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將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交相逾。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去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李陵贈蘇武別詩》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藝文類聚卷二十九·蘇武贈李陵別詩》
(一)
穿越於儒家忠孝思想所浸淫之中國動盪多變的歷史中的一個十分重要主題，即所謂的忠奸之辨。浩如煙海的歷史巨帙中，每當遇到給一個歷史人物進行蓋棺定論時，總免不了要讓他在此一天平上過過秤，並將其中之行爲昭彰者，分列入諸如“忠臣傳”或“奸臣傳”之中，褒其忠而貶其惡，以或垂範、或警示後人。雖偶有因修史者受主觀或客觀之侷限而其評或有失處，但總的來說，此一忠奸之辯，仍是中華文化所以能從一終始的重要精神脈索。
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忠臣無數，而奸賊亦不堪數計。前者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爲千古景仰;後者如秦檜吳三桂汪精衛，被萬世唾棄。然而鮮有如漢將李陵這樣的讓人又痛恨又同情者：人們不齒其之臨難變節之舉，而他的不幸遭遇，卻能甚至在他生前，即贏得不少人的深深同情;更有史家司馬遷爲他而受宮刑之難。他竟能在忠奸分明的帝制時代，獲得相對之解脫，成爲一個異數。因此，如果試圖瞭解我們文化傳統中的忠奸原則，無論如何都不能錯過李陵這個特殊的歷史典型。
長期困擾歷代中原統治者的一個重大問題，即北部邊患。尤其在冷兵器時代，習於“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的彪悍兇猛的北方遊牧民族，相對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聚集而居的中原農耕民族，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到了漢初，問題日趨嚴重。
漢初立國，兵疲民倦，百廢待興。此時頗有作爲的冒頓單于卻在北域異軍突起，縱橫捭闔，“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更有“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和遺書高後之舉，使得劉漢在此後數十年時間內，無力北顧，而只有靠和親送禮等手段，委屈求全，以暫時緩解矛盾激化，解除邊境壓力。直到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時，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財、挾國富民強之威，才終於能有精力和能力北顧。名將李陵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登上了歷史舞臺。
(二)
關於李陵之記載，可散見於《史紀》、《漢書》和《資治通鑑》等書，而後者又多本於前二者。此處只根據相關材料對其略作簡述，資料大多取於前二者。以後不另作說明。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漢飛將軍李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加上他又是名將之後，久之自然就贏得漢武的青睞，“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不久，“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受制於無能而又狂傲自大的國戚，貳師將軍李廣利。事實上，李陵一生的悲劇從這一時刻開始，就已經正式上場了。
李廣利乃嫉才妒賢而又心胸狹窄之人，自然不會讓李陵出風頭。“天漢二年，貳師將叄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以李陵之才能，本當擔任一方要職，衝鋒陷陣;然而李廣利卻準備讓他專管後勤輜重。報國心切卻又不韻世故的李陵自然不願意，乃向漢武“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幹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並立下“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這樣的豪言壯語。李貳師自然很不高興。不過用兵心切的漢武卻深嘉許之，並令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道迎接李陵之軍，以作側應。博德曾爲伏波將軍，不甘爲陵之後距，就奏稱“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漢武“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大怒不許。李陵於是只有匆忙率領步卒五千，兵出居延。
旬月，陵軍到達浚稽山，並與單于的三萬騎兵相遇。匈奴兵見漢軍少，蜂擁圍攻之。“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由於連續作戰，陵軍士卒多數負傷，但士氣未敢稍懈。明日再戰，又斬首叄千餘級。孤軍不利，而援軍遲遲未至，李陵乃命且戰且退。“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鬥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
