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25日，蘇俄外交官加拉罕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佈廢止1896年《中俄密約》以及與日本簽訂有關中國之條約、放棄庚子賠款、放棄帝俄時期侵奪的特權與土地、無償交還中東鐵路等等。消息傳回中國，一時之間使得正因巴黎和會上列強對華態度不公而失望憤慨的國人，感到十分雀躍，對蘇俄好感頓時大增。而當時新生的蘇俄政權，仍未鞏固好自己的勢力，對內，與白軍舊政府的內戰仍方興未艾;對外，則在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與進逼的波蘭軍隊作戰，以阻止其奪回遭瓜分的故土;同時協約國軍隊也以支持白軍、重開第一次世界大戰東部戰線爲由，自1918年起派兵進入西伯利亞，大戰落幕後仍未悉數撤離，形成在遠東的威脅。在此四面楚歌的形勢下，蘇俄急於打破國際的圍堵，同時向外輸出共產革命，因此向中國示好，爲自己爭取生存空間。
不過當時的中國仍屬協約國陣營，與歐美各國俱不承認蘇俄的合法性，因此對於蘇俄的提議並未多加理睬。等到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又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的大部分內容，但已改變無償歸還中東鐵路的提法，改爲談判處理，對於其餘領土亦非無條件歸還。此時的蘇俄已逐漸站穩腳根，與波蘭的戰事大致結束，西伯利亞地區的白軍亦逐個遭肅清，1920年4月蘇俄還在此成立了遠東共和國，並得到日本的承認。歐美各國亦紛紛開始與蘇俄接觸，轉變了蘇俄的國際孤兒處境，因此蘇俄對華態度也就不再那麼慷慨。有鑑於此，中國北京政府不得不考慮與蘇俄談判建交的事宜。等到1921年，中華民國早先收復的外蒙古又先後遭白軍與蘇俄佔領後，北京政府便揹負更沉重的壓力，急着緩和中蘇關係，儘可能地收回失陷領土與權利。
而在中蘇準備進行談判之際，中國各界以爲從前被迫割讓的領土有了迴歸的曙光，因此絡繹呈請中央，希望與蘇俄交涉相關事宜。其中最被關注的地區，就是圖們江流域的毛口崴，又稱爲摩闊崴，帝俄取得此處後則命名爲波謝特，今日則叫哈桑斯基。毛口崴鄰近吉林省琿春，假如可取回的話，中國將在東北重新擁有完整出海口，在日本海建立商業甚至軍事勢力。
此處的重要性早被威逼清朝簽訂《璦琿條約》的俄國總督穆拉維約夫所注意，他曾在1859年7月的家書內寫道“人固不願佔領更多之地，但此爲必須者：在波謝特灣，有一優越之海口。與中國一有隙裂，英必佔領無疑……自波謝特灣至帕伏洛尼海角之整個海岸線，約有二百俄裏，其間有無數優良海峽及港口，深爲海軍國家所垂涎，然此區爲中國所有，將盡爲英國所佔，況1855年之間，英國曾進窺此處，書之於冊，甚至公佈其地圖。”因此，爲了擴張領土與防堵英國，俄國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將原先《璦琿條約》內規定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又全數奪走，徹底封死中國在日本海的出海口，並在毛口崴附近的海參崴建立了新城市，也就是今日俄國的符拉迪沃斯託克，其義爲“東方征服者”。稍後在1868年簽訂《中俄琿春界約》時，清朝才爭回有限的圖們江口出入權。
由於海參崴是俄國在遠東的重要軍港，因此中國沒敢奢望收回，故轉而考慮收回毛口崴的可能性。當時吉林省延吉、琿春、和龍等縣的商會與教育會，都推派代表向地方與中央呈請此事，地方官員也提議“我國在吉江方面並無正當海口，毛口崴口岸應相機設法收回”。1921年8月8日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遂向總統府諮文：
