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宋的商稅制度入手，來看看宋代商人地位如何你知道嗎?不知道沒關係，小編告訴你。
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有文宋之稱，其特色在於重文輕武，可以說是很多文人騷客最嚮往的朝代之一。當然宋朝還有一個特色在於，在古代重農抑商的大環境之下，宋朝雖然依舊是走着重農抑商的路線，但相對來說其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歷朝歷代中也是數一數二的。
宋朝商品經濟的發達，跟統治階級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諸如宋朝初期，在雍熙四年，宋太宗趙光義就派出特使到周邊各國遊說，給予了這些特使很大權力，讓他們帶上空白詔書，也就是提前帶去准許通商的文書，談差不多了直接寫上去就行了，不用再大老遠請示皇帝了。
到了南宋，朝廷對於對外貿易更是看重，在主管對外貿易的市舶司中如果有人可以招徠到商舶，還會給予不少的經濟獎勵，由此可見宋朝皇帝還是很有經濟頭腦的。
既然宋朝商品經濟如此發達，那麼商稅是怎麼樣的呢，今天宋安之來說說這個問題。
在對外貿易上，宋朝對於外來商人，整體來說還是很好的，因爲宋朝統治者需要刻意營造出一個寬鬆安全的環境，來吸引外來商人源源不斷的到宋朝從事貿易活動。
根據《廣州通卷》記載來看，外來商船抵達貿易港口以後，諸如象牙、犀角、珍珠之類的，都要拿出一部分無償獻給朝廷進貢給皇帝，名曰“呈祥”。其實這種方式就相當於徵收了一部分稅款，一般來說，只要不是官員勒索外來商人，這些外來商人所上交的各種稅款，都在可承受範圍之內，還是相當賺錢的。
至於宋朝內部，所收的商稅就很複雜了，可以說是相當之雜。
以南宋來說，所收的商稅可以說是相當苛暴。像南宋開國初期出現了各種苛暴甚至違法的商稅，諸如對商人沒有販運的貨物，卻無中生有的編造出商品名字和貨物數量，來命商人納稅，稱之爲“虛喝”。當時流通的貨幣是紙質的會子，銅錢已經很少流通，於是徵稅機構就讓商人在規定時間內以銅錢交稅，如果過了時間還沒有交就要“以物貨抵”當價准折，或止折三兩文，稱之爲“折稅”，實則是強取豪奪。
還有就是商人本來只是販運少量的普通貨物，結果硬說販運的是大批貴重物品，要“以一爲百，以十爲千”的增加數量來徵稅。甚至有些地方收稅的“欄頭”，往往是小船離稅務十里外，就截下客旅搜查稅物，結果是實爲搶劫，往往搜完以後小商貨物爲之一空。
當時種種苛刻的商稅，可謂是混亂至極。宋孝宗在淳熙五年對於這些弊端進行了整頓，其中幾句話評價的很是到位：“池州雁汊謂之大法場，黃州謂之小法場，鄂州謂之新法場”。
意思是這些徵收商稅最爲苛暴的場所，被商人比之爲殺人的“法場”。
由此可見雖然宋朝的商品經濟發達，但商人地位低下，並沒有什麼話語權，所以說宋朝雖然商品經濟發達，但依舊屬於是重農抑商，商人地位依舊低下甚至低賤，被上層是隨意的予取予奪。
宋孝宗時期對於苛暴的商稅整改很成功，諸如減少各地收稅機構人員數量，限制其權力。還有在各地收稅機構“稅務”前用大字公佈，如果仍舊有不法侵擾甚至搶劫商人的行爲，首先懲罰該地的財政長官之轉運使，使各種弊端得到了有限的遏制。
但到了南宋後期，隨着吏治腐敗，商人再次成爲被剝奪的對象，史稱“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是挖空心思的想出各種奇葩的名目來對商人進行各種收稅，有時候甚至連行人也不放過，照樣可以想出各種奇葩的名目來對行人收稅。
兩宋整體上來說，商稅的範圍很廣，各種雜稅很多，以海上絲綢之路爲代表的商品經濟雖然發達，但不代表着商人地位提高了。很多時候包括統治階級也是睜一眼閉一眼，甚至鼓勵下面收稅機構對於商人進行各種剝削，究其原因在於古代的“重農抑商”大環境之下，其他羣體都覺得商人是無奸不商，所以自然會對商人進行各種限制和剝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