面對如此強勁而毫無畏懼的對手，匈奴軍又不知陵軍虛實，以爲自己面對的乃是漢軍精銳;而且此時李陵軍已退至離開漢朝邊塞不遠，單于也擔心自己是否會中敵引敵深入圍而殲之之計，因此也已心生怯意，準備要撤。就在這時，陵軍一個叫管敢的軍侯漢奸，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奴，並告之以“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單于聞之大喜，攻陵軍益急。連戰八日，漢軍且戰且退，“未至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士卒多死，不得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兵困馬乏，彈盡糧絕。李陵知道已被算計，猶嘆道：“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有軍吏勸求道徑還歸，被李陵拒絕，稱“吾不死，非壯士也。”並下令乘夜讓兵士各自逃亡，那樣或“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到了夜半，“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李陵之敗，主要原因在於李廣利的援軍遲遲不至。然而李陵以五千軍士力抗匈奴八萬驍勇之敵，堅持近十日，不可謂非奇蹟，不可謂不盡力。可惜李陵未能實踐其“吾不死，非壯士也”之諾言，而如韓延年那樣戰死疆場，以完名節，其一生的大錯，正始於此。或者這是因爲他畢竟還年輕氣盛，欲圖來日爭貳師援兵不至這口氣?或者他想暗斂機鋒，以待來日?固然，自古以來戰無必勝之理，戰敗則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管怎樣，武將貪生，戰敗降敵，在近代之美國人那裏，或仍可以“光榮投降”而贏得諒解甚至喝彩;在時下流行的三兩不韻世事的小毛娃子光着屁股又蹦又跳地在那裏歇斯底里嚷嚷着的“漢奸萬歲”的口號聲中，或也能贏得惺惺相惜的相投臭味。然而在中國傳統之“不成功便成仁”的倫理和道德框架裏，卻決不能容許之;在任何一個尊重人格尊嚴超過了生命、並渴望在人格的實現中實現個人的價值的社會裏，大概也鮮能被容許。而況自古以來，被俘不降不屈就義的壯士多有，岳飛所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者也。因此，李陵的投降行爲無論如何都是不能辯解的。李陵之爲後人所痛恨之處，也正在於此。
如果李陵戰死或自盡而死，他必已是垂範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願地作人奴才，爲人驅使如明末的洪承疇，那倒也簡單。然而李陵卻選擇了另一條路，一條似乎是爲了使自己從“心有不甘”中解脫出來的路。這條路對他而言是至爲難行，每邁一步，都要備受民族大義良心的煎熬。
然而他確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驅使，沿着那條路向前走去了。
(三)
中華民族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數百年戰亂、和秦火及隨之的七八年楚漢相爭後，人丁凋零，民不聊生，衆心思定。經過文景四五十年修生養息後，到武帝時，才漸漸形成了以漢民族爲主體的相對穩定的民族形體。相隨於它而產生的，即所謂的“漢奸”。因此，漢奸實可謂與本民族如影隨形，從一終始。
漢奸，顧名思義即背漢之奸人。於漢朝而言，任何的出賣了漢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歸入漢奸之列。在帝制時代，天下每每被簡單等同於帝王家之天下，因此維護帝王正統之人就常常把背叛了帝王家利益之人，也簡單的歸爲賊逆，乃至於漢奸。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誠如顧炎武所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謂漢奸，首先是一個民族和民族所立根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非與國家有必然關聯之概念，雖然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兩者可爲統一，但二者之間並無必然聯繫。漢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爲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漢民族爲主體的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於某一家一室。是故，蔣氏敗居臺灣，柄守民族大義，不爲漢奸;而李賊登輝之流的臺獨分子，以出賣中華民族之利益爲己任，故天下華人同聲共憤，人人得而誅之，此則漢奸之活例證也。所謂背叛，是把利益出賣於異族，如秦檜汪精衛者流;所謂葬送，如貪婪蛀食本民族之精血，雖不賣於人卻也給本民族帶來極大損傷，如歷來之貪官污吏、屍居其位之無能蠢徒;此二者都應算入漢奸之列。
同時，對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的界定和詮釋權，也決不操縱於任何強權，抑或無論是被虛幻化、或是被具象化的“人民”之手。強權統治者之利益向難與民族之利益相統一，固已被歷史所反覆證實;即便是所謂最廣泛之“人民”，也必要受時代之侷限，而難於看清本民族之利益，究在何處。因此，如果要對是否漢奸作一公正的評，則擁有最後評判之權力者，只有時間，和綿延於時間之中的被真實書寫之歷史。是故，秦檜雖能以欺瞞天下於一時而善終其身，亦不免於長跪千載任人唾棄;袁崇煥雖被愚昧民衆唾罵而活活生食，其忠魂碑骨終能歷萬代而永久，共三光而永光。
漢奸除了可按前述的背叛與葬送、即拿了民族利益去賣和拿了利益自己吞吃之間來分別外，還可據其行狀、危害大小進行歸類。
漢奸以危害而論，可分大漢奸、中漢奸和小漢奸。諸如汪精衛周作人者流一人附逆可使民族抗擊外來侵略之銳氣受劇挫者，是爲大漢奸;以手無縛雞之力鼓譟舌簧爲敵效命惜無多大影響力但總能時不時得點賞錢如時下那般四處亂竄求洋人制裁中國來換點買米的錢者，是爲中漢奸;頭戴鴨舌帽給鬼子站崗放哨帶路抓八路順便到良民家偷點雞搶點狗而心裏總還惴惴不安者，是爲小漢奸。
漢奸以行狀論，則可分苦命漢奸、白癡漢奸和潑皮漢奸者。苦命者，是隻知爲敵效命作牛作馬一肚子苦水也不敢倒，如洪承疇那樣乾的眼睛累瞎而沒得大官作、如阮大鋮那樣跑的累死也沒人埋者也;白癡者，是爲敵效忠卻被其玩弄於股掌之間、一旦油料被軋盡則被廉價兜賣甚至置之不管而自己還懣頭不知一臉純情相，如魏師傅者也;最後一種即所謂潑皮漢奸，是諸漢奸中時尚比較多見者，即在自己的臉上身上處處塗抹上“漢奸”字樣，然後跣足光屁股披頭散髮沿街亂躥見人就長哞一聲“我是漢奸”，隨後就現出一臉得意狀、從別人驚訝猛醒後頓喝一聲“打”之中獲得無上之滿足者也。
以上述之標準衡量之，則戰敗被俘並甘願受降之漢將李陵，又該屬於哪一類呢?