“竊查我國數十年來國土日蹙，海權盡失，動受人制，良可哀也，遠且勿論，即在吉言吉……中俄續約俄人又取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以故海口全無，咽喉被扼，交通塞而商業即無由振興。歐戰以還，俄亂突發未已，值此中俄商約尚未成立，設法爭回，機不可失。惟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俄國已設東海濱省，面積既廣，又與各國有關，徒以口舌之爭恐難奏效，況海參崴又爲各國注目之點，尤難挽回。茲先退一步想，擬將琿春迤東之毛口崴海口先行爭回，以便商船出入，不致永久受制於人……查毛口崴系大彼得而灣(今彼得大帝灣)內之一小海灣，俄國盛時，曾駐海陸軍於此，我如爭回，商船軍艦均可自由出入，直與朝鮮之清津口岸對峙爭衡，而國防上尤增無數便利……趁此時機，按據歷史地理爭此彈丸之地，當可冀就我範圍”。不久之後吉林省長孫烈臣亦茲請中央類似的內容。
早前幾天，張作霖甚至還另提議過：“查政府對赤宗旨，最要者在收回從前已失之權利及主權，故中東路擬收歸國有，凡俄人因建築所費之資本，自政府發行債券，以償還之。黑龍江左岸之六十四屯，及伯利(今哈巴羅夫斯克)對岸之三角洲等，爲前俄政府所侵佔者，亦擬乘機收回。至中國人民因俄國政變所受間接直接之損失，亦要求相當之賠償”，希冀連同黑龍江以北的江東六十四屯等失土一併爭回，甚至向蘇俄索討其內戰時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失賠償。等到中蘇開始談判後，張作霖又再度於12月諮請中央爭回毛口崴一事，“近查報載，滿洲里中俄已開會議，伏請轉達我代表於會訂商約時，務將故土爭回。事關海防暨領土主權及商業上甚大，時機不再，萬懇堅持，國家幸甚等情”。
此外，當時東北良港爲日本控制旅順、大連後所成立的關東州，其發達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東北的對外經濟。1922年3月總統府亦交付國務院商討振興東北與收回毛口崴的事項： “查滿州大豆小麥兩項，近年輸往歐洲者各有三十萬噸之多，爲大連發展計，宜將貨物如何麕集，如何散佈，設備完善，研究疏通海運各節，欲吸收我東三省農產運輸之利全歸於大連，我似宜亟籌抵制之法。查營口爲通商大埠，直達滬廣，似可爲通歐洲輸運航路之要點……營口航業如何振興，能否分大連運輸之利，歸之營埠，更如何使輸往歐洲較大連爲便利。總之，東人政策重在發達大連，我國政策必湏注重營口。又吉林民人前有呈請索還俄摩闊崴等口之案，如能實行，則我東三省貨農各品又多一出海之口。” 只是，處於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蘇俄尚且不肯無條件交還，更何況是已統治數十年之久的黑龍江以北與毛口崴等地?再加上名義上仍屬我國的外蒙古，當時也正被蘇俄佔領，因此如何討回外蒙古與中東鐵路，纔是北京政府得頭痛的優先要事，其餘失土失權只能暫且不表。而且蘇俄又派出代表與國民黨、共產黨還有其他地方軍閥接觸，這也令北京政府感到莫大壓力。最後在中蘇雙方几度來回折衝之下，才於1924年5月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議》。蘇聯在協議中允許中國贖回中東鐵路、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主權，並允諾在日後商議蘇聯退出外蒙古的辦法。
但1924年11月外蒙古在蘇聯鼓動下宣佈廢除君主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中蘇關係因此又陷入低潮，其餘利權更難爭回。儘管遲至1925年，仍有吉林琿春的教育會呈請“毛口崴一帶爲吉林東南之咽喉，軍事商業上之要地，亟應乘中俄訂立商約擬會，援據事理先爲爭回，以開海疆門戶，而免運輸受制外人，俾我大好山河回覆版圖”，但終究於事無補。中國所擁有的，依然是不完整的圖們江出海權。
然而當1938年爆發張鼓峯事件、蘇聯與日本短暫交戰後，日本爲了防堵蘇聯而封鎖圖們江，導致中國僅剩的出海權也遭剝奪。對日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忙着打內戰，也無暇恢復這權利。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也因初時與蘇聯親善、接着中蘇交惡，導致長期雙方於邊境上互相對峙，更無法論及東北出海口之事宜。
