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著名的詞人屈原在文學史上有很高的造詣，不僅如此，他還是一位政治家，參加楚國的朝政。有不少學者認爲，屈原的愛國主義是和“忠君”揉合在一起的，而更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忠君”。
因而他們以“忠君”來代替屈原的愛國主義，認爲屈原是“忠君”主義者，而非愛國主義者，屈原忠誠的是自己的君主，並非熱愛楚國這個國家，那麼屈原到底是忠誠於君主，還是真的憂國憂民呢?
忠誠與愛國是不可分離的。
我認爲很多學者把“忠君”和“愛國”直接分離了，這是錯誤的。首先，在中國歷史上，“忠君”和“愛國”往往是統一的。中國歷史一直堅持認爲君主代表這個國家，忠誠於皇帝、君主就相當於忠誠於國家。
中國“忠君”思想的產生是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基礎的。衆所周知，人類文明社會之所以產生，正是依靠賢明而勤勞的部落首領，帶領人民走出巢居穴處的矇昧，也有賴於強有力的領袖出來止息紛爭，組織起有序和諧的社會，從而使社會擺脫混亂而趨向有序，超越野蠻而呈現文明的狀態。
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時代，領袖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如傳說中的黃帝與蚩尤、炎帝之間的戰爭就說明了這一問題。蚩尤的失敗就導致了其部落的消失。因此，領袖對部落的生存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種重要性便自然地引起人們對領袖人物的不斷神化，如《史記》裏黃帝的種種神能和各種創新發明的記載。而這種神化也就是個人崇拜的出現，同時也就構成了後世“忠君”觀念最爲深刻的歷史與心理基因。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後，君主的才德依然對天下興亡具有極大的影響。夏商周三代的興亡，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君主的個人素質對國家存亡的影響。既然天下安危系之於君，人們也就不能不對君主產生敬畏之心，所以人們首先神化君主的“天子”地位與身份，將君主受權描繪爲天意的安排。
忠君思想影響了很多人，周之後稷和漢之劉邦等無不如此。君主既然是“天子”，是“天意”的安排，那麼“忠君”無疑就是對天意的服從，而天意是不可違抗的，“違天不祥”。因此，對“天”的崇拜與對英雄的崇拜實際上已經爲“忠君”埋下了種子。因此正是這種君主與國家的一體化，使得忠君在強化君主專制的同時，也極大地強化了國家與社會的利益。
尤其是春秋戰國之後隨着嫡長子繼承製的完善與穩固，君主一生下來就是政治人物，就是與天下治亂興衰緊密相連的，所謂“一人定國，一言債事”。這樣，忠君思想在引起君主個人崇拜的同時，也必然會引發對國家利益的關注。儘管這裏的國家利益是以君主安危的形式來體現的，但這畢竟是由歷史發展的水平決定的。
在古代中國，雖然王權更替實際上常常用以暴易暴的方式來實現，但勝利者則是天下的擁有者，也是國家利益的“合法代表”，這也爲廣大人民所認同。尤其是當統治者賢明的時候，更是代表了民心所向。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忠君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在捍衛國家的利益，在實現人民的意志。因此，屈原的“忠君”無疑也是對國家利益與人民意志的認同。這和愛國主義是相通的。
屈原在“忠君”的同時，也對君主的昏庸誤國進行了深刻地揭露與批判，並非愚忠。從希望楚國富強出發，屈原反覆勸誡楚王向先代的聖賢學習，吸取歷代君王荒淫誤國的歷史教訓，不要只圖眼前的享樂，而不顧嚴重的後果。
在《九辯》等作品中向楚王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對於楚王的遠君子而近小人，對於楚王的不聽忠言，屈原也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與批判。可見他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更多的是對“哲王之不悟”的憤恨與批判。而對君主“不悟”的憤恨實際上又是對國家前途與人民命運的擔憂。他怨恨君主的昏，更無情地批判了那些奸佞小人的貪夢競進與荒淫誤國，對這些奸佞小人的批判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屈原在忠君的同時對民生也予以極大的關注。屈原在長期的政治鬥爭和實踐中，清醒地意識到當時的楚國存在着兩種人:一種是他所深惡痛絕的“小人”，他們是自私自利的腐朽的舊貴族集團，和那些反動階級;另一種就是他所關懷和同情的、深受壓迫的廣大的楚國人民。他關心楚國人民的命運，深刻眷念楚國人民開闢和建設起來的美好的家園與鄉土。
屈原一生滿腔忠誠而橫遭讒毀，備受打擊和排擠，始則遭疏，既則見放。詩人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憂國憂民，滿腔怨憤，積極抗爭。這形成了屈原性格中最突出最光輝的特徵。正是出於對屈原人格的崇拜，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對屈原的不幸遭遇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對其光明磊落的人格予以熱烈的讚揚。
正是這些思想感情，充分說明屈原的愛國主義是值得肯定的，屈原作爲偉大的愛國者，愛國詩人，一直爲後人所敬仰。他那深厚的愛國熱情，寧死不屈的鬥爭精神，給後代人以極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