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名弘，字季，一字次卿，西漢大臣，官至丞相，封平津侯。他是西漢建立以來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爲西漢後來“以丞相褒侯”開創先例。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公孫弘少時爲吏，牧豕海上，四十而學，謹養後母。漢武帝時期，先後二次被國人推薦，徵爲博士。十年之中，從待詔金馬門擢升爲三公之首，封平津侯。先後被任爲左內史(左馮翊)、御史大夫、丞相之職。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孫弘於相位逝世，諡獻侯。其在職期間，廣招賢士，關注民生，併爲儒學的推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曾著有《公孫弘》十篇，現已失佚。
人物評價
司馬遷：①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 ②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
班固：①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②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跡，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汲黯：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
王政君：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於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
司馬貞：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妒。寵備榮爵，身受肺腑。
歐陽詹：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
劉祁：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一變，以學問爲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弘、董仲舒、二司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備。
蔡幼學：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
馮夢龍：公孫弘曲學阿世，然猶能開東閣以招賢人;今世密於防奸而疏於求賢，故臨事遂有乏才之嘆。
王夫之：公孫弘請誅郭解，而遊俠之害不滋於天下，偉矣哉!
黃宗羲：公孫弘雖詐，其以卜式輸財助邊爲非人情，以睚殺人而郭解不知爲甚於知，此是弘長處。
于慎行：漢武表章儒術，公孫弘之力也。弘奏請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藝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爲是勸學有文之典，遂爲歷代所祖。其實自弘發之，可謂有功於經術者矣。世徒以其曲學矯情，薄其相業，而不錄其功，亦非通論哉!
蔡東藩：①八十衰翁待死年，如何尚被利名牽!豈因宣聖遺言在，求富無妨暫執鞭?②公孫弘則智足飾奸，取容當世，以視董子轅固之守正不阿，固大相徑庭矣。然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古今之爲公孫弘者，比比然也。於公孫弘乎何誅?
柏楊：晁錯……主父偃……凡是忠心耿耿、意圖改革的人，都受到酷刑。而像公孫弘這種八面玲瓏、貌似忠厚的長者，卻一帆風順。和稀泥的人有福了，他除了關心自己的官位外，什麼都不關心。非關心不可時，只關心陷害忠良。
人物爭議
誹謗汲黯質疑
根據《史記·樂書》記載：漢武帝曾經在渥窪水中得到一匹神馬。尤爲喜歡馬的武帝一時高興，便即興以神馬作了一首祭祀太一神的《天馬歌》。後來漢武帝派李廣利伐大宛獲得了一種叫“蒲梢”的千里馬，武帝又作了一首《西極天馬歌》。由於太一是當時至尊的神明，因而太一祭祀是非常莊重的事情。時任中尉的汲黯因此諫言：“但凡王者創作樂歌，上以承繼先祖，下以教化萬民。現在陛下得到馬就寫詩作歌，並在宗廟中演奏，先帝及百姓難道能明白這種音樂嗎?”武帝聽後沉默不悅。於是丞相公孫弘說：“汲黯誹謗陛下創作的詩歌，罪當誅殺。”
然而，漢武帝於渥窪水得神馬發生在元鼎四年(前113年)秋，伐大宛得汗血馬發生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春。 公孫弘死於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汲黯於元狩五年(前118年)被遷往淮陽任太守，至元鼎五年(前112年)死於淮陽未曾回京。由此可知，武帝作《天馬歌》時公孫弘已去世9年，作《西極天馬歌》時公孫弘已去世21年，而汲黯已去世12年。再者，據《汲鄭列傳》及《百官公卿表》，汲黯不曾任中尉一職。
故公孫弘誹謗汲黯一事，疑非司馬遷所載。真假有待考證。
擢左內史時間
造成公孫弘擢升左內史時間的迷霧的因素有有二：
其一：《史記·封禪書》及《漢書·武帝紀》記載元光元年(前134年)公孫弘第二次被徵爲博士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及《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記載的元光五年(前130年)被徵 發生矛盾。而《漢書·武帝紀》記載元光元年及元光五年皆有舉賢良詔。始通西南夷發生在建元六年(前135年)， 公孫弘在元光元年或五年參與策問之後被武帝派遣至西南視察在時間上皆無衝突。又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及《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分別記載的二歲中至左內史，一歲中至左內史，因此對於公孫弘擢升爲左內史的時間產生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二年(前133年)、元光五年(前130年)、元光六年(前129年)四個時間段。
其二：唯一明確記載公孫弘擢升左內史時間的《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記載的元光五年(前130年) 與《漢書·武帝紀》記載的元光五年舉賢良時間發生衝突，雖然在《漢書》的公孫弘傳記中將《史記》記載的“二歲至左內史”改爲了“一歲”，與《百官公卿表》時間一致，然而《武帝紀》中載元光五年舉賢良時間發生在秋八月。而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改用新曆法之前，秋九月即爲一年之末，冬十月作下一年之始。 因此在僅僅剩下一月餘的元光五年裏，公孫弘沒有足夠充裕的時間通過郡國推舉，再從齊地到長安，參與策問之後，又往返於長安與西南夷之間並進行視察工作，隨後擢升左內史。故而《百官公卿表》所記載時間成立無疑與元光五年第二次入京，“一歲”抑或“二歲”中至左內史皆存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