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相信很多人對於義和團，我們是熟悉的，可真要說點啥的時候，又覺得非常陌生，似乎關於他們的資料也，起碼是給大衆看的少之又少，在我們的印象中義和團就是一羣拖着鞭子自以爲刀槍不入的粗人，哇哇大叫向前衝找洋人幹架，最後不是身死道消，就是被人斬首示衆，就好像一場滑稽的大戲，落幕的時候只留下看客們的歡聲笑語。
有的人覺得這是一場自發的，奮起反抗殖民者侵略的悲壯的愛國主義運動;不過更多新時代的聰明人認爲那就是愚民，邪教徒的鬧劇，阻礙了西方先進文明的傳播，更是愚昧無知上不了檯面的東西;淹沒在歷史中的真相無人知曉，也不用作爲後來人的先知先覺，只想大家比較客觀的去看待下這個歷史事件。
甲午戰爭中中國戰敗，再次引起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在當時的中國能夠進入內陸地區的只有傳教士，而義和團運動仇恨的一個重要目標正是教會組織。教會在中國吸納教衆引起了當地人的很大不滿，這裏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爲傳教者中間良莠不齊，不過就以幾個傳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來呢，爲何能夠掀起這麼一場巨大的排洋風潮?
回顧當時發生的“教案”，絕大多數既有一定的利益衝突，但更多的是思想衝突，中國古代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的對立是造成後來仇洋情緒氾濫的根源。除此之外，當時人們的無知和愚昧也是造成這種敵視情緒的重要因素。當時的中國人指責洋人的宗教是宣揚“無君無父”，還有婦女若是信教則被視做“傷風敗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荊州教案，旗營婦女誦經，被其夫逼殺。
據統計，從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末，全國發生大小教案八百餘起，其中較大的有“天津教案”“長江暴動”及四川餘棟臣起義等。其發動與參與者有地方官員、土豪鄉紳、普通農民、民團會黨、城市貧民、流氓無產者……十分複雜，規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但基本訴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衛道”的封建性。在當時廣爲流傳的義和團揭帖中記載了衆多類似這樣的控訴洋教的文字，經受過現代科學教育的人們不會相信這一套，不過當時的義和團自己也到處開壇做法，人們自然深信不疑。
義和團運動於90年代後半期起源於山東和直隸，以“練拳”爲名組織起來，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發展到直隸，並於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義和團的口號雖不統一，但主要是“順清滅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並明確表示“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愛國性與封建性混爲一體。對一切與“洋”有關之人和物，義和團則極端仇視，把傳教士稱爲“毛子”，教民稱爲“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爲“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統在嚴厲打擊之列。
祕密宗教和民間文化是義和團組織、發動的重要工具。流行鄉間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戲曲中的角色如關雲長、姜子牙、黃天霸、孫悟空、豬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爲義和團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來源，祕密宗教與民間文化就這樣緊密結合起來。教門首領的降神附體、撒豆成兵、呼風喚雨、畫符咒水等“邪門歪道”與農民大衆的迎神賽會、祈豐求子、祛災祈雨等漸漸融合。而義和拳的拳師們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來源的多種因素，如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喝符唸咒、治病祛災等。這些招數爲廣大農民熟悉，極易爲他們接受。
而與以前各種祕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點是它降神附體的羣衆化，即不單是教門首領有權躬代神位，所有練拳者只要心誠都可祈神降身，保證自己刀槍不入;而且，這些神都是歷史上流傳已久、爲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英雄好漢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獨尊的神祇。這些都使義和拳的感召力更強，更易發動。在義和拳的傳播過程中，民間社戲也起了重要作用，義和團的不少神祇都來自這些社戲，許多拳民自稱關公、張飛、趙雲、黃飛虎……當拳民被某神附體時，其行爲便與他所看到的戲臺上的這個角色的動作一樣，在言語上摹仿戲上的說白，行動摹仿戲上的臺步，狀甚可笑。陳獨秀當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稱“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乃是造成義和拳的第四種原因”。
觀察義和團運動的興衰史，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漢人督撫多主張對拳民採取強硬手段，滿人督撫則給予義和團非常明顯的“懷柔”。發生拳亂的直隸、山西、河南、內蒙、東北，當時都是滿人當政，如這一年的直隸總督爲裕祿，山西巡撫爲毓賢，河南巡撫爲裕祿的哥哥。
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竟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級官員自行決定。由於中央官員內部和地方各級官員對義和團的態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對，中央政府也深受影響，搖擺不定，時而主剿，時而主撫，但總的傾向是主撫。而最終決定明確支持義和團，則是要利用義和團根絕維新隱患。
對守舊派來說，光緒的存在確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同時又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於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而義和團本身的封建性、落後性，也爲這種利用提供了基礎。
由於有了政府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1900年春夏義和團進入京津後，情形更爲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嬰兒生來迎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爲“機器工藝”爲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爲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的指使下還一度衝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自然受到威脅。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八國聯軍”發動又一次侵華戰爭。
6月19日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並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義和團更加鬥志昂揚。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鬥，中方終因武器落後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統失靈，北京城於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皇出逃。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爲儘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發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爲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後撲滅。
歷史從不問對不對，而只問爲什麼。破產的農民，虛弱的官府，可疑的洋教，互斗的羣衆(教民與非教民)，無所事事的青年，失控的基層，四散的流言。在這時候，沒有什麼比排外更能成爲這一盤散沙的凝結核。作爲一個歷史現象的義和團無法用對錯來評估。
義和團運動本身倒是沒有什麼稀奇。如白蓮教，黃巾道教起義等中國傳統宗教運動一樣，每到亂世都會出現保守宗教勢力。義和團真正的可悲之處在於被統治者利用! 作爲清朝最高統治者的慈禧等人，絕對不可能不知道義和團所說的刀槍不入，請神上身是假的。也不可能不知道手持冷兵器的義和團絕對不是裝備 機槍和火炮的列強軍隊的對手。 統治者中利用狂熱的人民，目的只不過是爲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廢掉自己不喜歡的掛名皇帝，中國歷史的悲哀就在於此。 外國曆史學家說過：中國享受自由和有變化的只是統治階級，而下層民衆幾千年來沒有變化。 而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着眼的只是在於自身的統治地位。只要能夠維持自身的統治地位，至於國家的強弱，民族的興旺，他們是不關注的，也沒有必要關注。
實際上，專制政府由於根本上的缺陷，不可能得到國內絕大部分民衆的真心支持，所以它的絕大部分精力必須用作對國內民衆的控制和鎮壓，哪還有對外用兵的餘力。所以，內殘外忍就是中國古代政府的顯著特點。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政府也不敢向外用兵，因爲一旦對外用兵失敗，政府軍力和實力受損，民衆就很容易推翻它。比如對朝鮮用兵失敗的隋煬帝，對滿清用兵失敗的大明崇禎。 以滿清爲例，爲了保住自身的統治地位，其壓住各種進步勢力半個多世紀。它讓中國從一個世界一流的大國變成一個殘缺不全，人人可欺負的弱國。
百年過去了，與其去嘲笑這些數代文盲們爲什麼會如此迷信而殘忍，不如去思考一下我們今天是否面臨類似的問題。今天基層的失控，城鄉文化的對立衝突，以及貧富分化這個老問題，這些矛盾都從哪裏去排解呢?誰看不到義和團行爲的正義性，誰就是沒血氣的好奴才;誰看不到義和團行爲的愚昧性，誰就是活到今天也還記吃不記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