(四)
如果將李陵投降的原因盡歸於其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讓人信服。作爲從小熟韻“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之道理的名將李廣之後，作爲臨十倍於己之敵苦戰近十日而毫無懼色的一代名將，生死似乎不應當是特別重大的問題。而況李陵在最後關頭，確實是想一死了之的。之所以不死而要受降，卻讓兵士們儘可能殺出重圍向漢武報信，似乎別有考慮。誠如後人僞託《答蘇武書》所道的：“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漢初自漢高到漢武，對功臣一直是很剋薄的。從漢高的誅殺韓信、韓王信等，到景帝時爲應付七王之亂而無辜誅殺晁錯，到武帝時的腰斬公孫敖等，一路下來血光不斷，正應了“飛鳥盡，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良將亡”之古訓。李陵的祖父飛將軍李廣，也大抵應算是被當朝給逼死的。而今李陵一敗軍之將，戰雖至勇矣，失利之責卻無可推諉;李廣利路博德之不救援雖或有意如此，可人家是皇親國戚，權高位重。以漢武之剛愎暴躁，再加自己臨行前所立下的一番豪言壯語及漢武對自己所寄予的厚望，如今縱有百口，又如何能給自己辨個清白?此所以李陵要哀嘆“無面目報陛下”的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計，而功業不成，如此赴死於國事無補，自己也死難瞑目。畢竟，“陵自不難刺七寸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答蘇武書》);一死易，不死難。不如讓兵士們回去先告當朝以這裏所發生的一切，自己且暫留此有用之身，待來日尋的時機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殺單于，到時既報家國，還朝或還能還我清白。
但李陵錯了。他以爲“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但那是要看對象的。要漢武如此作，則實在有些過高要求了。
由於李陵所戰之地離開邊境不遠，漢武初聞邊境傳來的李陵困境，爲使其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但不久卻傳來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世人但可同富貴，共享樂，欲求患難之交，則實在是難而又難矣!這時只有並算不得李陵至交的太史令司馬遷出來，爲李陵辯解了幾句，說“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入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並認爲李陵之不死，必是“欲得當以報漢也”。這些講的大都是實情，李陵之敗貳師也有不可推託的責任。然而狂怒中的漢武豈能聽之?司馬遷於是遭受了腐刑之禍。
過了一陣子，漢武冷靜下來，也頗後悔當初“陵當發出塞，乃詔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誤聽路博德之言，使李陵草率出兵，才至於此。於是就於一年之後，即天漢四年(前九七年)，派李廣利路博德、及遊擊將軍韓說兵分三路進擊匈奴，同時派常敗將軍公孫敖乘隙深入匈奴腹地，以圖救出李陵。
漢武之救李陵的誠意如何，已不可考。然而他至少十分糊塗卻是肯定的。欲救李陵，卻派此三員或是李陵死敵、或是無能懼死之輩，那又如何能成功呢?果不其然，三軍和匈奴未觸即潰，公孫敖回報卻說“捕得生口，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漢武震怒之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而實際上給匈奴當教練的，乃是曾爲漢塞外都尉後降匈奴的李緒。很難說把李緒當成李陵，不是李廣利路博德韓說三人爲推諉敗績和嫉妒李陵而施展的借刀殺人之計。李陵初降時，“忽忽如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答蘇武書》);“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系保宮”。而今家已不復在，“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自己可謂家破人亡，身敗名裂。至此，李陵的最後一點退路，已經被斷絕得乾乾淨淨了。
依照常理，李陵和漢武集團可謂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參照當今一些先進的民運人士之做法：如只因自己曾受了共產黨的一些苦--不管是因爲爭民主自由，還是因爲偷雞摸狗打砸搶，或其他--譬如住了幾天牢、於是自己就可以理直氣壯心不虧地跑到美國國會去鼓搗洋太君制裁中國、最好用導彈把中國從裏到外轟上幾遍;對比之下，李陵如果“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併爲鯨鯢”，則實在有千萬條理由可以帶上匈奴兵馬，殺回中原了。然而李陵卻終於沒有這麼作，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險刺殺了李緒，爲自己復仇、也爲漢家清除了一大隱患;此後更帶着被單于要求而娶之的其之女兒，住到偏遠的地方，基本和匈奴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只有在遇到單于要決大事時，才“入與決”。因此，和現在的一些公報私仇翻臉不認祖宗的“民運鬥士”相比，則李陵縱然算是漢奸，也是十分不夠聰明而且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漢奸了。
李陵的真正爲匈奴“效勞”，是在徵和三年(前九零年)，在匈奴和漢軍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會戰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單于安排協從一匈奴大將軍圍攻漢軍。而他將和漢軍會戰的初戰地點，竟正是最終導致他家破人亡身敗名裂的與匈奴最後一戰的戰地：浚稽山。這是否是暝暝之中的一種安排?
“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漢李陵贈蘇武別詩》);不管怎樣，他真是一點選擇也沒有了：而他從來似乎也很少能有自己作出選擇的機會。
這實在是李陵的巨大莫名的大悲哀。
嗚呼!吾復何言哉?惟題詩一首以志之，詩曰：
浚稽山上白雲飛，塵黯殘碑去不回。
對酒難酬家萬里，天涯何處有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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