是罷黜禮部六堂官，甚至準備請日本人來主政，又傳出要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的謠言，真假莫辨，變成了一出宮廷鬧劇。慈禧氣急敗壞，做出了軟禁皇帝，殺掉維新六君子的驚世之舉。揆諸事實，並非政見上有多嚴重的對立，這種情形，不過是尋常百姓家的婦人遇上頑皮孩子胡鬧時，打屁股、關柴房的“宮廷版”。事實上，戊戌變法的許多改革方案，後來都由慈禧實現了。
庚子年慈禧向十一國宣戰，又是一例。細看宣戰詔書，並無指定哪十一國，只說“彼等”，她是向全世界宣戰。賭紅了眼，最後一定是賭身家的。美國曆史學家摩爾斯便說：“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餘地的，但只有這次她這個政治家卻只剩下女人家了。”但在此之前，她何曾是個政治家呢?一直是個女人家而已。
推行清末新政有功
宣戰帶來了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結果，慈禧賭身家又輸了，而且輸得狼狽不堪，甚至連宗社陵寢也顧不上了，扮作農婦，倉皇辭廟。經此一役，慈禧才真正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走出了“賭徒”的心理陰影，完成了從女人家向政治家的蛻變。這非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慈禧做到了——可惜，這時她已66歲，歷史留給她的時間已屈指可數。
慈禧結束逃亡回到北京後，立即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啓了中國近代史上激動人心的一幕——清末新政。她一改過去遇事搖擺不定的性格，以前所未見的堅定態度，推進各項改革。從科舉改試策論、停止捐納實官等措施起步，在經濟方面改革幣制，制訂礦務章程，改革厘金稅政，制訂鐵路政策等，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1903年，改革推進到國家典章制度層面，中國第一部《商律》經慈禧批准施行。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和《商會章程附則》;公司登記法、破產法、專利法也相繼通過立法。朝廷發佈修律上諭，要求各駐外使節收集各國通行律例，送給修律大臣觀摩學習。隨後成立修訂法律館，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禮教民情，會通參酌，妥慎修訂中國現行法律。
於是，制訂國家根本大法——憲法，便水到渠成地進入人們的討論範圍了。但最初“憲法”“立憲”這些都是敏感詞彙，沒人敢公開提及，連張之洞、袁世凱這些重臣都只能私下議論。某次有一批官紳在南京開會，談到憲法問題，被報紙登了出來，官府大爲緊張，四處探查。故袁世凱道：“可有立憲之實，不可有立憲之名。”但這一“死結”總得有人來打開。江南名士張謇和張之洞的幕僚刻了一套《日本憲法》，呈送到內廷。慈禧看後大加稱讚，在召見樞臣時推薦了此書，並說了一句：“日本有憲法，於國家甚好。”在座各位樞臣無人讀過《日本憲法》，面面相覷，無言以對，散朝後紛紛託人購買各種憲法書籍補課。
經過慈禧的肯定，“憲法”一詞終於脫敏，可以公開討論。戊戌變法時，維新派付出了流血代價都做不到的事，慈禧用了三四年時間，走得甚至比戊戌變法時更遠了。
1904年，慈禧決定從明年起停止科舉，廣推學校。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終於畫上句號，社會上波瀾不興，平穩過渡。許多外國觀察家都驚歎：中國能順利廢止科舉，就沒有什麼改革是做不到的了。
1905年，慈禧派五位考察憲政大臣出國，到歐美各國考察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五大臣回國後，慈禧又讓朝臣就考察結果展開認真討論。1906年9月，朝廷發佈《仿行立憲上諭》，宣佈正式啓動憲政改革，這時距離出洋考政大臣回到北京不過一個月時間。可見在慈禧心目中，對實行憲政，早有定論，頗爲急迫，並不存在故意拖延敷衍。
當年是慈禧的71歲壽辰。北京各學堂萬餘名學子云集京師大學堂，舉行慶賀典禮。人人如登春臺，奔走相告：中國立憲矣，轉弱爲強，萌芽於此矣!歡呼聲響徹雲霄。慈禧聽到各界的反響時，亦露出了一絲女人家的笑容。
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學部會定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新聞出版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頒行，對出版物實行註冊登記制度，只要在“印刷總局”註冊登記，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個月後，頒佈《報章應守規則》，針對報刊做出具體規定。1908年3月，《大清報律》經憲政編查館審覈議復後，正式公佈。朝廷同時頒佈《結社集會律》，對結社與集會作了規定。各種民間團體和報紙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寬鬆、活躍的政治環境。1908年的8月27日——在慈禧去世前兩個多月，千呼萬喚的《欽定憲法大綱》終於刊印謄黃，分發各部堂和地方衙門，正式公之於世了。
作爲一個政治人物，有兩種情況最爲可悲，一是歷史給了他很多時間，他卻沒做什麼好事;一是歷史沒給多少時間，讓他證明自己可以做什麼好事。而慈禧兩種情況都避免了，歷史給了她近半個世紀，她做過壞事，也做過好事，一生可圈可點，可臧可否，但在她生命的最後七年，她做了讓自己可以無愧於歷史的事情——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